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虫子贴地飞行，在这个世界莫名失踪，一只鸡跟着失踪。这是故事的起源。鸡的主人钟永连断定邻居吴海英将它偷了。证据有二：一、钟永连一直寻到吴海英菜园，发现爪印消失于此；二、吴海英家飘出炖肉的香味。吴海英是不好惹的女人，喜欢打架，打不过烧人屋。钟永连想自己那阴沉得像杀手的儿子在家就好了，他很久没打电话回来，也不汇钱。

黄昏降临时，瘦弱的钟永连想到两个问题：一、这看似和睦的关系不是她钟永连破坏的，也不是靠她一人维护就能维护的；二、一只鸡说大不小，说小不大，拖到明天处理，就过期了。因此她到村里兜一圈，说：“你有看见我家的鸡么？”或者，“说来奇怪，好好一只鸡，偏不见了。”人们问她找了没有，她说：“我只知道它最后朝东边园子去了。”这是丈夫教的策略。他临终时交代，如果非要找个道理，最好先去村里转转，做做群众工作。最后钟永连来到吴海英家门口，连唱三遍：“也不知道是谁偷了我家的鸡。”吴海英问：“二娘，出什么事了？”

“也不知道哪个狗瘪偷了我家的鸡。”话说出口时，钟永连感觉自己正朝一场可怕的战争滑去，但在吴海英说鸡自己会回来时，她反而更狠，“死了怎么回，都吃到肚子里怎么回？”钟永连说话时头是偏向一边的，吴海英似乎懂了。“二娘该不会认为是我吧？”

“谁做了谁自己心里清楚。”钟永连下达判决后要走，被吴海英扯住衣袖，她甩掉，“死开。”吴海英便吼：“今天你说清楚，我什么时候偷吃了你家的鸡，说清楚再走。”

“我没说你吃了，是你自己说你吃了。”

“我哪里说我吃了？”

“吃了就是吃了，不就是一只鸡，对不了证的。”

杨村此时正下着雨，雨像大排大排省略号斜刮过来。吴海英捉住钟永连衣领，冷静看那张湿漉漉的脸，狠抽了一记。钟永连的眼泪和鼻血涌出来，脸也变形，这样便有了双重耻辱。当吴海英要扇第二记时，她又想自己终归死了丈夫，因此悲啼一声，撞向吴海英，后者连退数步，坐倒在地。吴海英匆匆爬起，揪住钟永连的头发（像揪一把稗草），又扯又拧，直到将钟永连拽倒在地。人们赶来时，发现钟永连匍匐于地，一会叫丈夫的名字，一会叫儿子的名字，那吴海英在一旁搓手，她的丈夫叫她回，她不回，说：“是她先诬陷我偷她鸡的。”钟永连便连续拍打泥水，说：“还说。”有几个女人去拉，刚拉起，她又扑下，不一会手脚抽搐。

“装。”吴海英说。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她的丈夫将她往屋里捉，她却仍说：“大家今天在这里，她诬赖我偷她的鸡，我要偷了我撞死在她面前。”钟永连坐起来，用手指戳她：“好，要是你偷了，今年你的儿子死；要是没偷，今年我的儿子死。”

“要是我偷了，今年我的儿子死。”吴海英说。

“看是谁的儿子死。”然后钟永连又说：“我就不信。”她说的如此果决，以至回到家后多少觉得讨到一丝公平，她顾影自怜地抽泣，睡过去。第二天早上，那只鸡回来了，羽毛湿答答的，腿上扎着红布条，像落魄的隐士孤独地刨土。她将它偷偷抱回家，弄死了。

钟永连以后见吴海英总是愧疚，直到一天醒过来：吴海英没偷鸡，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她若真是个贼，仅仅因为没偷这只鸡，就应该是个好人了？她有意识想那腥的味道，吴海英揪她头发，将她拽到泥水，让她吃这味道。

