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媒体，首先要有良知；没有良知，纵然有生花妙笔，写出的只能是一篇篇令万人唾弃的丑文。

7月23日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的报道，发端于一则微博，激起了全国几乎所有媒体对铁道部的一致声讨，也进一步激发了事故追责的汹涌民意。在此次事件中，不仅有以江浙媒体为主的各地都市报对事件真相的穷追不舍，也有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中央级官方媒体发出的“不该发生的事故为何发生？”的犀利质问，就连央视评论员白岩松也以罕见的讥讽之语赢来了公众的一致掌声和节目被停播的传言。当此之时，傲慢骄狂的铁道部已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但即便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也看到了如《环球时报》、《公益时报》这样的少数官办媒体（遑论铁道部的机关报《人民铁道报》），发出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声音，着实令人怀疑这样报纸的办报人，是否还有最基本的媒体良知与操守，是否还存在着对那40条逝去的活生生的生命的基本尊重？

《环球时报》7月25日发表的《高铁是中国必须经历的自我折磨》（以下简称“《折磨》”）一文称，“中国交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高铁及动车使中国交通首次冲到世界领先位置，中国缺少这种领先的经验，社会疑虑重重。”在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不是首先追问铁道部在发展动车及高铁时“大干快上”的大跃进冲动，而将罪责先加于社会民众对高铁这样的新生事物心怀疑虑，真不知作者是何用意——是质疑中国的老百姓观念过于落后，还是在表扬铁道部一日千里超越世界最快速度的壮志雄心？

《折磨》一文很快就转向表扬铁道部，“铁道部迅速解除上海铁路局局长、党委书记等人的职务，这可以看成铁道部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殊不知，在救援尚未结束、事故原因尚未查明的情况下，匆忙撤换直接管理人员，可能带来的是更加混乱的局面。而随后几天救援与事故真相调查的无序也表明了，这样匆忙撤换相关人员的做法，只能给人留下急于寻找替罪羊的观感。

继而，该文点出了评论的主题：“高铁的创新，就是中国社会的一次自我折磨。……中国社会需要度过温州事故的危机，它的结局应当是我们拥有更安全的高速铁路，而不是把铁路的速度降下来，回到绿皮车时代。”这样的论点更加令人望而惊叹。如果我们必须以生命为代价，以乘客作为“小白鼠”为代价，我们为何还要接受这样的“折磨”？我们宁愿要一个安全的绿皮车，也不会将自己的生命塞进那高速狂奔的死亡列车上。

在《折磨》一文发布的同时，《公益时报》的另一篇奇文《从温州动车追尾事件看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优越性》（以下简称“《优越性》”）更让人看到了作者颠倒黑白的奇特本领。文章称：“而一系列的危机应对过程，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体制的优越。一个国家的社会体制好与不好，关键要看它是否发挥了效用。”在援救仍在进行、事故真相尚未查明的情况下，就急于称赞中国的社会体制优越性，这是不是俗称的“丧事当作喜事办”的超级乐观心态？而作者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日本新干线47年不出重大事故，如此对比之下，何以显现中国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安全与技术的问题本身就是超越社会体制、全球划一的标准，即便是救援及公众自我扶救，许多西方国家在很多方面也比中国做得出色得多，岂可在事故发生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显现出盲目乐观与自大！这样的做法，只会让外人窃笑，让同胞寒心。

《优越性》一文还称，“得到明确目标后，各部门以令人咋舌的速度参与其中，显出了极高的效率。西方媒体一直都爱指责中国，但是，单就从这种应对危机的事件，集中力量办一件事情所表现出的魄力与效率，西方就望尘莫及。而中国人民表现出的勇敢与无私的优秀品质，难道是一个不良社会体制能培育出来的吗？”关于各部门“令人咋舌的速度”，迄今我理解最深刻的就是机车掩埋与恢复通车的速度，但在死难者名单公布及事故真相调查上，我们还看不到令我们满意的“极高的效率”。而至于“中国人民表现出的勇敢与无私的优秀品质”，我实在看不出在这个事件中我们要突出中华民族这一优秀传统与品质的必要性，相反，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铁道部这样的官僚机构的无能低效和中国老百姓的朴实忍耐。但官僚机构要明白一点，千万不要误以为中国老百姓的朴实忍耐就是老实可欺。

至于《人民铁道报》在事故发生次日仍无动于衷、满纸表扬与振奋的做法，更是折射出“铁老大”毫无愧疚、巍然自大的官僚作风。不过这也难怪，捧着铁道部的饭碗，《人民铁道报》的编辑记者们纵有天大的胆量，也不敢写上级的一个不是。

前任总理朱镕基曾给国家会计学院题词“不做假账”，我们对媒体的自身要求也如老报人丁望所言：不说假话。有些时候我们可能无法做到完全地说真话，但至少我们要求媒体自己要不说假话，以不玷污笔下的一方白纸，不亏欠自己的一颗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