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镇上都会有一个像阿珍这样的女人，既没有屁股也没有乳房，黑黑的，瘦瘦的，不得不走过众人时，总是驼着背，红着脸，将两手撇在腿后，一步快似一步，像只老鼠，或者说幽灵。她的脑袋还老是摇来晃去，好像在说不，不要喊我，不要找我，我害怕，让我回家。

她有工资，但是工资不够糊口；有房子，但是产权属于工厂；也有丈夫，但他已待在遗像里。说到底，她只有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皮肤白嫩，五官端正，眼睛如围棋子般黑亮，爱笑，刚刚像其他孩子一样学会了捣鸟窝。他证明上帝并不总是那么冷漠、悭吝，我们可以将他视为阿珍惟一的财产。

今天我们这个故事就从阿珍失去这个孩子开始。

那是个周五的下午，天空、围墙、车床、库房都像往日一样静默，只是路上驶来了一辆轿车。阿珍看到它驶进厂区时，右眼皮猛跳，她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果然，到下班时厂长小跑着过来打招呼，说副县长要进车间视察。加完班后，阿珍想，自己得回去了，不然孩子饿着了。却未提防副县长发了一句话，说今天一定要好好和一线劳动者喝一杯。

这个女人就像被无形的绳索给拖到食堂，在那里她本可以和其他工人一样吃饱了先走，却又因为不懂事错坐进一张桌子而被耽搁了。这张桌子后来坐下副县长、厂党委书记、厂长以及若干副厂长，她要退席，被副县长给留下了。这样，别桌的屁股挪得，这桌的屁股就挪不得，何况副县长还给这桌的三个工人代表先后敬了一杯酒。阿珍听到酒杯碰一次，心里就数一次，数得差不多了，忽然听到咣当一声，厨房师傅又搬来两箱。她知道灾祸到了，儿子饿了，慌了，要出来找她，找不到就在公路上摇摇晃晃走，给车子轧死了。

天色已黑，阿珍才像个自行车运动员一样屁股不沾座位，焦躁地往家里骑行。

到家后在小厅里没有发现儿子，她笑了下，走向卧室，在那里她拉开衣柜，又爬到地上往床底下望。就是在这黑暗中她还在笑，她笑着用手去捞，却只捞到一把空。她又捞了一把，还是一把空，因此她哭泣起来。

她走到对门敲开何姨的门，问看见小明了吗？

“一小时前还看见了，在门槛上坐着呢。”

“可是他现在不见了。”

“你别急，他总会回来的，小孩子就是这样，玩尽了兴就会回来的。”

何姨的这句话派出所的周警长也说了一遍。周警长接过阿珍颤巍巍敬来的烟，抽了一口将它掐灭在烟灰缸，然后说：“你别急，他总会回来的，小孩子就是这样，明天一早他准会回来。”

周警长说的时候语气自负，冷漠，说完就拿小手指轻轻擦刮背靠着他的情妇的屁股。警察这职业和医生一样，见的都是生死，对你来说洪水滔天的事情对他来说只是数据之一，何况他还依靠经验迅速判断这样的事情不值一提。

阿珍孤零零地坐在那里，听到周警长叫她走时，她才抓住一句话，她说：“我儿子一向很乖的，从不乱跑。”

“我说你有完没完？你知道有多少父母跑来派出所说自己孩子丢了吗？你知道又有多少人第二天跑来说孩子自己回家了吗？你知道我们一天得处理多少事情吗？你知道我们警力总共有多少吗？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

阿珍一下吓得站起来，瑟瑟发抖，竟不知是走好还是留好。因此她一直恐惧地站着，直到周警长下达判决：“快点回去吧！”她才像木偶一样转身往外走，走出来后竟感觉好像是从监狱里释放一样。

走到门外，她看了眼派出所垂直的六层大楼，它就像一座纪念碑插进黑色的云层，而周围的房屋不过是一副又一副低矮的棺材，挤挨着听候着它的指挥。她不禁脚步软了，软得一塌糊涂，她想快快逃离，可这时从大楼四层伸出一个脑袋来。周警长趴在那里喊：“那个穿的确良的妇女站住。”

