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五四90周年之际，国内有掀起了一股反思五四的热潮，非常可喜的是，一反过去一哄而上的普遍、热烈的歌颂和赞美，今年出现了反思五四的不足、弊端和缺陷的言论，虽然其中不乏许多明智的思考，但也出现了一些否定五四的历史意义的观点，有的甚至用上了“剥去五四的光环”的词汇。在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形势下，本人也来凑一下热闹，在庆祝、反思五四90周年的尾声中送上自己的心声。
一、五四的时间范围和学术概念
从狭义上来说，所谓五四，指五月四日当天发生的事件，应该是不错的，但任何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都是有前因后果的，作为影响百年历史的重大事件，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局限于某一天的范围。
如果我们把五四定义为一次民族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的全国性运动的话，就其理论前奏和文化积淀来说，如果不从北大创建开始，最起码应该追溯到1915年《新青年》创刊。可以说是北大“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汇集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精英人才和最尖端的科学理论，和《新青年》的除蠹革新，在思想、文化和学术理论上开创了几千年来的新潮流，才孕育了五四当天的学生运动；连带五四后续的十几年的余脉，才完整地构建了整个五四的历史事件。从更大范围来说，李慎之先生说的这话也是不错的：“中国的启蒙应该说是从一八四○年西洋人以大炮轰开中国的国门之后就开始了。前乎‘五四’者，自甲午而戊戌而辛亥；后乎‘五四’者，自五卅而北伐而抗战，应该说都标志着中国人民作为全体而言的觉悟与进步。”[1]
二、五四最主要的历史意义，是一次全民的、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
所谓启蒙，主要的就是解放思想。“五四”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最重要的一次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
中华民族在制度上百代皆行秦政，在思想文化上，孔孟儒学为主，老庄道学为辅，主导中国文化，延续二千多年而经久不衰。中国的整个“传统”，无论是制度上，还是思想、文化、学术理论上，两千多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是专制主义。而救治专制主义的惟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世界（主要地是欧美）近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的科学、民主和自由来替代专制主义。 这就是“五四”最本质的历史意义。
任何历史的重大变革，都必然先有思想、文化、学术理论上的启蒙革新，才能够孕育社会历史的跳跃性发展。正因为先有诸子百家的先秦的文化繁荣，才会有秦、汉的一统天下；先有了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才会有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这种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结合的资本主义，或者就近代来说，正逐渐地演化成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主流，将摧枯拉朽地冲破一切阻碍而在全世界欣欣向荣地普及。
所以，“‘五四’的意义却远远不是爱国主义足以概括的。它与欧洲的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一样，是人的解放的开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始。”[2]正是“五四”，以欧洲文艺复兴的资本主义世界性新思潮，向中国二千多年铁板一块地完整的封建专制发起了历史性冲击，虽然近百年来，中国的这种反封建专制的历史任务，至今远未完成，而且更是任重道远。但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不可能在世界历史发展主流之外，独葆封建专制之腐朽。而正是“五四”，才在中国开创了向封建专制发起总攻的“新世纪”，特别是在思想、文化、学术理论上，是“五四”在中国领历史潮流之先，并至今存在着巨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五四精神在思想、文化、理论上的进步意义在于她在中国引领了“反权威”的历史新潮流，五四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开创了理性地审判思想、文化和理论上一切权威观念的先例。自从以儒、道互补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确立以来，还从来没有受到过置疑，特别是几千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可悲的、最丑陋的人格就是对权威的臣服。有位先哲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最重要、最基本的品格就是道德性和批判性，就是怀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而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改革。而从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权威的臣服和批判性品格的缺位来分析，严格地说，从古至今，包括当代，除了五四那代知识分子昙花一现之外，中国还真的鲜有真正合格的知识分子。记得鲁迅先生曾用他那支一剑封喉的犀利之笔来刻画中国传统的奴性人格——就是那种坐稳了奴隶地位便心情欢畅，坐不稳奴隶地位便痛苦的奴性人格，就是那种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觉地，心甘情愿地，乐在其中地当奴隶，并以其当奴隶取得的利益而自得其乐；而且是已经坐稳奴隶地位的人残酷地奴役还未坐稳奴隶地位的人。——当鲁迅所揭示的奴性人格体现在思想、文化和理论上时，体现在被喻为“民族的脊梁”的知识分子的人格良知上时，国家和民族的安危就是可想而知了。
