去年美国爆发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最近已经发展成了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危机，并且正在演变为席卷西方的经济衰退。西方金融界的权威人士称这场金融大海啸为“百年不遇”，承认这是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大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了防止这场金融危机发展成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经济大萧条，西方各国的中央银行向其银行系统注入了巨额资金，在通货膨胀仍然存在的环境下多次降低利率，甚至不惜政府出资拯救本国银行，将私人银行国有化。在最近几十天中，美国政府就决定为这种拯救行动付出8千多亿美元，而西欧各国则打算为拯救本国金融体系而付出2万亿欧元。
一、危机还是机遇：对立的发展道路
在现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如此严重的西方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竟然会没有影响，这是不可想象的。中国的经济界和经济决策层担心中国会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拖累，甚至也被牵连到某种危机之中，这种担心也在情理之中。似乎是反映了中国经济决策层的这种担忧，当前些日子欧美国家的中央银行共同采取了降低利率的行动时，中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也跟着同时降低利息率，给人造成了一个印象，似乎中国的中央银行不过就是美国和欧盟中央银行的应声虫。
其实，了解20世纪30年代以前一百年西方国家的经济史的人都知道，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不过是在重现那时几乎十年发生一次的经济危机，从危机发生的方式到危机演化的路径都是如此，连危机在各主要经济大国发生的同步性，也和那时候一模一样。我早就认为，最近20多年由美英引领而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自由化“改革”，不过是在将整个世界拉回到19世纪去。在现代的技术和社会组织下实行19世纪的那种自由市场，不发生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倒奇怪了。这是现代的经济自由主义必定招来的报应。
按照19世纪的常态，任何一个经济上的主要国家都不能逃脱重大的国际性金融危机的打击。以此推论，中国经济在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似乎也必遭劫难。不过，这样的推论所依据的并不是什么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
在70多年前的那次30年代大萧条中，西方的发达工业国都深陷危机的泥潭，产出的暴减和失业率都以百分之几十计，而苏联却恰好在这个时期彻底实行了公有制计划经济，不仅没有经历什么产出总值上的下降，反而实现了工业生产能力的大飞跃，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现代化的工业国。在紧接其后而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战胜了纳粹德国，这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正是它在西方经济大萧条期间建立的工业实力，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实力。对苏联来说，西方的经济大萧条反倒成了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大机遇。
熟悉经济上的历史事实的人都知道，19世纪欧美国家之所以在受经济危机打击上具有同步性，是因为它们都实行在国际上开放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苏联之所以将西方国家的30年代大萧条变成了自己发展的机遇，则是因为它在当时实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公有制计划经济。
当然，单纯对历史事实进行比较和模仿不可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不过，对当前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形势进行的深入考虑仍然会证明：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是危机还是机遇，这取决于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和路线。
有两条根本对立的道路摆在我们面前，供我们选择：一条是独立自主地集中统筹的经济发展路线，走这条道路，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是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另一条是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这条道路或迟或早会使中国受西方国家裹胁而陷入经济和金融危机。
二、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
最近十年来，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在中国占据了统治地位。这条路线在国内致力于实行自由放任式的市场化，不顾一切地推行掠夺人民财富的私有化；对外则完全放弃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放弃对国内市场的保护，放任外国产品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品占据中国市场，放任以致恳求西方企业抢占中国的投资机会、控制中国的各个产业，甚至将中国的国有企业都以“卖”为名拱手送给外资企业，同时调动一切政策手段力图通过增加对西方的出口来发展中国经济。
中国的决策层自1999年开始不惜代价地致力于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最终以放弃经济上的独立自主为代价而在2001年加入了WTO，实行所谓“与国际接轨”，这是执行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路线最集中的体现。
前几年美国正处于经济危机爆发前的那种最疯狂的经济繁荣期。适逢这一时机，加入WTO带来的西方降低对中国出口产品壁垒方便了中国增加产品出口，使得以低工资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中国产品的出口能够以每年30％多的速度快速增长，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也从每年2百到4百亿美元上升到2千多亿美元。“与国际接轨”道路的拥护者们由此获得了“证据”来“证明”其主张的正确性。而现在的国际金融危机却说明，这个“与国际接轨的好处”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虚假繁荣。
就是在前几年这个时期，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也使中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加入WTO迫使中国放弃对国内重要产业的保护，导致中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增长遇到严重困难，大豆之类的产业更是被外国产品挤垮；外资企业大举进入中国并在中国的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疯狂并购，使中国的许多重要产业被外资控制；开放中国金融业使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赚取了巨额利润，并且将中国变成了为美国和英国等资金净输入国筹资的重要来源。经常帐户的巨额顺差使中国成了一个资金净输出的国家，但是对外资的开放以致优惠却使外资同时大量涌入中国，造成了畸形的资金内外对流，国内的外资与国外的外汇储备同时激增，中国自己国内的产业被外国人控制、丧失盈利机会，由此换得的外汇储备只是回报很低的外国资产，而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则清楚地表明，中国外汇储备所持有的这些外国资产很可能不会有约定的回报，甚至可能连本金都损失掉。
而当前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将彻底暴露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给中国造成的危害。西方金融体系的动荡可能使中国积累的外汇储备受到重大损失，但这绝不会是西方金融危机对中国的最主要作用。西方经济的衰退必定导致对中国出口产品需求的明显下降，再加上巨额的贸易顺差所招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昙花一现的出口需求拉动本身所助长的劳动成本上升，所有这一切都使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遭受重创，出口能力迅速下降。最近一年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倒闭了几万家企业，据称导致2千万工人失业，这些企业倒闭的主要原因就是出口变为亏损。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西方经济衰退才刚刚开始，西方需求萎缩对中国出口的这种打击也才刚刚开始。
