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牛逼的一点，是经过数年努力，终于统一了社会价值观。孔子花了两千多年才完成的任务量，我们二十年就干完了。如今，所有的知识、技术和才华，都要转化成财富才有效，所有的理想、职业和人生轨迹，都要量化成财富来衡量。今天人们群情激愤的骂某个贪官，明天听说贪官的儿子办了场豪华婚礼，马上就艳羡不已。无论再费解的行为和价值观，到了中国就特别好解释，只有一句话：不管怎么样，挣钱才是王道。
所以，一切跟钱无关的事情，都成了旁门左道。提钱伤感情，不提钱就是浪费感情。因此我一直认为，活在当下，对于文史哲和政治之类的东西，即使一个人再喜欢，做到心里有数就行了，千万别拿出来见人，说出来显得很傻逼，写出来显得很装逼，写完了说完了自己的生活依然很苦逼。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这些东西，就像情侣在床上一边做爱做的事情一边讨论利比亚局势一样，如果真有这样的，肯定也是男的想故意拖延时间。
所以，不把人逼急了，谁也不想谈论国事。
这两天，媒体的重点开始放在歌颂救援工作上，那个幸存的小女孩也成了他们救援工作的成果，尽管差点被他们结果了。人们开始逐渐的关注航母和变3。新华社的通稿发了，韩寒的博客也发了，官方和民间都有了战斗檄文。一切终会过去，一切终会忘记，被免职的官员会被乾坤大挪移，温州会成为下一个克拉玛依，人们会找到新的话题。像鲁迅说的那样，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尽管有的人活着，全家却死光了，有的人死了，还一直活在铁道部的伤亡名单外，但不管怎么样，死人无法再活，活人却不能找死，生活还是要继续。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想向中国的媒体稍微致敬一下。尽管这次他们依旧说了很多谎话，背了很多骂名，但我还是看到了他们在体制下的巧妙周旋和奋力挣扎。中国还是有很多优秀的新闻从业人员，内心深处还是有种与国际接轨的冲动。当然，我们还应该庆幸这次事故发生在温州，而不是拉萨或乌鲁木齐，否则，网络再发达微博再强大也给不了我们评论的权利，更不用提讨伐。
回想一下，最近几次让中国民众如此群情激奋的事件碰巧都是在浙江，上次是乐清的钱云会案，上上次是杭州的胡斌撞人案。其他类似李钢或郭美美之类的事情，虽然也招来了全国骂声一片，但人们更多还是用一种狂欢的心态去调侃。这几次却只有愤怒，没别的。
我们仔细想一下，这次动车事故，除了受害者及家属外，我们这些外人到底在愤怒什么？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吗？是因为隐瞒数据吗？是因为赔偿金额太少吗？是因为高铁和动车技术不过关吗？是因为铁路安全问题没保障吗？是因为媒体助纣为虐吗？
官方一定也很疑惑，他们这次为什么如此愤怒？每次矿难死的人都跟这差不多，没见他们这么愤怒；每年那么多贪腐案件，也没见他们这么愤怒；安全隐患和技术不过关的例子到处都是，也没见他们这么愤怒；动车出事前一天，京珠高速上一辆客车被烧成灰烬，41个人当场火化，也没见他们这么愤怒。甚至钱云会案和胡斌撞人案，也没愤怒到这个程度。
其实按照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习惯，看到无辜的人死去，会心疼一下愤慨一下，但还不至于为一个跟自己毫不相干的人费心太久，更不可能去长久激愤。人们真正恨的，是官方掩埋真相强奸民意的嘴脸，而每个人都曾是这副嘴脸的受害者。之所以坚持要真相，不是想为钱云会和谭卓等人讨一个说法，而是如果事情闹这么大都没个说法的话，以后自己任何事都不会再有说法了。
说白了，我们真正的愤怒，其实跟死了多少人拿了多少赔偿金无关，跟修建铁路吃了多少回扣藏了多少猫腻无关，跟有没有新闻发布会无关，跟政府办事效率低下无关，跟高铁还是动车的技术无关，甚至跟安全问题都无关。我们当然希望能越安全越好，但一千趟火车可能只有一趟出事，概率不到千分之一，然而每次出事，官方都会遮遮掩掩推卸责任，概率是百分之百。相比之下，我们更恐惧的是必然的概率。
正如那些发誓说再也不坐动车的人，心里可能也就一笑而过，但如果动车追尾的概率超过百分之五十的话，相信绝对没人再敢坐动车了。
更何况是百分之百呢。
弄明白这一点，很多问题都不难解释了。官方的公关策略，就是把公众对真相的穷追不舍转化为一个个具体问题，再一一化解。网上革命派和保皇派的论战，也都是纠缠于某个细节问题上，所以怎么争都争不明白。
试想一下，如果火车一脱轨，官方的处理方法就跟国际接轨，找出了直接责任人。然后再搞一个全民问卷调查，有多少人会坚持让这个负责人抵命呢？那么多人拼命，不是为了要谁的命，也不是为了要谁给谁偿命，人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命。我们要的只是一个盼头，他们有承认错误的雅量和坦陈真相的诚意，即使再于事无补，也会给活着的人一个下次就会好了的盼头，否则就是接近换来希望，希望换来失望的恶性循环。