记得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文化大革命中“二个凡是”最疯狂的时候，当我读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引用黑格尔的话：这个时代“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来形容法国启蒙思想家：“他们不承认任何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3]我当时读到这段话时，对我的心灵的震撼之激烈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当时，二十岁多的我渐渐地明白，恩格斯是在冥冥中教导我：权威的、已经被神化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同样也必须接受我们当代人的理性的审判。可以这么说，只要在中国的思想、文化、理论领域还存在着不能被批判和不能被理性审判的“神话”，五四对权威的批判精神就具有重大的现实的意义，五四精神就永远没有“过时”。 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然而就觉悟的程度而言，一个半世纪以来，还是‘五四’先贤的觉悟为最深最广最高。‘五四’在八十年前定下的个性解放的奋斗目标，不但现在还没有超越，而且还没有达到。” [4]
正如五四先驱胡适先生说的：“我们要救国，应该从思想学问入手，无论如何迂缓总是免不了的。”[5]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制度上的变革有多么重要，是多么的基础和本位，但一切还是必须从“思想学问入手”。虽然我们中国在科学和民主方面屡败屡战，但我们必须，也只能再次回归五四，再接再厉，重新实现思想和文化上的启蒙。这也是为什么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前夕，重提“思想解放”，并把“思想解放”放在“头条”地位的真正原因。
三、“五四” 思想、文化、学术理论的主流，就是科学和民主。
众所周知，科学和民主是五四的旗帜，这面旗帜，在中国的上空，飘扬了近一个世纪，虽然是饱经风霜，屡遭暴风雨的摧残，但至今还在中国的上空引领着历史发展的潮流。
有人说，“五四”缺憾就是在经济理论方面没有什么建树，“五四”也没有科学地为“重农轻商”的中国指明“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邓小平理论）。但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理念上来说，崇尚科学，就是最基本的经济概念，也是最强大的经济动力。所以，“五四”扯起的这面科学的大旗，是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而应该理解为在全民族树起崇尚科学的大观念，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自然科学和科学的经济、管理理论。
虽然，“五四”的科学和民主的内涵并不完善，不但在对科学，特别是对经济领域的科学的认识上略显肤浅，而且就“五四”对民主的理解，也并不完善。就当今的民主观念来分析，甚至是当时的时代先驱式的人物，包括孙中山、陈独秀，甚至是鲁迅，对民主的理解也是略显肤浅。
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请进中国来的陈独秀，就根本没有搞懂什么是民主。虽然他的先驱之功永不可没，但就在‘五四运动’次年、也就是他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之前，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反对资产阶级民主而鼓吹起无产阶级民主来了。他说：‘民主主义是什么？乃是资本家阶级在人前拿他来打倒封建制度底武器，在现在拿他来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从前政治革命时代，他打倒封建主义底功劳，我们自然不能否认，在封建主义未倒底国里，就是现在我们也不绝对的反对他。但若是妄想民主政治才合乎全民意，才真是平等自由，那便大错而特错。资本和劳动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民主主义只能够代表资产阶级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封建阶级底意，一方面不能代表劳动阶级底意，他们往往拿全民意来反对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是非民主的，这都是欺骗世人把持政权的诡计。”[6]可见，从阶级观念出发，来理解民主的，并不是毛泽东的首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陈独秀就是如此地理解民主的。到后来，陈独秀在经历了国家民主建设的曲折和个人生活的磨难后才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呐喊：“‘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的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7]并列举了民主政治的几个必要条件：“(一)议会由选举产生；(二)无法院命令不能捕人杀人；(三)政府的反对党派公开存在；(四)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五)罢工本身非犯罪行为。”[8]陈独秀还说，“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只能是领袖独裁”[9]
就算是在“五四”时期就已经非常激进的鲁迅，因为信息闭塞，真相受到掩盖，也上了斯大林的当，相信苏联没有大饥荒(其原因与中国农民消极抵抗“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生粮食短缺因而造成饥荒一样)的谎言，还要为之辩护，直到最后，经历了上“四条汉子”当的亲身体验，开始领悟的时候，已经是晚年的事了。