面对出口增速的明显下滑，有关部门的反应是进一步深化片面依靠出口的经济发展举措，最近又重新将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4％。这是继续坚持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的表现。其实，中国当今受制于出口的依附型经济结构，本来就是高出口退税率等一系列依附主义的经济政策导致的。在依附于出口的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提高出口退税率，不仅是坚持引导企业走错误的发展道路，而且是在错误的发展道路上越走越远。
三、通向危机之路
象这种片面追求出口增长的经济政策，只是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的一个方面。而坚持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最终一定会使中国受西方国家拖累而陷入金融和经济危机。
在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下，出口成了解决国内总需求不足的主要出路，而对应地放宽进口限制却反过来通过增加进口而加剧国内的总需求不足，造成国内总需求不足的恶性循环。西方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会大大减少西方国家的总需求，导致对中国产品出口的需求减少，中国从西方进口的压力剧增。西方的经济衰退还会使国际贸易中争夺市场的斗争加剧。这一切都会导致中国靠出口增加本国产品需求的努力受挫，对进口不加限制则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激增。这样，西方的危机必定会降低中国净出口（出口大于进口的贸易顺差）的增加幅度，还很可能大大减少中国的净出口，而净出口减少就意味着国外购买造成的对本国产品需求的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市场对增加中国产品的需求起的是有害的作用，而不是有利的作用。
更严重的是，如果这次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加深到极为严重，中国也会有可能由上千亿美元的巨额贸易顺差转变为出现贸易逆差。这特别可能产生于下述情况：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经济衰退极为深重，使中国的出口明显萎缩，造成对中国产品的总需求严重不足；为了增加对本国产品的需求，中国不得不以本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扩大国内需求，但又没有建立起足够有力的阻止进口的贸易壁垒，结果是内需的扩大同时也使进口激增。严重的出口萎缩与进口激增合在一起，就可能使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转变为贸易逆差。
贸易逆差意味着国外购买的中国产品少于中国购买的国外产品，使得国际市场上的贸易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国内没有足够大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中国就会出现严重的总需求不足，企业没有利润，工厂倒闭，经济萧条，工人失业。即使中国仍然有正的贸易顺差而西方经济衰退仅仅使贸易顺差减少，这种恶果也或多或少地会在某种程度上出现。而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所要求的对外国进口产品开放，将成为导致这种恶果的一个主要因素。
原则上说，一国可以靠资本帐户上的外国资金流入来弥补自己的贸易逆差，而外国资金流入本来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为有贸易逆差的国家提供进口资金。但是最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西方国家的垄断资本和政府往往利用这种资金流动抢占别国的投资和盈利机会，控制别国经济，甚至干涉别国内政。而中国最近15年来的问题则更为荒谬和严重：经常项目的顺差使中国成了一个资金净输出的国家，但是放任以致鼓励外资进入中国却造成了畸形的资金内外对流，一方面是外资控制了中国自己国内的产业，夺取了中国国内的盈利机会，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国内用不了的这些资金使中国的外汇储备激增，而这些外汇储备所化成的外国资产又可能使中国的外汇储备连本金都亏蚀掉。
如果坚持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继续放任以致鼓励外资进入中国，这样畸形的国内外资金对流就一定会损害中国的金融甚至经济利益。中国现在还没有开放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经常项目顺差下的外资流入只能造成官方持有的外国资产即外汇储备的增加；如果中国开放了资本项目下的人民币自由兑换，经常项目顺差下的外资流入就可能造成中国国内的许多个人购买和持有大量的外国资产。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这样畸形的国内外资金对流都不可能不造成中国人民经济利益的损失。
一般说来，流入中国的外资在中国所得的回报都会比它持有中国以外资产的回报为高，否则它就不会流入中国。只要中国经济不陷入危机，外资对持有中国资产的这种高回报预期就不会落空。而所有的中国人当然都要竭力防止中国陷入任何经济危机。这种格局的最终结果是，经常项目顺差下的外资流入只是提高了外资的收益。而与其相对应的中国资金流向国外，却是放弃了国内实际上较高的回报而去获得国外较低的回报。在那些向国外投资的私人企业和个人，这是由于国内的高回报投资机会被外资企业抢占而不得不为；而在以外汇储备形式流向国外的官方资金，则是由于政府的错误政策和无能。
更严重的是，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中国流向国外的资金可能最终连本金都会亏蚀。中国政府购买的外国债券甚至美国债券都可能亏蚀本金，而香港市民个人大量购买的美国雷曼公司的“迷你”债券则肯定已经血本无归。事实证明，中国畸形的国内外资金对流就是西方企业玩弄的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金融大欺诈。总的说来，经常项目顺差下的外资流入最终增加的是外国资金的收益，同时就损害了中国的资金收益，甚至使中国的资金亏损。
经常项目顺差下的外资流入脱离了为国际贸易融通资金的实体经济的需要，并且会反过来对国际贸易方面的实体经济造成严重打击。经常项目顺差下的外资流入最终会加大汇率的波动，如果政府不对汇率进行强有力的控制，就会造成外资大量流入时本国货币的汇率急升，外资大量流出时本国货币的汇率则会暴跌。而汇率的这种急剧变动不仅会导致中国进出口的剧烈波动，使本币升值时出口骤减，本币贬值时出口骤增，而且大大增加了为出口而生产的企业所面对的风险，严重打击中国的适合实体经济需要的出口。
这种本币急剧升值对出口企业的打击，我们最近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企业的大批倒闭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的汇率波动不仅会造成正常的实体经济中出口部门的萎缩，而且这种萎缩通常就意味着在一个依靠出口的经济中触发大量失业的经济危机。
最为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经常项目顺差下的外资流入最有可能成为直接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因素。
如果对外资的流入流出不加限制，当一国经济繁荣时，盈利率高吸引外资大量流入，不仅抢占了本国的盈利机会、控制了本国经济，而且会进一步助长国内的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的攀升，强化国内的经济泡沫，在国内的金融系统中加剧投资倾向，进一步刺激国内的投资过热和总需求的膨胀，从而加剧国内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这样的经济泡沫不可能不破灭。而一旦国内的经济泡沫破灭，过热的经济开始冷却，流入国内的外资就可能大量撤出。如果外资已经在本国金融和经济系统中占据了足够重要的位置，外资的迅速撤出本身就可能造成国内金融系统和经济中的混乱，甚至可能导致投资和融资体系的瘫痪，从而造成国内投资和需求的急剧萎缩。国内需求的这种萎缩会使企业利润迅速下降，如果企业利润的下降反过来更进一步导致投资和需求的萎缩，就可能造成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使该国陷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这样一种由外资流入流出所强化的陷入危机的过程，在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这一轮从过热到冷却的周期过程中也有反映。加重中国的问题的一点是，经常项目顺差下的外资流入使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过快，形成了使中国的中央银行过度增加基础货币供应的巨大压力，而这种压力成了造成中国国内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个因素更进一步加强了外资的流入流出在将中国导向金融和经济危机方面的作用。