在重新遇见吴海英时她抬头挺胸，像对方一样轻蔑。后来性起，还在篱笆上扎薄膜，防止鸡飞走，并让女婿在每只鸡腿的红布条上写字：偷鸡者死。

她们从此老死不相往来。

进入腊月，整个杨村为吴海英儿子国华从东莞归来而激动。他开着白色别克车，轮胎碾过冬草、石块，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国华像国家领导人那样稳重地拉动手刹，嘭地关上车门，按响遥控器，静止的车便像受惊一样啾啾直叫。一个二十二三岁的外地女子站在旁边，含情脉脉地看他。她皮肤细嫩白滑，脸盘小到单手可握住，眼睛散射着外国女郎那样的光，头发短促浓密，染着晚霞一样的红色。她大冬天穿一身扎住腰部的灰色长T恤以及一条黑皮裤，显现出玲珑的曲线和瘦长双腿。她不拒人，总是露着石榴细牙，天真地笑。

“西西，进去。”国华召唤着。她迈着羚羊步子，乖乖消失于吴海英家。再没有比她更美的人了。杨村的男女一整天心间空荡，总是刮让人痛苦又心醉的风。而她从此不再出门，直到吴海英催促出来多转转，国华才带着她潦草地走了几家亲戚。吴海英倒是每天红光满面，控制不住地到处走。大家知她想要什么，便赞。她说：“哪里，哪里，女孩子的父母还没同意呢。”要是别人不说“迟早的事”四个字，她便接下去说：“交换了戒指的。”这时，大大咧咧的她根本顾不上嘲讽钟永连，后者却觉得没有比这更大的羞辱。

钟永连去了镇上，掏出纸条让老板拨打。她想命令儿子国峰今年无论如何带一个姑娘回来，哪怕是租。电话一直不通。钟永连说：“你再拨一次呢，是不是拨错了？”老板重新拨，结果更坏，对方关机了。国峰是冷性的人，从来不说在哪里打工，也不打电话。要是担心，他就说，“你一把老骨头，我不担心你你倒担心我，是不是吃撑了？”有年春节他去镇上玩，天黑才赤脚跑回，脸上有伤口，但就是不告诉钟永连发生了什么事。还有一年他没出门，跟舅跑运输，舅病了，他将车开到安徽，抛锚了，打电话回来。舅千里迢迢赶去，发现车门开着，钥匙插在方向盘下，人早已不见。后来国峰还说，“你说这样的破车是不是早该扔了？”

钟永连走进派出所。她将围巾围在头顶。一位联防队员接待了她。

“我来报案。”

“你是谁？”

“你不要管我是谁，我来报案。”接着她用手掌遮住嘴，凑到对方耳根说：“国华回来了。”

“哪个国华？”

“赌博跑了的那个国华，回来了。”想想她又说：“还带回来一个女的，我看像是做鸡的。”

“谢谢老婶。”

他们是该谢，这派出所从设立开始便靠罚款运转，去年捉一桌，每人交四百罚款，独国华跑了。影响不好，好多人都说国华不交他凭什么交。

几天后，派出所派来警察、司机、联防队员各一名，突然袭击，像逮一只活蹦乱跳的兔子那样将国华逮出门，那个叫西西的女人跟在后头像电视剧里的女人那样说：“为什么？为什么？”

“滚开。”蓄着一簇斯大林胡子的联防队员吼道。西西便不停拍打他。她的普通话很好听，即使是在说恶狠狠的话时也很好听。她咬紧腮帮，眼泪迸出来，说：“警察就可以随便抓人啦？警察就无法无天啦？”那帮人如果说有迟疑，也是迟疑于美色和她孩童般的认真。不一会他们将国华抬走，留下一堆尘烟。

吴海英割完猪草回来，听说了，腿脚打颤，昏死过去，西西则蹲在一旁哭。钟永连透过窗户看，冷笑几声，心说活该，想想没什么好怕的，在屋里走来走去，大声说活该活该。

半小时后，国华窜回来，在西西额头一吻，跑到二楼，藏进谷斗。不一会他推起谷斗说：“就说我翻山跑了。”黄昏时，小分队果然杀回杨村，他们闯进吴家，粗暴而潦草地搜查一遍，提起吴海英的衣领问：“你儿子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

