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喻是语言和思想的千古之谜。历史上隐喻原属语言学和修辞学的研究范围，直至晚近，才有一些学者明确提出：隐喻本质上是概念的，是人类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于是学界又出现了一股隐喻热，使之成为语言学、认知科学和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特别地，科学思维的隐喻问题也愈益受到科学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关注。

一、隐喻问题的历史演变

英文词“metaphor”（隐喻）首现于16世纪，来自古希腊动词“metapherein”，其最为基本的内涵是表示一种意义的转换或转移。

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据《韦伯斯特词典》，隐喻（Metaphor）是辞格的一种，通常通过一个词或词组以一事物替代另一事物，并以此来暗示两者之间存在一种相似性或类推性；是一种凝练的明喻，以明喻揭示一种隐含的比较。《大英百科全书》则进一步强调，隐喻是两个不同事物之间的对比，与明喻之间存在质的差别，涉及“一系列”概念，是诗歌的基本特征。拟人、换喻、提喻、寓言和象征均属于隐喻。

我国的《辞海》所示意义类似，认为隐喻是比喻的一种。其说明本体和喻体的关系，比之明喻更为紧切。明喻在形式上只是相类关系，隐喻在形式上却是相合的关系。它是比明喻更进一层的比喻。

最早对隐喻提出质疑的是隐喻大师柏拉图，他对隐喻的斥责矛头直指诗人和诡辩论者，因为他们误用语言，使人远离真理；但是他却经常用隐喻性的语言来阐释他的哲学观点。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是诗人通过艺术性的模仿向读者提供知识的手段，对诗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成为善用隐喻的大师。他不仅强调隐喻在诗歌创作中的价值，也特别看重隐喻在修辞学中的积极作用。

亚里士多德在经典名著《诗学》和《修辞学》中，多次提到隐喻的构成方式和修辞功能，提出了所谓“替代理论”。他对隐喻的定义是：隐喻通过把属于别的事物的词给予另一个事物而构成，或从“属”到“种”，或从“种”到“属”，或从“种”到“种”，或通过类比，即隐喻是以缩短了的明喻为基础的替换。他将隐喻看做是词语层次上的一种修辞方式，其功能是一种“附加的”“装饰”，就其结构和形式来看，隐喻是正常语言规则的一种偏离。

这种“替代理论”影响久远，直到20世纪30年代理查兹发表《修辞哲学》，首先提出隐喻互动理论。后来，布莱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互动理论，成为最有影响的隐喻解释理论。其主要观点是：每一隐喻陈述含有两个主词，一个主要主词和一个次要主词；次要主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系统；“隐喻话语的运作是通过将由次要主词预测得到的隐含复合体中的一组‘相互关联的隐含’（associated implication）投射到基本主词上实现的”[1](P28)。在理查兹和布莱克看来，隐喻是一种新的意义的创生过程，是两个主词的词义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他们对隐喻的研究突破了传统修辞学将此限制在词汇层次、并将此看做是一种对比和意义替换的修辞现象的局限，把隐喻作为一种语义现象，并放到了句子层次进行考察。

1977年符号学家利科出版了《隐喻的规律》，他使隐喻的功能从词级过渡到句级和话语级，并认为这是现代隐喻论与古典隐喻论的基本区别。利科接受语言学家班旺尼斯特的观点，认为词作为词汇代码中的记号是符号学对象，而作为最小的完整意义的载体则是语义学对象。隐喻产生于作为整体的句子中，但意义效果反映在孤立的字词上。

20世纪下半叶至今，隐喻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这主要表现在语言学家莱柯夫和哲学家约翰逊在认知科学背景下的隐喻研究。1980年语言学家莱柯夫和约翰逊发表了《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书，它标志着认知观的隐喻研究全面开始。他们认为，语言中的隐喻本质上是概念的，它深入人类文化根基，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一种思维方式。“隐喻的本质是根据甲事物来理解和体验乙事物”[2](P5)在这里，隐喻不再是一种表达方式，而是一种概念化方式。隐喻通过人类的认知和推理将一个概念域系统地、对应地映合到另一个概念域。这就把隐喻上升到人类认知高度来认识，并以此来解释人类概念的形成、思维的过程、认知的发展、行为的依据。这是语言研究和认知理论上的一大突破。从此，隐喻成为认知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莱柯夫和约翰逊看来，隐喻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人的思维过程大体上也是隐喻性质的。伴随这种变化出现的是哲学观的转变。他们对盛行于20世纪上半叶的逻辑实证主义传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认为逻辑实证主义忽视了人类认知的一个特征，即在形成有意义的概念、进行推理的过程中，人类的生理构造、身体经验以及人类丰富的想象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里，他们提出了基于体验的经验主义认知观作为隐喻和认知研究的基础。他们认为，人类认知是体验的，人类知识来自于经验者和被经验的环境之间的互动，隐喻正是在这种互动中发挥着重要的、创造性的作用，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一种基本方法，是人们对抽象范畴概念化的有力认识工具。这样，隐喻不仅是语言现象，而且也是认知想象；隐喻不是任意性的，而是基于经验的。