阿珍站住，乖乖转过身来，听见周警长的声音软了一些：“人口失踪都是要二十四小时后才来报警的。我是按照法律办事的，法律说什么就是什么，希望你能理解。”

第二天早晨儿子没有回来。晚上一到，阿珍早早来到派出所，她蹲在对面的几棵树后边，不停看表。看到时针走到晚上十一点了，才深呼吸着走出来，走进派出所值班室。

周警长歪着眼睛看了一眼她，又看了一眼，说：“你做什么？”

“我来报案，我昨天来过，我孩子丢了，过了二十四小时了。”阿珍说，“辛苦周警长了。”周警长头也不抬。

阿珍沿着电线杆贴了很多寻人启事，又骑自行车寻访了多个村镇，终于病倒了。那病就像一个铲子，对着阿珍干瘦的身躯猛挖，挖到后来没得挖了，阿珍就拉着何姨的手说：“小明死了，我也就死了。”

“谁说小明死了？”

“我估计他死了。”

“你真是说胡话，一定是拐卖走了，现在在人家当宝贝一样吃香的喝辣的呢。”

阿珍话虽说得哀楚，过几天却努力爬起来，歪歪扭扭骑自行车去化工厂上班了。开始几天工友们看她时眼神奇怪，过几天就习惯了。有一天阿珍坐着吃盒饭，旁边恰好坐了一位慈眉善目的大姐，大姐问：“阿珍还难过吗？”

大概是大姐年高德劭，阿珍望了眼她，终于鼓足勇气说了很多话：“大姐，我想开了，人总是要死的，不是七十岁死就是三十岁死，不是十几岁死就是五六岁死，总是要死的，谁都逃不过。小明与其以后受苦受难，倒还不如现在死了算了。”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我总是要活下去的，我爹死了你说我活了没有，我娘死了你说我活了没有，小明他爸死了你说我活了没有，我有什么活不下去的？”

大概三个月后，阿珍铲起东西来力气和以前一样，饭量甚至比以前更大，有时候听到人讲笑话还掩嘴偷笑。就在这样太平无事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厂保卫干部像被飓风刮来刮去的树，摇摇晃晃移过来，他手里捏着电话记录，左喊一句“太好了”，右喊一句“阿珍”，一直把全工厂的人都喊出来了。

“阿珍，太好了，小明找到了，找到了。”

阿珍身体一下软了，两只手先是搭着人的肩膀，接着一路滑下去，最后整个人歪倒在地，待人们七手八脚将她拉扯起来时，鼻涕眼泪已经像江河淌到她的下巴。人们正要安慰，她那丑陋的脸上却是已出现了痉挛性的笑容，那笑容像是涟漪，一层层往外播。她像是轮番给人发喜糖一样，积极热忱地拉着每个人的手说，好，好，太好了。

请了假的阿珍风驰电掣地骑回家里后，数了十几只鸡蛋，又找何姨讨了十几只，装了满满一篮，就要往派出所赶，忽然眩晕起来，只能扶着墙喘气。何姨问：“怎么还在这里？”

“我想走，可我就是走不动。”

“走不动也得走。”

“可我就是走不动。”说着说着阿珍又笑起来，何姨看了眼，便扶着她拦了辆三轮车，一起去往派出所。刚上车时阿珍还在笑，可是等到车子卡奔卡奔跑欢了，阿珍就忧心起来，止不住又擦眼泪，说：“不知道饿多瘦了，不知道还认不认这个娘了。”

到派出所时，这种惶恐又增加了一层，因为派出所可不像工厂那样欢喜热闹，它还是一样肃穆静默，一点声响都没有，就好像里头坐着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泥判官。何姨看见了阿珍的这种想法，说：“你以为是他们的孩子捡回来了啊。”