“你儿子去哪里了你不知道？”

吴海英偏过头。

“翻山跑了。”那个四川姑娘悲伤而冷静地说。

“跑了？”

“是，跑了。”

联防队员凑过来，将手电光射向她的面庞。她闭上眼，咬着嘴唇，紧绷的脸皮不时颤抖，长长的睫毛留下一道阴影。

“跑了？”

“是，跑了。”她加重语气。然后联防队员说：“你的暂住证呢？”

“没有。”

“必须有。”

“没有。”

“那你跟我们回去调查调查。”

“为什么？”

电筒猛然打向她嘴巴，她突然瘫痪了，软在地上。他们说走、走，拖起就走。一双高帮皮鞋蹭来蹭去，蹭不动时，她的眼神浮出绝望，就像砧板上的鱼望见菜刀。她就是这样向一堆陌生的亲人浮出一枚绝望的眼神。后者全都受不了，一个个跑回家。当她被拖到谷场时，他们像骑兵从四面八方涌出，围住小分队，提起笤帚、晒衣杆、木棍甚至烟袋不停打。混乱中只听见文弱的警察喊冷静点冷静点，但是谁也没办法冷静。他们最终停下来还是因为从遥远处传出一声喊叫：“住手。”他们闪开道，让那开着别克带着美姬回家却一度躲在谷仓的王子高举菜刀，像个真正的勇士冲过来。他还没站稳，就一刀，毫不迟疑，一刀剁向联防队员的胳膊。所有人闭上眼。事情走向不可逆的恐怖。就连国华自己也不敢相信，举刀顿在那里。只有钟永连在心里鼓励他：“剁呀！剁！快剁！剁死了，你也跟着死。”他又连着往下剁。

没有血。没有话语。这个剁死人的过程极其漫长，以至连受害人也忍受不了。联防队员夺下菜刀，说：“有种别用刀背剁。”国华忽而觉得受了奇耻大辱，生生又抢来一把柴枪，要捅死他们。派出所来的三个人这下全醒了，像牛四散奔逃，好一会才知会合，争先恐后地消失在远处的小径。

派出所的人最终没有回来。吴海英在省里的表侄给县委打电话，县委找公安局，公安局长将正朝杨村行进的十八人大部队喝止了。公安局表示不再追究国华，吴海英的表侄也表示不追究公安，此事到此为止。但国华还是带着受惊的尤物，仓皇离开乡村。

打工的人慢慢归来，在孩子们面前变化出会唱歌的纸、黄金手机以及不会燃烧但是也会吸得冒烟的香烟，这些东西修改了杨村。钟永连每次都跟着到村头张望，寄望于高大的儿子出现，始终没等到。她问可曾知国峰在哪里打工，他们都不知道。

她去镇上拨打国峰手机，老板说停机了。他说停机的意思是手机停用了，可能没交费，也可能是因为被抢了，广东抢东西都是骑摩托车将人拖倒在地，拖几十米。

她抵挡不住持续性失眠的折磨，一天坐在椅上睡了。在梦中，国峰变成小孩子，脸色苍白，说话喑哑。她舀出一勺稀粥，掺上药，细心吹拂，“吃啊，孩子，吃一口，吃了就好了。”但国峰总是凄惨地望她，轻轻摇头。这时她就陷入到一种无奈的焦灼中。她端走碗，回来时见床上趴着一只巨大的墨鱼色怪物—它的胸部嵌着枯瘦的肋骨，脏器急剧起伏，一些肿囊被刺破，暗红的血沿着经脉垂滴下来。四肢则像剥了皮的兔子。它半蹲着，用右手撑住床板，试图将衰竭的身躯顶起来，一直屈着的双腿像筛子那样筛动，盖在它身上的棉被滑落下去。它的粘着几根毛发的鹅卵形巨大光头，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鼻子，只剩长着利齿的嘴大口喘气。它喘气时，腮部令人揪心地开合，四周涌出腥气。它晃着晃着，将要倒掉，手猛然一伸，捞住她，她便醒来。她感觉手腕又冷又痛。