从上述简要分析，可见人类对隐喻的研究过程呈现出如下的特点：首先，隐喻从作为传统修辞学的研究对象逐渐扩展到作为如语义学、符号学、认知科学的研究对象，人们越来越关注隐喻在人类认知和社会活动中的作用；其次，从将隐喻作为一种语言“偏离现象”，过渡到将其作为人类不可或缺的认知工具进行多层次的考察和阐释；再次，不再把隐喻研究局限于词语层次，而是把隐喻作为一种话语现象，在更为广阔的言语环境中寻找隐喻意义的支点。

二、隐喻如何进入科学的视野

但是，持“科学主义”观点的人对隐喻一般是不信任的。16、17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大多排斥隐喻，特别是托马斯·霍布斯，对隐喻的攻击最为激烈。霍布斯非常重视推理和理性认识。在对待隐喻的态度上，他认为，我们的言语借助名称来记录思想、回忆往事、与人交流，而使用言语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传递知识，但言语在实现这一功能时却常常受到挫折和阻碍，因为我们使用了隐喻性的词汇，传递了本不该传递的意思，因此欺骗了对方。

18、19世纪的哲学家对待隐喻的态度逐渐从贬斥转为赞赏。卢梭强调隐喻在语言发展中的过渡作用，他认为，所有语言的发展变化都是通过语义转移的方式实现的，所谓的语义转移就是隐喻。尼采认为，隐喻性的解读在人的思维和语言中普遍存在，在语言创立之初，事物与人的关系就是通过隐喻建立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隐喻具有本体论的创世之功。他不主张将隐喻与非隐喻截然分开，认为隐喻不仅是语言实体，而且体现了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过程。他说：“我们的大脑神经所接受的刺激，首先转换为感觉，这是第一层面的隐喻！感觉再转换为声音，这是第二层面的隐喻！”[3](P180)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哲学的主流是逻辑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坚持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两种哲学主张。在实证主义看来，隐喻命题是不能通过经验证实的；在科学主义看来，隐喻是属于非科学的。因此，逻辑实证主义极端反对隐喻在科学中的存在。受逻辑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影响的正统科学哲学界，普遍认为科学解释应该是纯逻辑推理的事，科学解释在于理论语言和观察语言之间的逻辑概括、法则定律和字面意义上的演绎关系。隐喻用于理论是没有用的，对陈述科学理论来说是不良载体；他们排除隐喻在科学中的合理性。

与逻辑实证主义的隐喻观相反，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认为科学不可能没有隐喻，隐喻在科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科学中隐喻的使用持赞成态度。物理学家麦克斯韦就鼓励理论建构使用包括意象、数学、图画、模型、隐喻等在内的多样化的思维形式。他认为，隐喻不但是科学的合理产品，而且又能够转过来产生科学。在库恩看来，隐喻在建立科学语言与世界之间的联系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指出：“随着科学革命而不时改变的类隐喻的并列关系，对于获得科学语言和其他语言的过程来说是很基本的。”[4]

确实，正如这些哲学家和科学家所指出的，在科学中，人们需要隐喻，因为在某些情形下它是表达意思的唯一方法。通过隐喻，人们可以理解自身和世界，任何其他思维方式都无法起这样的作用。如果科学完全依靠“仔细观察”建立其理论，那就得不到任何综合，假设不了任何模型，确立不了任何范式。

于是，可以将科学共同体所使用的、具有重要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的那种隐喻称之为“科学隐喻”。科学隐喻的创设和应用主要是出于科学家群体认知、交流、建构相关理论的需要，它不是为了表达科学家的情感或审美的欲望，而是为实现对客观实在世界某种特征进行猜测、探察和描述的目的。

科学隐喻体现了科学家共同体对理论认知或预测的某种一致的倾向性，是科学家共同体集体智慧和洞察力的产物。从本质上来说，科学隐喻是一种科学共同体内部理性的、对话性的方法论工具。它作为科学共同体内部各种理论之间意义转换的媒质，是一种由科学共同体集体约定的语言调适手段，是对客观世界特征具有洞察力的猜想和描摹。