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在帐面上积累了约1万9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帐面上，中国到目前为止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的借债并没有超过1万亿美元，这种累计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借债可以说是对中国的“外商要求权”。按这样的帐面资产负债作比较，“外商要求权”与中国外汇储备的比例大约在二分之一左右，似乎在外资从中国撤出时中国的外汇储备足够供撤出的外资兑换为外币之用还有很大的剩余。
但是，一直有报道说，中国的外汇储备中所持有的某些外国资产已经亏蚀了本金；而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更表明，中国外汇储备中所持有的大部分外国资产，包括美国政府的国债，都有可能不按合同还本付息，使中国亏蚀掉其本金。更重要的是，如果大批外商从中国撤资导致中国政府必须在短期内大量抛售其外汇储备以满足外资的兑换外币要求，中国外汇储备中的资产本身也可能在抛售中价格下降，从而更进一步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所可以兑现的外币数额。
而外商卖掉其持有的中国国内资产并从中国国内撤资，通常会是在其持有的中国资产价格的最高点。这使外商撤资时其在中国的投资已经会有很显著的增值。我们看到的许多个案都表明，流入中国的外资的这种增值可能在几年间就达到几倍之多。这就意味着，当外资从中国撤出并要兑换为外币时，它们所要求兑现的外币额即要求兑现时的“外商要求权”，绝不会是帐面上累计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借债的那不到1万亿美元，而会远远大于这个帐面上的累计金额，甚至可能达到它的几倍。而我们能够用于应对这种兑换要求的外汇储备，可能会由于上面所说原因缩水到不到1万9千亿美元。这可能使要求兑现时的“外商要求权” 与中国外汇储备的比例变为大于一。
原来帐面累计的“外商要求权”与中国外汇储备之比约为二分之一，而要求兑现时的“外商要求权” 与中国外汇储备之比则可能大于一。这两个比例之间的差距，本身就直接衡量了经常项目顺差下的外资流入这种畸形的资金内外对流给中国造成的财富损失。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要求兑现时的“外商要求权”与中国外汇储备之比大于一，外资大量从中国撤出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仍然有可能不会满足外资撤资时的兑换外币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然可能陷入一场真正的金融危机。
最糟糕的是，目前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依然相当高，房地产业中的泡沫尚未真正破灭，对外资的流入和流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限制，而西方的国际金融危机又使中国成了一个有可靠回报的投资好地方，2008年前3季度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竟达到了744亿美元的惊人水平，比上年同期增长了将近40％，比上年同期的增长率大了29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造成通货膨胀的经济过热继续下去，特别是让房地产业中的泡沫重新膨胀，我们前边所说的那种伴随着外资的流入流出而陷入危机的过程就可能在中国完成：房地产泡沫和经济过热使外资加紧流入，加剧经济的过热和通货膨胀，而当泡沫破灭的过程必然到来时，外资的自由撤出就会将中国带入类似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境地。
最近中国的中央银行多次降低利息率，直接的原因当然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急速下滑，需要防止中国陷入经济衰退；但是在通货膨胀的危险还没有充分化解的情况下这样急速地降低利率，很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卷土重来。在这样的环境下，国务院最近竟然决定减免住宅交易税费、下调住房贷款利率、降低首付比例至20％，在房地产泡沫仍然没有破灭时鼓励增加购买商品住宅的需求，更是有增大房地产业泡沫的可能。
其实，2003年以来中国商品住宅的那种销售的增长和售价的上涨肯定是不可能长期持续的。越早将中国的房地产销售冷却下来，让中国的城市住宅售价真正下降，中国房地产业中将来会形成的泡沫就会越小，中国金融系统和整个经济遭受的危机之害就会越小。引发这次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美国“次贷危机”，其直接的起因就是2001年格林斯潘不肯以坚决的紧缩冷却过热的经济，而是利用大幅度降低利率制造房地产泡沫来缩小经济衰退，造成了巨额的次级抵押贷款不良资产。现在，如果维护并扩大中国的房地产泡沫，让中国的经济过热持续下去，中国也难免象7年前的美国那样积累起引发金融危机的巨大隐患。在这样的情况下坚持走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下一次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很可能轮到中国，中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将指日可待。
四、防危机：放弃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
以上所说的那些导致中国陷入危机的因素，都是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的必然产物。放弃这样一条道路的种种措施，将使中国免于陷入西方国家的那种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遏制和消除畸形的资金对流
在中国目前具有巨额对外贸易顺差的情况下，要防止由外资的流入流出将中国引入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必须采取强硬的行政手段遏制任何外资的流入。鉴于以个案审批的方式遏制外资流入在操作上困难并容易滋生腐败，当前最紧要也是最好的做法就是根本禁止任何外资流入，特别是禁止任何外资以购买中国企业、企业股权和借债的形式流入，使中国国内企业的一切资金需求都由境内的资金来源满足。外资要从中国撤出，其出售的资产也必须由已在中国境内的购买者以中国境内资金购置。这样作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其经常项目的顺差，遏制外资流入和外汇储备的灾难性同步增长，以消除畸形的国内外资金对流。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应当有计划地收购和赎回中国境内的外资企业或外资的企业股权，偿还到期的外资债务，以逐步减少中国境内的“外商要求权”。从外资手中收回其所有权（包括股权）的境内企业，其所处的行业首先应当是国家的战略产业、支柱产业和资源性产业，其次则是销售市场主要在国内的产业。这是为了收回后由国内自己有效地经营。国家在购买这些企业的外资所有权时，必须硬性规定强硬的购买价格政策，防止外商借机抬高其持有的企业所有权价格而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
一方面，中国需要收购境内外资的企业所有权；另一方面，外资也随时有可能大批从中国撤出。这两方面都造成了中国境内资金突然大量涌向境外的可能性。本来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的最主要作用就是保证满足资金突然涌向境外这样的对外大额净支付的需要。但是，由于中国的大部分外汇储备是持有的外国证券，而大量抛售外国证券时却可能使这些证券价格下降从而受到损失，这就使中国实际上也不敢在资金突然涌向境外时保证满足对外大额净支付的需要。
为了应对这样的局势，从现在起，在国际金融危机没有完全消除之前，中国应一直实行对外资金净汇出上的总额限制，规定全国每月资金净汇出境外的总额不得超过某一最高限额（如每月2百亿美元），境内所有金融机构在此期间将人民币兑换为外币的总额不得超过这一最高限额限定的数额。有这一最高限额作保障，中国的外汇储备管理机构就不会受到在短期内大量抛售手持的外国金融资产的压力，避免中国由于在极短时期内大量抛售外国资产而遭受资产售价下降的损失。
上述这些政策措施的中心目的是，遏制外资流入和外汇储备的灾难性同步增长，以消除十几年来中国的这种畸形的国内外资金对流。
在从1994年以来的这十几年中，中国一直有着显著的经常项目顺差，同时又一直有资本项目下的巨额外资流入。前边的分析已经清楚地说明，从总体上说，这种经常项目顺差下的外资流入对中国经济没有任何好处，有的只是弊病。这样流入的外资实际上不可能增加真正能够在中国境内使用的资金，而只是使外资企业控制了中国经济，抢占了中国境内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而将中国国内自己的资金挤到境外。这种由于国内无利可图而被挤到境外的资金，其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就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前边已经说明，流入的外资与外汇储备同步增加这种畸形的资金对流不仅损害了中国的资金收益，最终还必定会直接将中国导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正因为如此，必须消除这种畸形的资金对流。
政府填补国内资金市场的缺口
从单个企业的经济活动这个层次上说，流入中国的外资一般都是为中国境内的某些企业融资，至少是为外商资金在中国境内建立的企业提供了资金。如果不准外资流入，那些本来可以从境外获得资金并且其经营对中国有利的企业，会面临其可获得的资金上的缺口，它们必须获得替代的资金来源以补充这种资金上的缺口。那些反对禁止外资流入中国的人必定会抓住这个问题说，不准外资流入会使那些经营活动对中国有利的企业面临无法弥补的资金上的缺口，这会妨碍其经济活动，损害中国经济本身。