她匆匆去姑娘家，找到正在阳光下打牌的女婿。

“国峰这么久不打一个电话回来。我梦见他长了血淋淋的翅膀和尾巴，有些担心。”女婿没有说话。“你是他姐夫，你去找找他。他姐疼他。”女婿看看她，想说但最终没说。“你去找，你把他找回来，你是他姐夫啊，我只这么一个儿子。”

“怎么找？”

“你总会有办法的，你快去帮我找，求你了。”

“中国那么大怎么找啊？我连他在广东福建都不知道。”

“你总会找到的，你们年轻人有办法。你就把他找回来跟我过个年，过完年他跟你干什么都可以。我身体不好，就是想看眼他，看到就踏实点。”

女婿站起来，钟永连忽然跪下捉他裤腿，她拖着膝盖，眼泪汪汪地说：“我怕是国峰死了，真的已经死了。”

“乱说什么？”女婿说。看到妻子走过来后他又说，“好吧。”

“你发誓。”

“我发誓。”

女婿拿着钟永连的五百元，到县城转了一天回来，还回五百。他撒谎，说在火车站碰见邻乡李元戎，得到信，国峰再做几天就回。她不信，他拿手机拨给李元戎，李元戎说：“二娘啊，国峰快回了，现在一天能赚一千，他要赚够才回。”小年过去后，村里在广东打工的国光回来，应证了李元戎的说法，国峰和国光在隔壁厂，国峰这几天正加班，工资翻倍，一天能赚四百。是国峰托他带信回来的，大年三十准回来。

“国峰现在怎样？”

“还是不爱说话，留了长发，气质像诗人。”

钟永连知道国峰赚钱是为着去佘村推牌九。每年正月初一，佘村庙前便摆十张桌子，吸引四面八方的打工仔去，有个叫志刚的人做庄几年，去赌的人开始几百几千，后来几万上十万，辛辛苦苦打工一年就为着到此输光，然后借钱买火车票再去南方。国峰去年头四天赢，第五天输光。回来时眼睛通红，喝了一碗粥便走了。

大年三十这天上午，钟永连摆出炉子炖鸡、鹅、牛肉和肘子，洗菜，看着火候差不多，将腐竹丢进汤锅。中午，菜都凉了，她仍待在家里，慢慢做着已经做完的事。这时她就像恋爱中矜持的女方，即使有再多的欲求，也只藏在心里，绝不迈出家门一步。她要等他心急火燎地闯进来，叫一声，才转过身，将桃花般的笑容打开。

“回了啊，国峰。”

“是啊，回了，妈。”

她只在等待这两句话。但是光阴下陷，村外的路与空气灰暗而凝滞，没有车辆的声音，也无喧哗，只有几个孩子悄悄放鞭炮。然后天黑了，像倒下很多墨汁。钟永连坐在槛上，眼泪往下掉。

夜晚十一点时，家家户户闭门，钟永连也要掩门，却见远处天空射出一束笔直的弱光。她僵立着，直到它越来越大，分明朝这边射来，才振奋起来。“这车灯像金箍棒，在天空搅来搅去啊。”她想，然后小跑，跑了一会觉得慢，索性放开步子像男人那样跑。

这是辆面包车，路过她时停都没停。

她坐在路上开始哭，她痛，全身痛。她的鞋跑掉，石尖割坏脚，还摔了一跤。他的儿子不回来了。但在她感到再没什么能告慰自己时，那辆分明是驶向别地的面包车又折回，朝着村里开去。它恰好停于她家门口，不肯熄火。

她跑回去。

国峰将一只简单的包拎出来，丢在地上，从裤兜翻出两百，给了司机。他还是那么冷漠。钟永连捡起包，说：“师傅要不要在家吃个饭？”那司机没应，将车开走了。

“怎么回得这么晚？”她问。儿子有些烦躁，“坐一天一夜火车，在县城一直租不到车。”