再拿中国民主革命的导师孙中山先生，对“民主”的理解也有失偏颇，因为政治运作的需要，孙中山先生也说过“自由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个人不可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便要大家牺牲自由。”[10]甚至在晚年还搞了一个国民党党员宣誓效忠领袖的事件。直到胡适先生以他的名言来纠正孙中山先生对民主自由的误解，那已经是几年以后的事了：“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11]
就算是“五四”以后90年的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民主”的解读还是存在着许多误区：饱受香港民主熏陶并长年留学实行民主政治的美国的郎咸平先生还设想以严密的法制来替代民主、也有人误读了杨小凯先生的理论，想用突出共和的重要性，来贬低民主的功效、更有部分主流学者把民主政治比为民粹主义。甚至有人提出美国的第一部民主宪法中根本就没有“民主”这个词汇的事实，来贬低民主的历史意义。
但所有这一切，并无损于“五四”创导的民主和科学的辉煌，也无法否认五四真正的历史意义在于为中华民族指明的民主、科学的方向和路径；而五四的不足和部分弊端，仅仅说明了民主和科学的道路在中国还任重而道远。如果拿世界民主政治的发源地之一美国在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来比较，美国是在立宪近200年后，才真正实现了全民普选，即使首版美国宪法真的没有用“民主”这个词汇，也只能说明，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完善都必需一个发展的过程，相对来说，处在启蒙阶段的五四的民主理念，应该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比较高水平的开端了，就是在当时，也不能很算落后了。
在当代的中国，或者说在全世界都一样，民主、共和、宪政、人权、法制、法治、和市场经济中的公平、效率、竞争、甚至还包括供给、需求、消费、成本、利润、工资、财富的分配、价格水平、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税率、税额、各项财政支出等等社会元素，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中，无论是政治元素还是经济元素，都必须和社会制度、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都必须互相有机地保持一个适当的“量”和“度”，无论哪个元素的单独地“冒进”和“滞后”，都会给社会制度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效率带来危害。这就叫做所谓的“综合平衡”，这种政治和经济的均衡，甚至还包括科学、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等的社会整体的均衡，就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无数客观事实都证明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建设，政治体制改革已经非常严重地滞后了，并在事实上形成了制约其它方面发展和解决许多社会重大问题的瓶颈，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的重大突破，甚至不可能有效地根治腐败和贫富悬殊二大社会毒瘤。因此，五四科学和民主的旗帜，在中国当代，有着无比巨大的、历史和现实的进步意义。
四、关于“五四”完全、彻底地“反传统”而忽略传统的继承问题。
说“五四”全面地反传统而忽略对传统的继承，这话虽然正确。但这并不是什么重大的失误，毕竟五四时代的社会客观环境和今天
是完全不同的。
二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不但在制度上是“皇权独大”，根本就没有任何制衡力量，并不像欧洲那样，皇权和教会、贵族三者相互制约，形成一种权力的均衡。在文化上，贬黜百家、独尊儒术，而且二者又互相勾结——儒学的核心思想就是“忠君”，维护“皇权独大”，就连孟子举世闻名的“民本”思想，也和文艺复兴的民本思想和世界主流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儒家的民本思想是以“忠君”和维护皇权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的。所以，中国这种以皇权、儒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三足鼎立的社会结构在二千多年中几乎没有什么重大的变革，几乎是铁板一块。如果我们承认“五四”的反传统的主题是反封建，那么，在“五四”对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专制主义”冲击涤荡过后，剩下的几乎就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就是不提倡继承，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也会自然而然地延续下去。
而当代中国则不同，当代中国在经历了新中国前30年的反传统、破四旧，特别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对传统文化实现了毁灭性打击。所以，今天的中国，除了继承了包括儒、道在内的所有中国文化中最丑陋的、最罪恶的、最反动的专制文化之外，几乎抛弃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的精华和优势，包括仁义道德、诚实信用、助人为乐、慈爱宽恕、平和恬淡、中庸和谐、等等。再就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来说，我们学习了西方文化中最丑陋的拜金主义，金钱第一的文化，而在西方文化中合理的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崇尚科学、自由、民主、博爱、慈善、诚信、信用、公平竞争、过程和程序公正、道德法制等等，相对来说却是严重不足和滞后。
也正因为此，由于时代的不同，社会客观现实的变化，五四时期，中国重要的是引进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来批判、抵制和取缔当时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而现代中国，重要的是在批判和取缔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和西方拜金主义的基础上，从新继承所有中外文化传统中的精华和优秀遗产，把这些被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丢失的上述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找回来，并进一步学习西方文化中上述的优秀精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就应该是实现中外文化、东西文化的特色兼容和优势互补。