在中国有着明显的对外贸易顺差的情况下，这种担忧和抱怨是没有根据的。在禁止外资流入的同时，应当要求以境内资金来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意味着中国境内的资金足够中国境内企业使用而有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境内企业任何有经济根据（能完全偿还）的正当资金需求都应当能由中国境内的资金来源得到满足，这方面出现资金缺口是由于境内的融资机制有问题。在对外贸易有明显顺差的情况下，只要正确地安排和使用境内的融资机制，在以境内资金满足境内企业有经济根据的资金需求上不应当会有显著的缺口，不会由于境内企业的资金缺口而对中国经济造成损害。
当然，必须对中国境内的融资机制作出正确的安排，才能将我们所说的可能变为现实，真正完全以中国境内的资金来满足国内企业的正当资金需求。
在这方面，国内目前的法律和制度规定已经为企业从国内的来源获得资金提供了各种可能的渠道，从传统的银行贷款到股票上市融资，一直到民间的合法合规借贷和合股经营。这些融资渠道的运行当然还不够有效率，而在这方面一向被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外资的大规模流入强烈地挤压了中国国内资金的融资渠道，妨害了从国内来源融资的那些融资渠道的有效运行。实际上，禁止外资流入、逼迫境内的企业只能从中国境内寻找资金来源，这本身会刺激中国的资金借贷、股票融资等融资渠道的发展，有利于它们在满足经济的筹资和融资需要这样一些恰当的功能方面健康发展。
为了使从国内来源融资的融资渠道有效运行，保证完全以中国境内的资金来满足国内企业的正当资金需求，现在最需要作的，就是以政府为企业筹资的方式来补充所有上述那些市场化的融资渠道的不足。由政府为企业所作的这种筹资，其运行的基本原则是：先作好估算和预测，预计通过上述那些市场化的融资渠道以中国境内资金来满足国内企业的正当资金需求方面还有多大的资金缺口，再以政府对企业所作的国有实物投资来弥补这个资金缺口。
这种政府投资的资金来源，当然可以是通常的财政资金，但是更多地可能要来源于由政府财政部门发行或担保发行的债券。购买这些国债和财政担保债券的，可以是国内的社会公众，但是主要应当是中国本国的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国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应当尽可能以其外汇储备来购买这些国债和财政担保债券，以便中国的国有经济部门使用这些债券筹得的外汇收购境内外资的企业所有权。
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对这样为企业筹资所获得的资金实行专门的管理，保证这些资金只用于专门的用途，即以实物形式形成国有资产。这样形成的国有企业、国有股权和国有资产都应当统一交给相应的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管，用这些国有资产经营的收益为筹资时发行的国债和债券还本付息，而由相应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财政部代理人身份负责从企业经营利润中征收这些国有企业、国有股权和国有资产的经营收益。
这样就形成了政府对中国金融的集中统筹。
防止对外贸易逆差
前边所说的这些集中统筹措施建立在一个假定的前提下：中国存在着对外贸易的顺差。只要中国的对外贸易是顺差，中国实际上就并不真正需要任何外部流入的资金。外部流入的资金对一个大国的国民经济真正的积极作用，其实是为进口大于出口的贸易逆差融资。没有贸易逆差，外国资金的流入只会挤出国内的等额资金，而这样的资金对流在当前的中国就是对中国人民财富的掠夺，在现在这样的国际金融危机环境下，这样的资金对流还是停掉为好。
前边的分析已经说明，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完全有可能将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转变为贸易逆差。如果中国有可能转变为贸易逆差，前边所说的对中国财经的集中统筹是否还要实行？我的回答是：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必须实行中央政府对中国金融的集中统筹，只是集中统筹的政策措施还应当增加一些项目。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外汇储备就是留作应付对外贸易逆差的。即使中国从2千多亿美元的惊人外贸顺差变为2千多亿美元的惊人外贸逆差，中国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也足够支付9年的对外贸易逆差而不必另外引入任何国外资金。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即使在出现外贸逆差的情况下，也仍然能够从容地实行禁止新的外资流入的金融集中统筹，只是国内企业收购外资企业所有权的行动可能要在某种程度上停止。当外贸逆差数额巨大时，中国政府应当停止为撤出中国的外资兑换外币。中国政府不需对现行的法律作任何修改就可以作到这一点，因为中国的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还是不能自由兑换的；而我们之所以坚决反对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就是为了让它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
当然，为急需获得市场销售空间的中国企业着想，我坚决主张要防止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逆差。我们可以适当减少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这本身就已经为外国产品让出了销售市场，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允许中国的对外贸易出现逆差。西方严重的经济衰退可能使我们的出口萎缩，进口增加，使我们滑向对外贸易的逆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动用两个充分有效的政策手段来防止出现对外贸易逆差，这两个政策手段就是：人民币对外币贬值；对国内市场实行有力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减少进口。
最近几年的所谓“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已经使人民币对外币的兑换率不再盯住任何一种外国货币。这个“改革”的过程也是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过程，这种升值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是这个“改革”本身却使人民币对任何外国货币的兑换率都可以自由地下降，只要我们认为需要。如果中国出现了对外贸易逆差，中国就应当坚决地使用它自由决定人民币汇率的权利，让人民币一直贬值到中国的对外贸易变为顺差。
只要中国有可能出现贸易逆差，中国就应当坚决地实行各种各样的行之有效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减少进口，为国内的企业保护国内市场。这些贸易保护措施应当包括高关税壁垒，更应当包括一切可能的非关税壁垒。我们应当停止与西方国家贸易“自由化”的一切努力，集中力量去争取独立自主地保护国内市场的权利。
在实行这种贸易保护措施时，中国会受到其加入WTO时所作承诺的束缚。中国应当敢于突破这种束缚。中国加入WTO本身就是走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的典型步骤，中国为加入WTO所作的承诺实际上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已经清楚地证明，WTO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一直是西方国家维护其经济霸权的工具，它们力图使用这个工具而将东方国家永远置于依附西方的经济地位。中国的经济发展要求中国突破WTO所强加的种种束缚，重新争得独立自主地决定其对外贸易政策的地位。
有了上述的金融方面的集中统筹，中国就能够自主地确定其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克服出口萎缩所造成的总需求不足。
摆脱对出口和房地产投资的依赖
在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发展道路支配下，国内在前几年的那一轮经济高增长中已经形成了一种舆论，似乎中国的经济增长只能靠出口和房地产业投资拉动。在这种心态下，人们一看到出口增长率和商品房销售额增长率下降就如丧考妣，煌煌不可终日。最近的赶快提高出口退税率和鼓励商品住宅买卖的政策措施，都是这种惊慌失措心态的表现。
稍有一点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国内的投资和消费支出都是总需求的组成部分，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靠增加国内的投资和消费来弥补出口下降所造成的总需求缺口，根本不必害怕出口萎缩会造成国内总需求不足。
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西方的经济衰退使中国不再可能靠增加出口来为经济增长创造需求，而必须转向“扩大内需”。问题在于扩大什么样的内需，怎样扩大内需。