“饿吗？”

“饿。”

“我去给你热菜。”

“喝粥。”

“大过年喝粥做什么？”

“喝粥。”

国峰的声音小，但还是威严。他又说：“困，做好了叫我。”然后他闭着眼，熟练地走向卧室，轰然倒在床上。钟永连用了很久才将他身下的被子扯出来，盖在他身上。然后她怀着极大的踏实和极大的空虚去熬粥。她洗锅，淘米，倒入大量的水。她知道儿子喜欢喝清汤一样的粥。越清汤寡水越好。她等候着，觉得磨人，就去摇煤气罐，有时觉得熟了，揭开锅盖，一股白汽冒出，用汤勺舀出来，却还是硬的。稀饭做好后，她盛上一碗，忍着滚烫端进卧室，唤了一声。被窝里传出细微的响动，他遥远地唔了一声。

“峰，起来喝粥。”

他没回答。她坐在床边等待。坐火车起码三千里，从县城回少说又六十里。她悄悄掖被子。窗外开始飘落大雪，这时多宁静啊，我的儿子熟睡着。窗外飘着大雪。

过了一阵她又唤，“峰。”

没有回答。

她便像老母牛那样，将脸庞凑去，温柔地唤：“峰，快起来，先吃点，吃过了再睡。”这样唤着她有些瘆，去摸他脸，却是冰块一般冰。探鼻孔，气息已微弱了。她摇他，就像在摇一只晃来晃去的水袋。因此她急，去拉他，手从滑雪衫上滑下，便捋起他的衣袖，捉住他手腕。她用了好大的力，感觉对方意外的轻，却怎么也捉不上来。

忽然她全身僵住，哭泣起来。

她捉的不是人手，而是死狗、死鱼、死猫、死耗子、死泥鳅，她的指头沾满滑烂、臭烘烘的脂肪。她的大拇指正死抠着儿子破烂的手腕，直抵白森森的骨头。他的手臂全然紫掉，像茄子那样紫，一划就烂。她推上他的羊毛衫，身上也这样，紫色的血管像是紫色运河，在胸口纵横交错。等到她匆忙爬上去从后边抱起他，他的头颅已像被斩，猛然垂落，在那被迫张开的嘴里，呕出一股化肥才有的气。

医生观察三分钟便走出病室，找到钟永连后愤慨地说：“你儿子身体全部烂了，器官、皮肤、骨头都烂了，活活腐烂死了。”后来她租车将国峰运回，悄悄埋了。

开春后，立志要成为全国大律师的县法律援助中心实习生来到杨村，找到白发苍苍的她。他解释着含铅量、周工作负荷量、防护措施这些词，发现对方根本不懂，因此打了个比方，就像是日本人侵华时的毒气工厂，这个比那个还毒。钟永连摇着头走开了。

“我这也是为你好，又不要你出一分钱。”

“不啊。”

“难道你儿子就这么白白死了？”

“不啊，不需要。”钟永连很固执。后来她走向邻人家，像大病初愈那样，极其缓慢、小心地让屁股落在石槛。吴海英看见，端凳子出来，“坐着冷，二娘。”

“要说，还是我不该疑你。”

“二娘，到这时了还说这种话。”

吴海英蹲下来，去摸钟永连的手，钟永连让她好好地摸。吴海英没再说话，不停地出眼泪，而钟永连一直像烈士仰着头。这时在村头，在那家还没走的打工仔家里，音响正在放Beyonce的《Halo》：

Everywhere I'm looking now

I'm surrounded by your embrace

Baby, I can see your halo

You know you're my saving grace

You're everything I need and more

It's written all over your face

Baby, I can feel your halo

Pray it won't fade away

她们就像石头那样茫然地听着。而作者我是那个高喊冷静点的乡村警察，我后来辞去警职，穿州过府，四处打工，只为看一眼超自然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