五、正确认识五四当天所发生的暴力事件。
非常可喜的是，在今年对五四精神的理性总结中，许多人对五四当天所发生的暴力事件，进行了严肃的批判。特别是秋风先生在<从泰国经验看五四运动的错误>的文章中说得不错：“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为在社会内部针对不同意见者、不同利益者大规模地使用暴力，提供历史的、伦理的论证。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因此而被颠倒：道德反而是虚伪，血腥反而是道德；高贵者最卑劣，粗鄙者反而最优美。”[12]
而且，就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总结和正确认识五四的暴力，总结其后直到近代历史发展所生产的不利影响，并坚决地抵制、避免暴力和动乱在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中重演。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后获得成功的必要保障和前提条件。
但问题是我们必须理性地认识和总结五四的暴力问题。
一是，抵制暴力应该是全社会的责任。要真正地杜绝和取缔弱势民众的暴力和动乱，就必须先保证民众争取和保护自己利益的正当的、合法的权利。你不能用暴力抢了别人的东西，又要求别人放弃用暴力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利。
在五四的历史背景中，如果学生能够以和平的方式达到科学和民主的目的，或者讲具体点，当初学生难道有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使政府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吗？不错，客观地说，学生的暴力确实是错误的，但正如当时的暴力受害者都认为，虽然自己受到不公平的暴力侵害，但暴力事件唤醒了国民的爱国精神，也感到欣慰。
就拿最近爆发的瓮安事件来说，省政府最后明智地妥善解决了动乱事件，但当时有的专家在媒体上呼吁：“农民如果有问题，应该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来解决。”这话绝对正确，但也确实是正确的废话。请问，农民能够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还会艰难地“上访”和“动乱”吗？中国的司法是需要经济费用的，这些专家有没有调查过，农民负担得起这些法律的成本吗？再进一步，农民就是付了诉讼费，有多少可能能够获得公正的判决，尤其是针对地方政府的诉讼？
所以，结论就是，中国要建立和完善和谐社会，要求民众彻底地抵制和取缔暴力和动乱，那么其前提条件，就是必须先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保证民众能够通过正常的司法和政治民主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否则，我们要求民众彻底地抵制和取缔暴力和动乱虽然是无比正确的，但也必然是“一相情愿”的事情。
必须声明的是，本人无意支持动乱和暴力，只是认为保障民众的民主权利更重要、更迫切、更有效。而且是能够促使民众放弃暴力行为的最有效措施和保障。
二是，我们必须把民间弱势群体的暴力性反抗，和不同政党间的武装对抗、
武装冲突相区别。
在今年对五四的重新认识中，就有人认为五四之后中国不断地存在暴力的武装冲突、武装对抗的发源地就是五四的暴力倾向和暴力样板。这种分析是有失偏颇的。我们不用说，整个人类进化的全部过程中就充满着暴力对抗。就是从中华民族的辛亥共和算起，暴力的源头也不应该是五四。孙中山和蔡锷将军的武装倒袁事件应该早于五四，当时袁世凯在上海火车站暗杀了国民党重要人士宋教仁后，实际上已经引起全国的民愤，而且当时的国会和最高法院已经有所行动，准备启动“弹劾”行动。虽然历史不可能有“如果”，这些和平的政治解决能否有效，确实是很难说，但正是孙中山和蔡锷的武装倒袁，才开创了中华民族建立共和之后，以武力解决政治分歧的先例。把这种武力解决政治分歧的帐算到五四头上，是不合理的，毕竟，政党之间的武装对抗，和弱势群体的暴力反抗完全是两码事。
必须重点指出的是，在批判中国近代史上政党间武力对抗造成的对国家、民族的危害，还必须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八一起义”的历史意义，在4·12血腥暴力下，共产党人正是处于被迫反抗的弱势地位。是先有国民党又一次以武力的方式来解决政党间的政治分歧，才有共产党人的“八一起义”。因此，“八一起义”的暴力反抗和五四的暴力倾向一样，应该在正确的理解中提出质疑。如果有人真要彻底地、完全地否认“五四”的暴力倾向，那么他就等于是全面地否认了“八一”起义的历史意义。所以，无论面对历史，还是面对社会现实，对弱势群体的暴力反抗，都应该辨证地、正确地认识，既要批判它的负面作用，也必须正确理解弱势群体的无奈。
问题的重点应该是，中国共产党人打着反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旗帜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戴，从而获得执政地位后，却没有对人民群众兑现反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承诺，转而实行了高度集权的国家制度，甚至是集权于毛泽东一人的国家制度，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也直接导致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的的灾难性后果。正如李慎之先生所指出的：（五四）“这场运动一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二十多年的统治、召开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制定共同纲领才算结束。人们完全没有料到，这次抗日战争胜利带来的民主启蒙运动的结束，也是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民主启蒙运动的终结。”[13]真是这种集权制度对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危害延续至今，才反证了五四反专制的科学、民主旗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六、以科学、民主为旗帜的“五四”，怎么会结出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果实？
