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9年5月28日刊登了冯八飞先生《我的中国性格》的文章。据说此文曾经在作者的新浪个人搏克上发表，并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

我读了这篇文章后，同意作者冯先生对中国文明（中国性格）的热请歌颂，的确，中国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延续5000年不中断的文明体系，必然是有其独特的优势。但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中国人，应该明智地认识，世界上不可能存在完美无缺的事物，几乎所有事物都必然是有利有弊，中国文化，或者说中国性格也一样，都必然是真理和谬误并存、精华和糟粕同在。所以对于任何思想文化体系和、理论学术流派一样，都必须在批判中继承。全盘抛弃和盲目继承都是不可取的非科学态度。

正如作者冯先生所说：“中国从未中断，因为它的苦难从未中断。而最大的苦难，只有亡国。前三个古文明，都随亡国而灭绝。”于是作者历数了中国亡国后为什么中国文明没有灭绝的“中国性格”的辉煌灿烂。中国正因为有了岳飞、文天祥、史可发、袁崇焕、陆秀夫、佟麟阁、谭千秋等在民族为难时刻产生的顶天立地的英雄的“性格”支撑，才不得不使民族的敌人和占领者在中国我们目前胆战心惊、如履薄冰，并且甘拜下风，主动承继中国文明而使其不至于灭绝。

这种分析确实不错，我再补充一点，因为中国文明是农业文明的灿烂顶峰，所以，在近代工业文明诞生之前，凡是有眼光的占领者，只要他想维持自己皇族统治，就必然会承继中国文明。这也体现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但作为我们当代人，在谈论祖国文明时必须清醒地、理性地看到中国文明中的某些缺陷。当我们在歌颂上面这些英雄人物时，有没有想过：岳飞在率领岳家军已经打到黄河边上时，面对十二道命令其回师的金牌时，如果能够认识到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赵家私产，袁崇焕也能够认识到中国不是朱家私产，那么中国还可能会有亡国之难，还会有作者痛心裂肺地用鲜血书写的“扬州屠城”、“嘉定三屠”，等数不清的民族磨难吗？我不知道作者冯先生在写到“降元宋恭帝赵显前来，（劝降），文天祥北跪于地，泪流满面，仰脸朝天曰：‘圣驾请回’，赵显无颜以对，废然而返。”时，有没有产生过一种令人绝望的、撕心裂肺的悲剧感？有没有感到作者所顶礼膜拜的“中国性格”中的某些缺陷？

诚然，我承认，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科学文明的思想来要求古代的民族英雄，但问题是，当我们现代人在歌颂这些民族英雄时，确实是应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科学地、理性地、实事求是地、在批判中继承中国文明、中国文化，或者说是中国性格。如果我们当代的中国人还像作者那样，至今还发出：“我鄙视那些宣布岳飞、陆秀夫是‘愚忠’，……”的声音，甚至是这种声音成为舆论和文化主导的话，那么，在中国的领土上“扬州屠城”、“嘉定三屠”的悲剧必然会再次重演，并且将不可避免。

这是因为，自从这个地球上出现了工业文明后，中国灿烂的农业文明就再也不是全世界共同朝拜的灿烂顶峰，如果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我、自觉地吐故纳新、新陈代谢，在文化上也批判地吸收和学习工业文明的科学的、先进的内涵的话，不能和工业文明实现优势互补的话，那么我们灿烂的中国文明就不可能在世界上重新获得立足之地！

那么，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根本区别又是什么呢？简单一句话，就是“是不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曾经反复指出，就拿“民本思想”来说，儒家二祖孟子在论述“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十个大字后，紧接着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孟子在此说得很明白——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以忠君和维护皇权为前提的。而现代的“人权”思想，或者说是“民权”思想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一切权利属于人民”！这就是欧美工业文明和中国农业文明的最本质区别。

而正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中国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现状又是怎样呢？如果我们能够实事求是地分析总结，不难得出真实的、客观的结果——我们除了继承了包括儒、道在内的所有中国文化中最丑陋的、最罪恶的、最反动的专制文化之外，几乎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的精华和优势，包括仁义道德、诚实信用、助人为乐、慈爱宽恕、平和恬淡、中庸和谐、等等。再就学习引进西方工业文明来说，我们学习了西方工业文明中最丑陋的拜金主义，金钱第一的文化，而在西方文化中合理和理性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崇尚科学、自由、民主、博爱、慈善、诚信、信用、公平竞争、过程和程序公正、道德法制等等，相对来说却是严重不足和滞后。

也正因为此，当前的中国重要的是必须在批判中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和抵制中国文化中所有的封建专制的丑陋内涵，而继承除此之外的所有的优秀的文化遗产。在学习和引进西方工业文明中也一样，必须批判和抵制其中的“拜金主义”和“金钱第一”的丑恶内容，继承其他一切的先进和科学的文化理念。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就应该是在批判中实现中外文化、东西文化的特色兼容和优势互补！

2009年5月31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