毕竟在中国，承认错误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因为承认完以后就要承担，承担完以后就要承受，承受不住就要承让。按照中共历史上的传统，凡是承认错误的个人基本上都没好下场，陈独秀李立三王明都是如此，七千人大会上的毛泽东也不得不退居二线。所以现在事故一发生，最多只有某个部门出来集体承认错误，以集体的名义抵罪，并且每个陈述者给人的暗示都是，我们的工作确实有失误，但都与我无关。
法不责众，民众想骂都不知道骂谁。因为平时只听说过有关部门，只好先推测哪个是有关部门。铁路出了事便骂铁道部，公路出了事就骂交通运输部，医疗出了事就骂卫生部，刘志军在位就骂刘志军，盛光祖来了就骂盛光祖。他们骂的其实只是那个位置，而不是那个人。
经过跟官方的多年较量，民众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低，或者说包容心越来越强。以前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到后来变成无过便是功，再到现在，无大过便是功了。犯点小过错，比如贪点钱劫个色，让百姓受点小委屈，人们听说后不再愤慨了，而是包容的笑笑，还替贪的比别人少判的比别人重的喊冤。只有在他们犯了大错以后，人们才会发出最后的吼声。所以我一直相信去北京南二环告御状的都是有冤者，而且是受到莫大的冤屈无处伸张者。
还有一点，这次动车事件之所以比钱云会和胡斌事件反响更大，最大的原因在于他们往水里扔了一块最大的石头，就是匆忙掩埋车头。无论从哪个角度想，都不能原谅。前两次还都可以用交通事故的说法来转移视线，这次却连五毛党都无计可施，最多保持中立，帮忙调停，说我们说再多都没用，再抱怨也改变不了现实。
他们有个很强大的逻辑，凡是不符合新华社通稿精神的都是唧唧歪歪的抱怨。无论是正当的权利诉求，还是对当局的质疑，或是对死者的哀悼，都有一群人跳出来说，抱怨是没有用的，我们改变不了现状就要适应它。就像一个人生病了要吃药，医生告诉他，你吃了药也没法长生不老，不吃药也不会立即死，所以还是别吃了，等你适应了这种病，这种病就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了，要不试试另一种药？说完连捅八刀。
民众对官府的容忍底线是，事故已经发生了，你们可以骗人，可以骂人，可以抓人，可以冤枉人，但不可以再杀人。很遗憾，当他们开始挖坑，特别是那个小女孩被救出来以后，人们宁愿相信有人被活埋了。事实证明，现在官方最难解释清楚的就是这一点，而民众情绪的引爆点也是在这一点。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矿井塌方，即使最后一个人都没被救出来，即使官方再隐瞒死亡数字，人们也不会穷追不舍，但刚一塌方政府就把整个矿井埋了或炸了，民众会有怎样的反应。
经过多年贫富分化的沉淀，中国的底层老百姓其实已经习惯了别人吃肉自己喝汤，但恨的是吃肉的人一边吧唧嘴，一边还告诉他们汤最有营养。政府的公信力以前还是多和少的问题，现在变成有和无的问题了。而且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严格的说，这次事件的直接受害人很多还不算底层老百姓。身居温台富饶之地，在中国这个没有中产阶级的社会里，已经算是底层社会中的中上层了。他们可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可能分过现有体制的一杯羹，但在事故发生后却毫无招架之力，在官与商的较量中完败下阵。由此可见，再上层也还算是底层社会。
高中上语文课，我对鲁迅老在文章里提青年特别不理解，觉得你们已经够牛逼了，青年还能干什么，现在想想，这正是他们最牛逼之处。
就算我们的大学教育再洗脑扯淡，人生追求再声色犬马，就算我们都被房子套牢了都被社会招安了，我们依然是这个时代知识的最密集人群。这一点不可否认，未来还是在我们身上。
像色戒里的那几个人，本来是演爱国话剧的，后来跑去杀汉奸，结果被汉奸全杀了。插一句话，色戒写于1950年，其时张爱玲滞留在大陆，接受思想改造，两年后，终因顽固不化而放弃改造，前往香港。
汉奸是要杀的，但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知道汉奸该杀，知道杀他们是因为没吃饱而不是因为吃饱了没事干。否则杀也是白杀，还不如回来继续演话剧，当不成主演可以当配角。在这个时代，我们演了可能没人看，但我们不演肯定没人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