科学史已经证实，科学隐喻在科学理论文本中的广泛存在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著名哲学家罗蒂在其成名作《哲学与自然之镜》中认为，之所以会产生科学隐喻问题，是因为重要的、革命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永远是“文学的”；也就是说，科学和哲学一样面临着不断引入新术语和排挤当前流行的语言游戏的境况；“……隐喻是在编织我们的信念和欲望的过程中的基本工具；没有这个工具就不会有科学革命或文化的突进，而只有改变语句的真值的过程，这些语句是在永远不变的词汇中表述的。”[5](P470)

人类的认知能力不但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且还受到自身感知器官结构的限制；人类的经历不仅相当有限，而且具有证伪性。因此，人类要认识周围的世界，探索未知的领域，就需要借助已知的概念和概念系统，并将此隐射到未知的领域，以获得新的知识和理解。

在新的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的建构、陈述和传播中，隐喻发挥着三大功能[6]：

（1）命名功能。任何一门新学科的创立，都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系列新概念的定义与命名，新思维的产生和发现也需要有新的词语来表达。由于隐喻的跨域映射机制，隐喻来自两个范畴的不同指称对象发挥张力，可产生新意义。因此，科学借助隐喻的认知力，就不只是一种简单的意义转换，而更是一种意义的创造，为科学理论引入新的概念或术语，传达新的认知内容。如计算机科学中的“计算机病毒”、“数据库”、“视窗”，天文学中的“黑洞”等。

（2）解释功能。隐喻是从已知达到未知，从而认识未知的桥梁。在开拓视角、提供观察世界和看待事物的新方法上，隐喻能起解释的作用，表述我们假定其真实性已经确立的重要科学概念。麦克斯韦使用隐喻“力线”与“分子的舞蹈”解释磁力的形状和分子的运动。在解释DNA决定生物传代中细胞的遗传特性时，科学家用信息传递的概念说明遗传概念：生物密码、遗传信息、传递信息、密码转译、密码编排、密码编码、密码解读等等。

（3）理论建构功能。隐喻还可以帮助科学家发明或发现新事物，表达出新思想、新理论。理论建构隐喻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成了一种科学理论语言体系的不可替代的一部分，科学家用它们表达理论陈述，而对它们又还没有适当的字面释义。美国隐喻研究权威博伊德认为，这类隐喻富有洞察力，而不是纯粹的解释作用，更重要的是它们直接参与科学理论的建构，为未来的理论建构引入术语，在理论建构中起着提供认知框架、建构概念基底的作用。例如，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关于苯环结构概念的形成即是来自于他对蛇的动作的想象，他将苯的环结构想象为蛇咬住自己尾巴的动作，这一发现解决了化学上困惑多年的难题。

三、科学隐喻的特征

从本质上来讲，科学隐喻是以一定语形构造为载体、在特殊的语用语境中生成的一种语义映射。正是特定语境中语形构造、语义映射、语用选择的统一，决定了科学隐喻的生成及其本质意义。

一个科学隐喻的有意义的实现是通过相关实验或理论语境的选择性和规定性来保证的，其中不仅包含了科学隐喻术语的指称对象、谓词外延和函项的功能选择，而且生动地展示出了科学概念的浅层语境与深层语境、形式语境与意义语境之间的跳跃与变换。一种有效的隐喻分析不能脱离特定语境的基底而进行。也就是说，在语形的层面隐喻是被构造的，在语义的层面隐喻是被转化的，在语用的层面隐喻是被选择的。一个新的科学隐喻的创造不仅是特定语境的产物，也使原来的语境获得了某种新的涵义，因此，一个隐喻描述必须在语言转换的语境中历时地加以理解。

以文学隐喻为参照，博伊德对科学隐喻和文学隐喻二者之间的差异作了详细论述，由此显示出科学隐喻自身的独特性[7]：

（1）共识性。文学隐喻一般新颖活泼，往往能给受众一种惊奇的享受。但如果同一文学隐喻被人们过多使用，要么会失去其原有的新意和洞察力，要么就凝固成新的字面表达方式，使得本体与喻体之间的类比性或相似性探讨空洞乏味。另外，文学隐喻往往富有民族文化特征，有的更是各自文化的特有产物，如特洛伊木马、潘多拉盒等。相反，科学隐喻则不同，有着公开表达与发展的特点，一经产生就成了整个科学界的共同财产，并将贯穿于一代或几代科学家的研究之中。例如，著名物理学家波尔通过观察研究发现电子绕原子核运行，恰似行星绕太阳运行一样，于是在此基础上使用隐喻“原子是一个太阳系”而建立“原子结构理论”。这样的科学隐喻是奇想，是一种科学的想象，并且长期被科学界所接受。