刺激商品住宅销售的政策据说也是为了扩大内需，据说这样可以增加建造住宅的投资。可是实际上，中国建造住宅的投资原本就不少，降低一些这种投资倒可能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建造住宅的投资本来就不一定要采取房地产开发企业建造商品住宅的形式；建造住宅的投资对中国的投资需求也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重要。
2004年以来，中国每年建造住宅的投资都大致占当年GDP的8－9％，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住宅投资平均只占其GDP的5％。最近这些年中国的建造住宅投资是否过多，本身就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建造商品住宅则只是中国的住宅投资中的一部分。2004年以来，中国“城镇”地区的住宅投资占当年GDP的比例在7％上下，其中由房地产开发企业建造商品住宅所完成的投资占当年GDP的比例则逐步从5.5%上升到7.2%。
我们对中国房地产业的分析已经表明，中国的住宅买卖中出现了明显的泡沫，最近几年中国的那种住宅销售额的增长和住宅售价的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这种房地产业中的泡沫迟早要破灭。刺激商品住宅销售的政策想维持泡沫性的住宅售价不下降，这只会导致房地产业中的泡沫继续延续，使泡沫破灭时所造成的危害更大而已。而中国的住宅投资是否过多，特别是纯商品性的住宅投资是否过多，那只有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才能得出可靠的判断。
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最近几年中国的那种住宅销售额的增长和住宅售价的增长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再象这样依靠尽可能抬高房价的盈利性房地产开发商建造中国城镇的住宅，中国城镇的住宅很快就会由于售价过高而销售不出去，中国最近几年住宅投资的增长速度将无法维持。
其实，要想维持住宅投资占GDP的比例为8％而不减少，就可以而且必须转变中国城镇中的房地产投资方式，不再单纯依靠盈利性的房地产商来供给城市居民新住宅。中国各大城市的政府都应当学习新加坡，通过政府的住宅发展委员会的工作来主持建造大量享受政策性补贴的住宅，压低本市居民所支付的房租和房价，以政府拍卖土地的收入和税收对购买和租住住宅的本市居民进行补贴。各个城市的政府应当将由土地得来的财政收入全部用于补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本市居民购买和租住廉价的住宅，并力求做到在这方面收支平衡。这样实际上降低居民的居住成本，才有可能真正扩大城镇住宅的投资需求。
而现在对我们更重要的问题却是，首先要从根本上改变最近几年形成的依靠出口和房地产业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一个主张是，中国应当通过增加人民的消费支出来“扩大内需”。我早在6年前就已经指出，中国国内的消费需求小，其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大众的贫困。要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就必须改变中国的分配结构，增加普通民众的收入和福利。完全正确，我们确实需要通过增加国内的消费需求来扩大内需，而且必须通过增加普通民众的收入和福利来增加国内的消费需求。但是，大幅度增加普通民众的收入和福利绝非在短期内可以做到，因而在短期内也不可能由此显著地增加国内的消费需求。更何况中国还是一个实物资本缺少的国家，在很长时期中也还是需要进行大量的投资。
这就使中国在西方经济萧条的最近一个时期中，还只能主要通过增加国内的投资来维持足够的总需求，也应当主要通过增加国内的投资来维持足够的总需求。问题在于今后应当重点向国内的哪些部门投资。
鉴于房地产业可能面临着严重的供给过剩，政府不应当再鼓励增加房地产业的投资。应当让房地产业的投资规模回到与人民大众的购买力相适应的水平上来。其实，房地产业的投资对中国的投资需求并不象许多人印象中的那么重要。就是在房地产投资极度膨胀的2007年，房地产投资也只占中国全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不到四分之一。即使房地产投资不再象前几年那样增长了，也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对总需求有同样拉动力的投资方向来填补这个需求上的缺口。
对轨道交通和能源产业大规模投资
在与房地产业的投资性质几乎相同的那些投资方向上，我们就需要大量增加对轨道交通和能源供给的投资。
这里说的轨道交通主要指铁路运输和大城市的轨道交通系统。中国在过去的20年中过度偏向发展汽车运输，忽略了轨道交通的发展，以致造成了交通运输上的资源配置扭曲和各种畸形现象。这方面的错误必须纠正。政府最近决定进行2万亿元的铁路建设投资，就是纠正错误的表现。在今后一些年中，中国要大力进行发展铁路运输和大城市的轨道交通系统的投资，还要为发展沿海的近海货运进行大量投资，这都会造成大量的投资需求。
住宅投资下降缓解了投资品市场需求过度的紧张状况，这正好创造了客观条件，使我们可以更大规模地进行建设现代化的煤矿的投资。
中国的煤矿生产能力并不低，但是具有现代化的设备、有良好的安全设施的煤矿的生产能力却远远不足。最近一些年中国的小煤窑事故频发，矿难严重，除了当地政府监管不力的主观因素外，客观原因是具有现代化的设备、有良好的安全设施的煤矿的生产能力不足，一遇2003年以后那样10％的经济增长，就无法满足大大增加的能源和电力需求，以致煤炭价格暴涨，刺激了那些设备差、缺乏足够的安全设施而又不愿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规定的小煤窑为盈利而用矿工的人命冒险。就连一些国有大矿发生矿难，也往往是因为煤炭产量在高价下也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导致矿方不顾安全生产的要求而冒险增产。
今后一个时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可能降低，这可能减少对煤炭的需求，缓解煤炭供应紧张的状况。这也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可能真正关闭那些不能贯彻安全生产要求的小煤窑。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使那些具有现代化的设备、有良好的安全设施的煤矿具有足够的生产能力，一遇经济高涨，煤炭供应紧张、煤价暴涨、小煤窑死灰复燃并导致安全生产形势恶化的局面就会重新出现。为了保证中国的煤炭开采能够在足够安全地生产的前提下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我们应当在当前的紧缩中大力投资建设具有现代化的设备、有良好的安全设施的煤矿，使这种煤矿储备有足够的生产能力，保证在中国经济出现10％以上的经济增长时，具有现代化的设备、有良好的安全设施的煤矿也能够供给足够的煤炭而不致出现煤价的过度波动。
据说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经济紧缩中，政府有关部门曾经在暂时的电力供给过剩面前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对增加发电能力的基本建设也采取了紧缩的方针，甚至限制对发电设施的投资。其结果是造成了2003年以后经济高涨时期电力等能源的供应紧张，许多地方不得不采取临时停电等限制用电的措施。在供电不足的经济过热时期不得不大量增加对发电设施的投资，这反过来又加剧了中国经济的波动。
在今后几年的经济低增长时期，我们应当避免再重犯这种错误。在经济紧缩时，不仅不能减少发电和供电设施的建设，还应适当加大和加快发电和供电设施的建设，增加对发电和供电设施的投资，预留下发电和供电能力的足够储备，保证在中国经济出现10％以上的经济增长时，仍然会有足够的发电和供电能力来满足对电力的需求。
上述这些对具有现代化的设备、有良好的安全设施的煤矿和发电供电设施的投资，目的都在于在经济低增长期形成能源供应能力大于当下能源需求的足够储备，确保中国不再会出现能源供应能力小于能源需求的状况。而所有这些投资都会增加中国的总需求。再加上对铁路建设和城市轨道交通的巨额投资，这些投资应当足以弥补住宅建设投资减少所造成的总需求不足缺口。
五、为长远的发展而扩大国内投资
不过，在我们看来，为中国的长远发展而真正最需要扩大的投资，应当是这样一些投资：它们服务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为建立独立自主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所必需，或者为建立先进的、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所必需。
向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投资
现代经济的历史和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都证明，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所谓的“技术进步”，是本国人民掌握和使用的技术和技能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主要就体现在技术密集和高科技的产品生产的发展和科技研究与开发上。为了成功地完成经济发展，中国应当把“技术立国”作为经济政策的基础，建立独立自主的完整的研发体系，实行自主研发、自主创新。西方国家的人均高收入以其军事和经济实力为基础，而其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归根结底都来自其在现代科学技术上的高度领先地位。中国必须以长期的巨大投入来在科技上全面赶超西方，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
