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怎样加快转变？建议提出了五个基本要求，即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着力点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

笔者认为，中央建议突出强调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不为我国“十二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而且对我国长远发展特别是今后从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跨越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是使我国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正确选择。

一、转方式、调结构是世界上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

世界上已有不少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按世界银行2009年分组，人均国民收入996—12195美元（2009年美元，下同）的国家和地区为中等收入国家和地区（其中996—3945美元为下中等收入国家，3946—12195美元为上中等收入国家），低于995美元的为低收入国家和地区，高于12196美元的为高收入国家和地区。但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早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即使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还是跨不进高收入国家行列。最突出的是拉美一些国家。按世行数据，1980年，委内瑞拉人均国民收入为3570美元，乌拉圭为2410美元，墨西哥为2140美元，智利为1900美元，巴西为1890美元，阿根廷为2520美元。但是，经过30年的发展，至今没有一个进入高收入国家。2009年，委内瑞拉人均国民收入为10150美元，乌拉圭为9360美元，墨西哥为8920美元，智利为9420美元，巴西为8040美元，阿根廷为7570美元。亚洲和非洲一些国家也是这样。亚洲除日本、“四小龙”和文莱等国家和地区外，至今大多为中等收入国家。2009年，马来西亚人均国民收入为7230美元巴基斯坦为1020美元，印度为1180美元，菲律宾为1790美元，泰国为3760美元。2010年初，马来西亚颁布《新经济模式》方案，核心旨在逃离“中等收入陷阱”，要求2020年人均GDP达到15000~20000美元，所以，人们又称它为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改革方案。

为什么会出现“中等收入陷阱”？一般认为，发展中国家在摆脱贫困时，往往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容易忽视技术进步、结构优化，以致出现经济与社会、城乡、地区、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失衡和分配不公，结果出现社会危机或经济负增长、失业率提高、收入差距扩大等。世行专家认为，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阶段后，一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增长机制需要有新的突破，延续过去的战略和机制难以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

中国2001年人均GDP为1042美元，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09年人均GDP达3700美元，2010年达4000美元，开始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我国面临的问题同其他国家有不少相似之处。我国当前有五大失衡：一为储蓄与消费失衡或投资与消费失衡，消费率太低；二为一、二、三产业失衡，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三为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四为生态环境总体恶化趋势未扭转；五为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接近0.5。因此，

为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要转型，要从追求数量扩张型转变为注重质量效益型这就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所以，今后十年率”的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并且明确了具体要求，如提出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着力自主创新，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等。

三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意味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取代，其内涵也从一个转变扩展为三个转变，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四是2010年初以来中央一直强调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显得更加刻不容缓，因为外需萎缩后，内需更显不足，产能更加过剩，增速大幅下滑；中国碳排放迅速增加（2008年为65亿吨，高于美国的58亿吨），保护生态和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由于分配差距过大且不断恶化，要求人人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们逐步认识到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而且要把做大的“蛋糕”切好、分配好，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基础。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然包括使公

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内容，即实现所谓包容性增长。

以上说明，中央在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取得举世瞩目成就时，对正在日益显露的矛盾和失衡问题是有清醒认识的，并及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和举措，包括这次“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各项重要原则和方针政策。我们相信，只要我们沿着十七大和“十二五”规划建议的精神走下去，我们就有希望再经过20年左右的努力，从目前的上中等收入国家，迈人高收入国家行列，即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避开“中等收入陷阱”。

三、要致力于转方式、调结构，就要适当放缓经济增速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说明，要致力于转方式、调结构，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就要适当放缓经济增速，不再通过大规模粗放扩张追求经济的两位数增长。因为2003年以来经济的超高速增长，已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经济结构失衡，并日益显示这种增长的不可持续性。因此，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坚持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而要致力于调结构，就不能一味追求经济的超高速增长，需要适当放缓经济增速。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主要是连年追求超高速经济增长。为了追求短期超高速增长，不断加大投资，而且大上工业和重化工项目，挤压消费；投资增速很高，粗放扩张，必然要付出过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为保经济增速一高再高，财政支出多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用于支持欠发达地区和增加低收人群体收入的财力不足，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由于追求短期的经济超高速增长，致使上述五个方面经济结构失衡越来越加重和突出。

因此，为缓解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当前需要适当放缓经济增速，从历来的追求两位数增长逐步转为追求比如8%左右的增速。最近，政府强化淘汰落后产能、取消一部分“两高一资”产品出口退税、加大节能降耗工作力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等控制银行放贷规模和增速、整顿地方融资平台、对房地产行业进行调控等等，力图使经济增速有所回调，这些都是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的。

与此同时，在经济学家中也有人担心中国经济会因政府上述措施出现“二次探底”，不利于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这是不必要的担忧。当前经济一定程度的回调是政府宏观调控的要求，是有利于转方式、调结构的，并不是什么“二次探底”。因为一般认为，按照现在的发展态势，2010年经济增速仍将在10%左右。如果不能容忍现在一定程度的增速回调，老是想保两位数增长，那么，所谓调结构就将落空，甚至会使结构失衡更加严重，最终走向“硬着陆”。这说明，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需要转变增长和发展的理念，要从追求两位数增长转变为追求常态的中高速增长，即8%左右的增长：只有这样，才能为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创造比较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其实，在目前中国体制和政策格局下，我们根本不必为经济探底发 愁。现在各方面特别是地方政府，仍是GDP挂帅，急功近利，只要有一点可能，都会千方百计提高经济增速，即有强大的追求经济高速再高速的动力，并希望一直实施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中国，目前最难的还是控制经济增速太快带来的资源紧张、环境恶化、通货膨胀、贫富悬殊、国强民不富等问题。我们要逐渐回归到常态的增长，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有可能，一是内外环境迫使不得不放缓经济增速，否则会出现社会震荡、危及社会稳定，这是被动的调整；另一种是通过深化改革，主要是推动政府转型，政府不再以追求GDP增速作为第一目标，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这是主动的调整。我们应当努力实现主动的调整。

四、应当着力深化改革和调整政策，推动转方式、调结构

转方式、调结构有许多途径，如大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完善有关法规等，当前最重要的应当是着力深化改革和调整政策。

在深化改革方面，应以政府转型和财政转型为重点。2005年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为配合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作为实“十一五”规划的关键环节，明确提出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这是有内在联系的。据我体 会，当时已普遍认识到，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靠政府转型来推动和保证。而政府转型是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可惜这一关于jjⅡ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重要意义的论断以后被淡化了，没有落实，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滞后所以今后在经济转型中，要突出强调政府转型，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处理好政府同市场、企业的关系，政府不再以追求GDP的高速增长作为主要目标，而应把做好公共服务放在第一位。

在政府转型过程中，财政转型很重要。财政要从经济建设型财政转为公共服务型财政。从中央到地方，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公共服务而不是经济建设。经济建设除必要的基础设施外主要用于“三农”，如兴修水利、改良品种、推广农业先进技术、对农民种粮等进行直补等。要大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大幅度增加公共服务支出，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就业培训与服务、保护生态和环境、社会保障、公共文化建设等，这些能有效提高公众特别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这正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要求的。

调整政策也很重要。各类资源和生产要素长期实行低价政策，实际是鼓励粗放扩张，今后需作重大调整，主要是放松政府对价格的管制，使各类资源和要素的价格能很好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调整经济结构，需要加快发展服务业。但据研究，目前我国服务业的营业税实际税负高于第二产业增值税税负2个百分点左右，这显然是不利于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发展服务业的，亟须尽快完善。还有，各种限制民间资本进入垄断行业的政策，也不利于这些部门的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有待于进一步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