（2）统一性。文学隐喻的解释与其创作相分离，解释或对文学隐喻进行字面释义一般是文学批评家与其他评论家或受众自己的事情。但对科学隐喻尤其是理论建构隐喻来说，不会有这样的劳动分工，对隐喻性术语作出尽可能详细、清楚、明了的解释，是科学理论建构工作的一部分。这部分工作有时是科学哲学家关注的事，但更是科学家本人的常规工作，因为对理论概念的解释，不管是隐喻性的还是非隐喻性的，都是科学探索的基本部分。

（3）完整性。文学隐喻含义丰富，感情充沛，具有审美情趣和诗意效果，其认知内容永远不可能由字面释义完整表达出来。相反，对科学隐喻可以作出明确完整的解释。科学隐喻是科学家在揭示未知的探索过程中，为了形象描述和解释所探究的现象而创造的科学语言，以借用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科学事实。科学隐喻最终是可以得到较为精确的解释的。解释的过程就是理论或原理得到实践验证或检测的过程，也就是得到科学共同体承认的过程。例如，科学家卢瑟福最初借助隐喻，提出“氢原子的行星模型”这一假想模型，来帮助人们认识氢原子的结构及其内部运动规律，并设想把这一模型类推到其他元素的原子运动规律上去，从而建构了一套相关理论。但是，经过科学家们的反复实验观察，他的类推模型和相关理论都被证伪了。最后，这一隐喻模型得到了准确的定位，就是对氢原子来说，它是正确的，但不能类推出去，因为其他的有更多电子的原子，内部的运动规律是不同的。“氢原子的行星模型”的隐喻于是得到了完整的解释。

（4）参与性。文学隐喻表现出所谓的“概念开放性”，即受众可从自己对喻体日常概念的联想含义来考虑本体。例如，“爱是一件合作完成的艺术品”，对这个隐喻的理解取决于受众对喻体的相关常识如艺术、艺术品、艺术合作等概念的了解。文学隐喻的作用不是让受众去进行某项研究，但是，科学隐喻尤其是理论建构隐喻则恰好相反，它们表现出所谓的“归纳开放性”。虽然科学隐喻的理解也依赖受众对喻体的相关常识，但隐喻的作用要广得多。理论建构隐喻具有纲领性研究指向特点，除科学家外，受众也可以探索本体和喻体特征之间的相似性，包括尚未发现的或还未充分理解的特性。例如，大脑是计算机。可以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人们还弄不清楚本体和喻体特征之间确切的相关相似点是什么，其中许多还有待去发现、去理解。因而，科学隐喻特别是理论建构隐喻只是提供认知框架，鼓励人们去发现本体和喻体的新特征，并对它们之间理论上的相关相似点提出新理解。

然而不可忘记，科学的神圣尊严依赖于科学理论推演过程中严密的逻辑性。这也就意味着：科学隐喻在科学理论的推演形式中不能作为方法出现，因为推演过程的模糊性会导致科学结论的多样化，进一步导致科学结论的不精确性；它只能以隐喻思维给科学推理一定的启示性作用。换句话说，科学隐喻在科学推理中只能以启发性思维而给予帮助，不能以逻辑性理由而进行推理。

总之，隐喻是一种普遍现象，在科学中亦然。隐喻不是词的单纯替代或转换，而是以已知喻未知，以熟悉喻不熟悉，以简单喻复杂，以具体喻抽象，以通俗喻科学，从而形成抽象思维的手段。

在科学哲学中，传统的基本出发点是把科学解释作为考察的重点，科学认识模式与其他模式是不同的。科学解释的理性，在于从事实出发，通过归纳推理形成规则、规律，构造理论系统来说明一切现象。这一话语系统是科学解释系统。今天讲科学隐喻，其实是打破了这个系统，出现了科学隐喻和科学解释两个话语系统的较量，它暴露了科学解释的不充分性，因而不要将科学隐喻范畴匆忙地纳入到科学解释中去。

科学解释的前提是任何对象都是可以简单化的，但在科学实践，有些现象本质上就是复杂的，不应该作简单化理解，如测不准原理、互补解释。于是在今天的科学中，既有数学、逻辑大行其道的科学解释，还有一种它们不太能涵盖的东西，即隐喻。

*刘大椿（1944—），男，江西于都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参考文献】

[1]M. Black.. More about Metaphor[A]. A. Ortony(ed.). Metaphor and Thought[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3.

[2]G. Lakoff,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3]F. Nietzsche. On Truth and Falsity in Their Ultramoral Sense[A]. Oscar Levy(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Frederick Nietzsche[C]. New York: Gordon Press, 1974.

[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是什么？[J].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1989,(2).

[5]［美］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6]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7]Boyd, Richard. Metaphor and theory change: What is “metaphor” a metaphor for?[A]. A. Ortony(ed.). Metaphor and Thought[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