而在最近30年中，中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了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造成中国低科技水平的面貌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近几年中国政府强调“自主创新”，自主的研究和开发多了起来，开始扭转研究和开发上的落后局面。但是，我们进行自主的研究和开发，是为了使中国实现向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型的生产转变的“产业升级”，在高技术生产的基础上实现高生产率、高收入。对于达到这个目标来说，目前中国的自主研究和开发还远远不够。
中国缺乏对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投资，其最醒目的表现之一就是，中国高等院校的教学仪器和实验设备不足且水平很低，不仅妨碍了科学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甚至一直严重妨碍着中国学生技能的提高，以致中国的化学博士还要到国外大学去补充其在国内没有作过的实验。最近十年中国的高等院校进行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但是其固定资产的增加多半集中在增加大楼等建筑物上，教学仪器和实验设备的缺乏和低水平仍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对学校和科研单位教学仪器和实验设备的投资，应当成为中国总需求扩张的一个重点。
那些反对中国进行自主研发的论调，几乎都以中国缺乏这种研究和开发的资金作理由。现在，既然大家都担心国际金融危机和房地产泡沫破灭会使中国的总需求不足、投资不足，那就应当首先将大量资金投入自主的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这样一方面缓解了总需求的不足，有利于解决高等院校学生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更会促进中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
重建军事工业体系
中国二百年前的变弱变贫，开始于中国在军事工业（当时为造炮造船）上的落后。西方国家在现代科学技术上的先进，首先体现在其军事工业的先进和军事装备的优势上。中国军队相对于西方军队的军事装备劣势，导致中国军队在近二百年与先进工业国的军事冲突中总是处于被动迎战甚至挨打的地位。西方的军事工业不仅造成了西方国家的军事优势，而且西方的军事工业生产在技术上有明显的溢出效应，军事工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成了带动西方国家技术进步的重要源泉。从帮助瓦特改进和完善蒸汽机到20世纪研制电子计算机、引进互联网，西方的军事工业和军事需要都起过关键的作用。
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推论，中国现在正在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到世界最大，中国应当拥有世界最强的军队，以彻底改变二百年来一直被动挨打的局面。这样的军队应当拥有世界上最好的装备，这种装备只能来自中国自己的研制和生产。我们应当在中国经济发展为世界第一的过程中，以几十年不懈的努力来为中国建成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装备研制和生产体系。必须恢复毛泽东时代的追求：“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世界历史已经证明，这样世界最强的军事工业体系不仅为保卫国家不受外国欺凌所必需，而且军事工业生产在技术上的溢出效应最终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增长。为此，今后我们最紧要的任务之一，就是重建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逐步形成一个先进的、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将中国的军事工业发展为世界最强的军事装备研制和军工产品生产的系统。
当然，要想将中国的军工产业发展到美国那样的水平，首先就得给中国的军工产业提供足够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使中国的军工产业有象美国军工产业那样多的固定资产。据估算，美国的GDP现在还为中国GDP的四倍，而国防开支则占美国GDP的约4％，而且有估算说，在美国那样的经济中，需要用4元的“物质资本”每年才能生产出1元的GDP。据此推算，要使中国的军工产业达到美国军工产业现在的生产水平，中国的军工产业应当拥有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就得相当于中国目前每年GDP的64％。
中国即使真要在军事工业上追上美国，也绝非短期内所可以达到。没有几十年时间，中国的军事工业不可能敢上美国。如果我们要在20年后军事工业赶上美国，那时中国的军工产业应当拥有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就得相当于中国目前每年GDP的约1.2倍，这是因为按美国经济通常每年增长3％的增长速度算，美国的军工产业20年后的生产能力应当是现在的1.8倍。如果估计中国今后20年的经济以一个较低的年增长7%的速度增长，则中国每年大约要将GDP的2.7%投资于军工产业，才能使20年后的中国军工产业具有与当时的美国军工产业一样多的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
尽人皆知，对于军事工业的制造水平来说，最大的问题不是投资的固定资产的数额，而是掌握的技术的先进程度。而要获得这些先进的技术，我们就必须投入资金进行研究和开发。这样，要使中国的军工产业赶上美国，我们可能需要投入比上边所说更多的资金。显然，在需要投入这样多的资金的军工产业发展面前，为没有可以支出投资资金的地方而发愁简直是可笑的。光是使中国的军工产业赶上美国所需要作的投资，就足以抵补中国房地产业投资的任何下降而有余。
在30年前的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但是在30年前的大变动中，军事工业的发展几乎被完全放弃，这导致了中国军事工业的灾难性解体。当时放弃发展军事工业的理由是，中国缺乏建设资金，如此稀缺的资金的使用方针应当是“一要吃饭，二要建设”。其实这个提法本身就很片面。从长远说来，正是为了要吃饭才要建设，要建设就必须有技术，而发展军工其实有助于得到技术。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已经告别了那个整天为缺少“建设资金”而发愁的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现在知道，“建设资金”就是投资的资金，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可以筹集到足够的投资资金而没有使用这个资金的地方——投资需求。如果说，30年前不发展军事工业还可以用“缺少资金”作借口的话，现在投资需求缺乏的现实已经在逼迫我们不得不将发展军事工业作为创造需求的地方。
建立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
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全局上说，中国需要建立的是一个具有最高科学技术水平的、独立自主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这个体系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所致力的是，除了少数由于资源缺乏而需要进口的物品只能依靠外国供应之外，其它物品的供应都主要依靠本国的生产，而在本国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又都主要是本国的企业。在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中，最重要的是独立自主地发展高技术产业、机器设备的制造等技术密集的生产。
建立这样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意味着不再按照当下的“比较优势”集中生产和出口少数几种产品，大大降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依存度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国家加入国际分工的程度。一个国家越是依赖于国际分工，它就势必越是只集中生产和出口少数几种产品而依靠进口来供给其它物品，它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越高。
国际上的经验事实已经证明，在经济发达国家中，一个经济体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整个经济的独立自主程度就越高。我们可以用当代的所谓“新贸易论”来证明这个经验现象的合理性。从这个角度判断，中国的土地面积与欧盟和美国都不相上下，人口比整个欧盟都多，更是大大多于美国，中国应当有至少不低于欧盟和美国的经济上独立自主的程度。而目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不仅远远高于美国，而且远远高于欧盟作为一个整体对非欧盟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这样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表明，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程度过低，已经低到了无效率的不合理程度。