她们规规矩矩地走进值班室，发现那巨大的松黄桌面后正正经经坐着五个人，有派出所戴绿帽子的周警长和联防队员，有医院戴白帽子的王大夫，有小学戴礼帽的李老师和戴小白帽的班长。他们五个人紧扣嘴唇，像开会一样严肃。当阿珍将一篮鸡蛋放到桌子上时，周警长将脸撇到一边，掸掸手说：“有什么吃头？”

他问姓名、性别、住址，接着问，“你儿子叫什么？”

“黄小明。”

“黄小明是不是丢了？”

“是。”

“好，我们帮你找回来了，你过来签字画押。”

阿珍两腿战战地走过去，用笔把自己的名字画到人家指头点的地方，又拿食指摁了印泥，将指纹按在名字上边。然后她朝四周看了好一圈儿，究竟是没看到自己的儿子。这时又是周警长大手一挥，说：“老吴，你去将失踪人口从留置室提出来，交付这位母亲。”联防队员随即起立，从桌上拿起大串叮当作响的钥匙，笔直朝外走。

阿珍止不住要跟着走，又听周警长说：“其他人等不要跟随。”阿珍便转过身捉住何姨的胳膊，她实在不知道为何要在这里站着，也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站姿，她瑟瑟发抖，就像被他们的眼睛剥光了衣服。最后她试探性地将目光抬起来，看到那个小学班长成熟地对她点点头，露出一颗节制的笑容。她好像觉得自己也要讲讲礼，挤大了笑容向他回敬。

然后她们一起看到联防队员提着钥匙串慌里慌张地跑过来，一根手指还滴着鲜血。他声势浩大地喊道：“我戳他娘，还咬人，咬破老子手指了，我得赶紧打防疫针去。”

周警长将牙齿咬了几遭，说：“老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你非得抱，你就不知道用盒子端过来吗？”

“我没找到盒子啊。”

周警长气愤地起身，将联防队员的钥匙一把扯过来，背着手吼吼地走了，阿珍一直目送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转道，禁不住为孩子担心起来。这样粗壮的汉子要是过去踢几脚，小明的肋骨还不都断完了？

不一会儿，她就像被闷棍给狠敲了一下，几乎站立不住。因为大摇大摆走过来的周警长将提着的纸盒子忽然一把丢在地上，阿珍清楚听到里边传出一声猛烈的惨叫。她想这孩子是自作孽不可活，眼泪忽而一下滴到纸盒上。

“开吧。”周警长拍拍手掌说。阿珍的手颤抖起来，不敢拆。“开吧。”周警长又说了一遍，阿珍回头看了眼何姨，何姨用眼睛鼓励她，她就一把拆开盒子。她看到那里蹲着一条狗，一条小狗，一条摇着尾巴的白色小狗。那狗也看着她，可怜兮兮地看着她，那狗头中间有团毛是黑色的，弧形，像眼睛，整体看就像是长了三只眼睛。

“不是我的儿子，不是我的小明。不是。”阿珍的头剧烈地摇起来，她就像看见了天堂忽然一下又掉进地狱，支撑不住就扑到何姨的肩膀上哭。可是她不知道灾祸还在后头呢，那周警长此时威严地说：“不是？你说不是就不是？”然后他扯住阿珍的衣服将她拖到医院王大夫面前，说：“你问问王大夫，看看他是人是狗？”

“我摸过他的下身和骨骼，是人类，是儿童，是六到七岁的儿童。”王大夫扶着眼镜说。

“可是我儿子身上没长毛啊？”

“那是你的幻觉，你出现了过激反应。一般人在经历巨大刺激时往往会出现这种反应，毫无疑问，你现在所处的就是这种情形。”

这时周警长又将她捉到李老师前边，说：“李老师你说说，它是不是黄小明？”

“是的，我可以以人格担保，他是我们班的学生黄小明。”

“你让它叫你一声李老师试试？”

李老师没答话，小明班的班长却已小跑过来抚摸盒子里的动物，亲切地说：“小明，小明，是我啊，我是班长，你怎么不会说话了？”