中国经济这样过低的独立自主程度、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在最近20多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错误的政府政策，而这些政策体现的恰恰是那条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出口的增长率急剧降低，预示了这条道路将给中国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危机；我们为防止危机而转向重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降低已经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是在纠正不合理的无效率，防止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将中国引向灾难。
重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对当前中国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必定要求中国通过进口替代来发展技术密集的产品生产和高技术产业，适应了经济发展中向技术密集的产业实行产业升级的需要。
目前中国需要大量进口的，一部分是石油等中国缺乏其资源的产品，另一部分则是以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方式生产的产品，特别是高科技的产品。这些中国大量进口的技术密集产品，主要集中在机器设备、大飞机、集成电路等类产品上。而发展这些产品的生产，正是中国转向生产技术密集的产品生产的产业升级所必需的，这种产业升级又为中国通过技术进步而发展为一个发达国家所不能回避。这些产业通常又需要大量的投资。要发展这些产业的生产，中国就必须对这些产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完成这些产业中的进口替代。走这样一条发展道路，中国势必会形成相对独立自主的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
从这个角度看，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总需求不足实际上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良机，使我们可以将国内的资金集中起来向这些技术密集的产业投资，尽快改变中国在技术密集产业和高科技产业上的落后面貌，通过产业升级而实现真正的经济发展。
只要明确了这一点，决心为重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在技术密集的产业中实行进口替代，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很多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和其它部门还需要我们作大量的投资：
——最近几年，“机械及运输设备”的进口都几乎接近中国全部进口金额的一半，不仅许多高效率的现代化机器设备中国还需要进口，连纺织机械中国都还需要大量进口。重建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实行进口替代，首先就要在机械制造上实现进口替代。在机器制造这种技术密集的产业中实行进口替代，就需要中国重建完整的装备制造业，使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变为世界最大、最好。
装备制造业实际上是当代最高水平的制造业。有了世界上最好的装备制造业，才可能有世界上最好的制造业。中国政府今后应当将扶植制造业发展的重点逐步转向扶植装备的制造上。要想具有世界上最高水平的人均收入，中国就应当有世界上最高的人均技术水平；要有世界上最高的人均技术水平，中国就必须有世界上最好最大的装备制造业。中国目前人均收入处于低水平，是因为中国现在是用进口的外国机器生产日用品来换取外国的石油和机器，中国要想变为人均收入高水平，就必须变为出口机器设备来换取外国的石油。
——中国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大型飞机进口国，这是过去二十多年放弃独立自主的大型飞机研制所造成的恶果。其实早在二十多年前，中国自己研制的大型飞机“运十”就已经完成了试飞，为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开辟了光明的前景。是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发展道路扼杀了中国大型飞机制造业，堵塞了中国飞机制造业的发展道路。我们今后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弥补依附西方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损失，尽快以资金和技术人才的投入将中国的飞机制造业发展起来，将中国自己的大型飞机制造发展起来。
——中国每年进口的集成电路价值已达一千亿美元之巨，集成电路成了中国进口金额最大的产品之一。集成电路的巨额进口正是中国高技术产业落后的表现，是中国的电子工业依附于西方的象征。为了实现向技术密集产业转变的产业升级，中国必须向日本、韩国和台湾学习，在集成电路的自主研制和生产上急起直追，下决心赶上和超过美国。
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请教有关人士，为什么中国不能发展独立自主的集成电路生产。我得到的回答是：集成电路的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太多，一个生产集成电路的工厂所需要的投资以百亿元甚至千亿元计，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投资建设这样的工厂。当时，这种巨额资金的需要确实曾经把我吓倒，不再敢提发展独立自主的集成电路生产的主张。而现在，在中国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以十万亿元计的时代，集成电路生产所需要的资金已经不再可能成为反对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集成电路生产的口实。宏观总需求的不足正是需要我们对集成电路的生产进行投资以扩大投资需求。
当然，发展集成电路生产的最主要问题并不是资金，而是技术。提高中国集成电路生产的技术水平更需要我们投入资金。发展我们独立自主的集成电路生产会从物质资产的投资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等诸多方面显著增加国内的投资，并且为高等技术人员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美国的微软公司最近威胁要采取“黑屏”措施来打击中国境内的对其“视窗”软件的盗版行为。其实，中国境内对“视窗”软件的盗版行为之所以盛行，正是因为正版的“视窗”软件售价太高，这样高的售价是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利用垄断地位获取高额利润的象征。中国的软件用户已经在呼吁发展国产软件以替代微软的产品，而据业内人士说，“中科红旗”等国产软件已经基本上可以替代微软的软件，只不过由于微软已经垄断了市场，才使国产软件难以发展。
中国政府的任务应当是尽快结束微软在中国软件业中的垄断，消除微软在中国赢得的垄断利润。我们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政策手段，不惜投入巨资，完善国产软件，发展出能够与“视窗”完全兼容、完全可以替代“视窗”的软件，并且通过政府的政策手段将国内计算机业整合起来，最终将微软公司挤出中国市场。这样作当然要暂时付出资金上的代价，但是这为中国长远的发展所需要，而且短期中的资金代价正是一种资金上的投资，它有助于扩大中国的总需求。
——加入WTO时中国所作的让步牺牲了中国种植大豆的农民的利益，使中国国内的消费市场变为依赖进口大豆，大豆加工产业沦于外资控制之下。有消息说，外资企业又在利用种种手段试图控制中国的猪肉产业。这两个行业中发生问题，根源都在于政府放任市场自发势力而不加有效的引导，不肯投入资金扶植民族产业。这两个行业的问题对中国的整个食品生产行业都有巨大的警示作用。
中国的食品生产目前仍然能够基本上满足自己的需要。但是由于中国人均耕地少，中国人均收入高以后农业可能在比较成本上变为劣势，反倒可能逐步变为依靠进口食品。为了保证国家的食品安全，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今后政府应当大力保护和扶植本国农业，扶植发展高效率的现代化食品生产，基本上依靠本国产品来满足本国的食品需求。为此应大力扶植集体经济组织和农业合作组织，保证农业的自主发展，防止再发生最近几年大豆和猪肉生产中发生的那些问题。政府对食品生产的扶植政策需要投入资金，这样投入的资金也会扩大中国国内的总需求，而中国政府对国内食品生产的所有保护和扶植政策都有助于增加国内的总需求。
除上边所述各项之外，中国的长期经济发展还要求中国采取其它一些结构性的经济调整措施：
——由于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对较少，中国应当在研制新型能源供应技术上走在全世界的最前列，发展核能，大力发展风力和太阳能发电等清洁、可再生能源的生产；
——中国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口相对较多，环境污染的威胁比较严重，有必要在保护环境上走在世界前列。适应环境保护的需要，中国应当大力发展各种与环境保护有关的产业，对此政府应当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
上述两方面都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这些措施也多半都需要政府通过财政资金给予强有力的支持。这样的政策都会或多或少地增加中国国内的总需求。
靠集中的统筹来筹资
上述三方面为中国的长远发展而需要作的投资，在最近的20多年中都极其缺乏。这种缺乏表明资金市场不能有效地解决为中国的长远发展而融资的问题。
为了给上述三方面的投资有效地筹措资金，我们必须采取前边所说的那种措施，由政府填补国内资金市场的缺口，靠政府的集中统筹来为上述投资筹资。其主要的做法就是，由政府财政为这些投资提供资金，在政府税收不能提供足够资金的情况下，则由政府财政部门发行或担保发行债券，将筹得的资金统一交给相应的政府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代管，以实物形式投入形成国有资产，用这些国有资产经营的收益为筹资时发行的国债和债券还本付息，而由相应的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财政部代理人身份负责从企业经营利润中征收这些国有企业、国有股权和国有资产的经营收益。
在这样筹资的过程中，应当贯彻前边所述的原则：为了避免再受外资剥削控制，防止外来的冲击，必须保持国内金融体系的独立自主，绝不允许外国势力参与操控中国的金融。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先禁止向西方出售中国企业的股权，禁止不必要的外资流入。作为长远之计，则应当在每一个产业、甚至每一种产品的生产上，都要培养起本国的一至两个骨干企业。这种企业一般只能是国有控股。其资金的筹措一般可以采取前述方式，由政府财政发行国债，将所得资金作为国有资本金投入国有资产经营机构（基金或控股公司）；国有资产经营机构也可以发行债券，将所得资金作为国有资本金投入企业。这样筹得的资金必须用作企业的实际投资和周转金。
这样的筹资和融资方式，正是财经方面的独立自主的集中统筹。
前边所述的各项为中国的长远发展而需要作的投资，对今后几年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中国目前正在实行反通货膨胀的紧缩，而当通货膨胀消失的时候，中国可能出现严重的总需求不足。那些增加总需求的扩张性措施不应当再走十年前的老路，片面专注于进行基础设施和城市房屋的各种建筑工程，而应通过实施上述三方面的措施来拉动国内需求。
对投资需求的简单估算就能够说明，仅仅是为形成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和重建军工产业所需要的投资，就足以保证中国今后20年内不必担心有任何的投资需求不足和总需求不足。如果真的按照前边所说为中国的长远发展在那三方面作足够的投资，我们经常需要担心的倒是总需求过大的威胁。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最需要警惕的是，不要由于投资需求过大造成严重的总需求过大，这种过大的总需求不是导致通货膨胀，就是造成短缺。只要我们在这方面作好足够的调节，这种为中国的长远发展所作的足够的投资就会使中国发展成为既富又强的发达国家。
六、独立自主地集中统筹：机遇
走独立自主地集中统筹的道路，当然不需要象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那样实行教条而死板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法国和新加坡甚至台湾的经验，都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借鉴，使我们可以更成熟地利用市场机制，以国有部门的资金运营来支持制订和贯彻指导性的经济计划。而在中国这样的大国中，这些集中统筹应当服务于通过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来实现经济发展。
在过去20多年中，中国日益滑向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泥潭。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表明，在现代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这样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必定将整个世界引向崩溃性的灾难。前边的分析说明，在这样的国际金融危机面前，我们必须转向独立自主的集中统筹。这里将前边的论述作一概括，以说明如何以两方面的转变转向独立自主的集中统筹：
——改变经济增长的产业结构支柱，不能再依靠出口和房地产来拉动总需求，而应当转向进口替代，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建立独立自主的科技研发和高科技产业，使投资服务于建立独立自主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和经济体系，服务于建立先进的、独立自主的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服务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大飞机制造业，发展集成电路、替代微软产品的软件的生产，建立完整而强大的军工产业、装备工业、轨道交通和能源产业、大豆和农产品加工产业、医疗服务事业，坚决实行对本国市场的贸易保护；
——改变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调节宏观总需求的方针，不仅大幅度扩大财政政策在调节宏观总需求方面的作用，而且转向依靠所有制政策来调节宏观总需求的，有计划地集中统一控制对外的金融往来，在没有出现明显的外贸逆差时禁止外资流入，以适当的汇率政策和贸易保护政策来防止出现对外贸易逆差，国家大规模增发专门用于国有资本投资的公债，以这样筹得的国有资本金进行实物投资，赎回国内的外资企业，为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和制造业产业体系服务。
前边的分析已经说明，对中国经济来说，继续通过实物出口、金融市场交易而向西方输送资金、维持房地产业的泡沫，最终必将受到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陷入危机；而转向独立自主的集中统一财经计划，就可以将目前的国际金融危机变为发展的大好机遇。
对于一个国家长远的经济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其掌握的技术水平的提高。本来落后国家可以借鉴发达国家已经掌握的各种技术以加快自己的发展。但是，西方国家深知技术对国家强大和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决定意义，一直拒绝让落后国家学到其掌握的先进技术。西方的企业历来对其它任何企业实行技术封锁，不让任何其它人学会其独有的技术。西方国家首先实行专利制度，就是为了帮助本国企业对别国企业实行技术封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政府到现在为止还以“防止增强中国军事实力”为借口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不让中国了解美国集成电路制造上的各种关键技术，不让中国从西方学到其它各种高级的关键技术。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的最大机遇就是，中国有了获得西方先进技术的更多机会。西方国家现在陷入国际性的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政府和企业都普遍陷入财务上的困境。为了缓解其财务困境，它们都势必为换得一定的资金和订单而不得不放宽其对向国外转让技术的限制。在其它国家强硬地以转让技术作为提供资金和订单的条件时，情况尤其会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苏联就曾经从西方国家买得了大量的先进技术，这些技术中甚至包括许多最先进的武器制造技术，这大大有助于苏联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
当然，中国要想利用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迫使西方转让技术的机遇，中国自己首先必须独立自主地实行集中统筹，并且要有足够的决心和意志在国际技术转让问题上利用这种集中统筹提供的机会。
在独立自主的集中统筹下，最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为长远发展所作的投资规模太大，造成了总需求过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向国外出口的需求进一步增大了总需求，实际上在与为长远发展所作的投资争夺国内有限的生产资源。正因为如此，对实行独立自主的集中统筹的国家来说，国际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世界性经济萧条就成了发展经济的机遇：国外需求的减少使这种国家出口需求减少，本来用于满足出口需求的资源因此可以、也不得不节省下来，转向前边所说的那些为长远发展所作的投资。这种投资从根本上增强了国家的生产能力和国防实力，将受剥削、低福利的依附西方的经济变为独立自主的高科技、高福利的经济，使国家争得了长远说来更有利的发展。这是国际金融危机为实行独立自主的集中统筹的国家所提供的最根本的机遇。
总之，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是危机还是机遇，归根结底取决于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和路线。实行独立自主的集中统筹，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是经济发展的大好机遇；继续走依附西方的资本主义市场化道路，中国早晚会陷入同样的金融危机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