“他在外边待了这么久，惊吓过度以至失语也是有可能的。”王大夫补充道。

“可它的叫声明明是狗的叫声。”阿珍说。

“那还不是跟野狗一起混多了。你没听说过狼孩的故事吗？”周警长一拍桌子，然后扯起一张证明书，对何姨说：“你想必是邻居吧，你来说句公道话，他到底是不是小明？”

“是小明，是黄小明。”何姨点着头，拿过笔，在大夫、老师、班长背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又遵照指示稳重地按上自己的指纹。然后周警长双手一拍，声音洪亮地宣判：“居民刘益珍听好，你儿子黄小明已被警方寻找到，请你速将他领回家，好生管养，出了任何问题，拿你是问！”

阿珍抱着小狗回家，就像贞女被迫抱着阳具游街，肩膀和手臂因为厌恶不住颤抖，而头颅又开始左右摇晃起来。

她回到家，像周警长那样，将它往地上一丢。如果是小明，他就摔在地上摔死了，可它是一只比猫还轻盈的狗，它像是羽毛一样轻轻落到地上，翻了一个滚儿，然后站起来看着她，仰着头，一动不动。

“看什么看？”阿珍跺着脚喊道。那狗的头颅往后缩了一下，可是整个身躯却并没有后退。接着她又跺了一下脚，可它仍不知后退，反而是摇起短小的尾巴。阿珍走过去对着它的肚子踢起来，她感觉她的鞋尖撩起了它，它像一只皮球飞起来，然后又像一片羽毛落下来，它嗷嗷地叫了两声。

阿珍一直将它赶到床底下，“不要出来！”她这样命令道。可是在阿珍一个人坐在床沿发呆时，它又悄悄爬出来，用牙齿咬她的裤腿子来扯，直到它因为撕扯得欢了而发出嗯嗯的低叫声，阿珍才好像一具失去魂魄的尸体惊醒过来。愤怒的她爆发出巨大的力量，一把甩开它，想一脚踩死它，可是当那脚掌要挨上时，她听到那句话：“出了任何问题，拿你是问！”

她拿脚轻轻摩擦着小狗脊背，像是少女在溪边用脚戏水，可是内心却咬牙切齿，她终于厌恶地拨走了它。

此后她和它就建立了一种冷漠而平静的关系，就好像她家来了一位不待人见的远方亲戚，虽然不能驱赶，但是始终要让它明白：你是寄人篱下的。

真正的情感变化出现在小狗生病后。那天小狗好像是养尊处优惯了，总是耷拉着头，像老人一样打着哈欠。阿珍捞起它要带它上班，可它却显得不情愿，总是要溜下来。阿珍想它懒到已经不愿叫唤了，就给它倒满了一碗水，盛满了一碗米饭，将它留在家里。

夜晚下班回来，阿珍进屋后发现米饭还是一碗放在那里，水还是一碗放在那里，小狗已经不在原地，地板上这里留下一点口水，那里留下一滴狗屎。阿珍沿着这些轨迹，找到床底，找来电筒一照，发现它的尾巴露在外边，而整个身躯瑟瑟发抖缩在一堆烂棉絮里。

阿珍将它小心抱起来，摇着它，哄着它，就像当年抱着还小的小明一样。大约是因为这难得的温情，小狗叫唤起来，它叫得那么黯淡，又那么努力，就好像一个寂寞的重病人看见探望的亲人来了，努力扶着栏杆坐起来。

阿珍看着这布满眼屎的小狗的眼睛，说：“小明啊，小明，以前别人把你当成小明我不同意，现在就是别人说你不是小明我也不同意。小明啊，小明，你就要死了吗？妈妈我已经看多了死亡，妈妈有一天也会死掉的，小明呀你不要害怕死亡，你死亡的时候妈妈一直陪着你。”

她就这么把小狗当成自己的儿子说话，起初还只有些怜惜的温情，后来便完全投入了，禁不住嚎啕大哭起来。她又是哭真的小明杳无音讯，又是哭假的小明死期将至，又是哭自己其实和这小狗没有区别，被人类安排来安排去，呵斥来呵斥去。到最后她发了痴怔，竟然对着小狗喊：“阿珍啊，阿珍，你不要死啊，你死了小明怎么办？”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女人是个上帝不待见的女人，但是她总能有办法使自己活下来。实际上我们已经见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活得悲苦，活得坚韧，活得长久，活得像一头牲畜。她不但自己活了下来，还顺带把那条叫小明的狗也拉扯着活了下来。这条狗因为逃离了病痛和歧视，比以前愈发欢快，该乖的时候乖，该闹的时候闹，竟是让阿珍平添许多笑容。

后来有一天晚上，周警长打着电筒出来夜巡时，跟联防队员老吴讲了这个命题，他说：“阿珍这样的女人就跟一头母猪一样。有一年我去乡下看杀猪，屠夫去猪圈提猪仔时，母猪看着小猪离开，眼神焦躁不安。到屠宰场后，谁料那猪仔看到刀光就像看见宿命，一下嚎叫起来，这叫声自然惊动了它的母亲。那条母猪，那条一天不吃不喝的母猪，这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翻爬出人类都不见得能翻越的猪圈和围墙，心急如焚地跑出来，看见人就拿獠牙拱，一直拱到屠宰场，将屠夫拱得弃刀而跑。当时连我也吓跑了，我都忘记我是有枪的。直到来了一个农妇，一手拿着竹竿，一手撒着饲料，边轻轻打它，边咯咯咯地叫唤，把它赶回猪圈了，又加了许多猪食，那母猪就欢快地吃起来，就是它儿子死时叫得再惨，也抵挡不住它好好吃下去的决心。阿珍这样的人就跟一头母猪一样啊。”

两人边走边聊，借着月光看到一道黑小的身影，便蹑手蹑脚走到屋后，待它心无芥蒂地走到眼前时，周警长流下口水，捅捅联防队员的胳肢窝说：“饿了。”联防队员会意，像老虎一样扑过去。他的动作如此迅速，以至小狗正要叫的时候，嘴已经被捂紧。此后他们带着这份猎物一路小跑，一直跑到镇上一家餐馆旁边，在那里靠墙倚着一副人力车架。周警长用巨大的手掐住狗脖子，将它顶在人力车架上，然后用电筒照它的眼睛，看见它的额头有一小团黑毛，就像是第三只眼睛。

“还是二郎神杨戬呢。老吴，赶紧去找个锤子来。”周警长边说边拿电筒擦小狗还没长大的阳具，不一会儿那里便有一泡紧张的尿射出来，周警长就笑了。不久，他带着笑容，在黑暗中操起钉锤，迎着那哀楚、可怜、乞求、绝望的目光一把敲下去。先是狗的天灵盖碎了，接着狗的头垂下来，最后从它嘴里飘出一声死亡的轻叹。

狗肉炖好后，周警长呲了一口白酒，夹起一片灰黄肥腻的狗肉塞进嘴里，吧唧吧唧吃了很久，闭着眼陶醉地抚摸着老吴的胳膊说：“狗崽的肉就是比老狗好吃，大补啊。”

接着他就陷入到沉思当中。他沉思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人苦苦思索，没有人敢吃菜，没有人敢说话，非得等他将桌子一拍，说出答案来。他这次的答案来得有点慢：“我想到这个字了，阴。阴，阴，阴——像是被什么卡着了。狗就是这样叫着死的。”

阿乙，生于1976年，曾在江西瑞昌市当过警察、组织部干部，之后辗转郑州、北京等地做体育编辑。现任文学杂志《天南》执行主编。小说集《灰故事》《鸟，看见我了》分别于2008年和2010年出版。北岛认为，阿乙是“近年来最优秀的汉语小说家之一，对写作有着和对生命同样的忠实与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