我们从近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分析考察，不难得出欧洲，尤其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和列宁、斯大林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后裔，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孪生兄弟。再从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来分析考察，现代发达国家的制度模式就是自由资本主义吸纳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部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的结晶。虽然在五四时期，民主社会主义和列宁、斯大林主义刚刚分道扬镳，有许多原本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理还没有在二者之间完全撇清，而欧美的自由资本主义也没有开始吸纳社会主义的价值原则。所以，在五四时期，引进西方的科学和民主时，本来就同时存在着自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几大思潮。
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历史果实是列宁、斯大林主义，而不是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呢？这就必须从中国历史中封建专制的文化结淀中去寻找原因，也可以到当时的国际大环境中找原因。“二个不彻底”是其最根本的原因：一是辛亥共和的不彻底；二是“五四”以科学、民主反封建专制的不彻底。
首先，中国的辛亥革命建立的是一个非常不彻底的宪政共和制度，大清皇室虽然已经引退，但大清的各派官僚体系，特别是武装势力，却在共和体制中盘根错节，而恰恰是代表自由资本主义势力的国民党方面，无论是领袖还是主要官员，从孙中山、蒋介石，到其他党的重要官僚，都不能算是彻底的自由民主主义者，都屡屡主动创导以武力对抗来解决政治分歧，从倒袁战争，到北伐政治，再到4·12镇压共产党，无论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都一律地用战争来解决政治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对科学、民主、自由的曲解，也不得不说是受到中国专制文化根深蒂固的熏陶的结果。正是国民党历来的崇武政策及其实施，才导致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连续不断的战争，造就了中国的政治人物缺乏通过政治协商，宽容妥协地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方式和政治能力，使社会失去了在平稳和谐、逐渐地演进中发展完善的机会。
其次，是国际形势，缺乏让中国和平发展的大环境。可以说是日本的入侵，打断了五四启蒙的历史进程。在抗战之前，虽然军阀之间和国共之间战争不断，但在思想文化方面，中国共产党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再加上以胡适、傅斯年、罗家伦、罗隆基、以及各民主党派的民主人士在政治思想、政治理论和民间舆论方面还是具有一定的民主力量的。而且这种民主力量也在实践中不断平稳地发展壮大。而正是日本入侵和苏联在口头上开出了放弃俄罗斯对华不平等条约的空头支票；才在中国国内激起了反西方欧美势力的民族主义和倾向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思想政治思潮。同时，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30年代初席卷整个欧美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相对于苏联建国初期由于底层劳动者受到生活改善的激励，使列宁、斯大林平均主义的低效率的危害还没有来得及显示和爆发，（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单一公有制的平均主义弊端，大多数是在十几年后，第二代劳动者身上才会爆发。）使苏联的经济在全世界一枝独秀。所有这一切暂时的世界性大环境，都有力地促进了列宁、斯大林主义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普及和发展。当时苏联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力正在全世界遍及，再加上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国统区民众的贫困的事实，使斯大林主义不但蒙蔽了像鲁迅、闻一多、马寅初这样优秀杰出的民主人士，而且，当时到过苏联实地考察，确实掌握了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黑暗事实的法国思想家、大作家罗曼·罗兰，也是为了革命的利益而不愿透露真相，把当时的日记保密到五十年后(实际上已到苏联瓦解改制后)才发表。
所以，正如李慎之先生所指出，是抗日战争打断了“五四”启蒙的发展进程，并促使以列宁、斯大林主义的阶级斗争“新启蒙”来替代了“五四”以反封建专制的科学、民主为旗帜的启蒙运动在中华大地上泛滥。
第三，是连续不断的战争环境，造就了适合培植专制集权的土壤。战争必需专制集权的快速决策和政策快速贯彻的特殊性，战争强求统一意志反对多元思维和协商妥协的民主政治的原则，战争要求和提倡个人奉献和个人牺牲，忽视维护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战争需要绝对的服从，贬低独立思考的创新思维。总之，残酷的战争环境，强化了中国文化中的专制主义，抵制和打断了五四科学、民主、自由的思想文化启蒙的余脉。
最后一点，正如袁伟时先生所说的：“历史已经证明，从中世纪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可以通过内部的改革而实现，条件之一是必须有雄才大略的领袖极其助手的领导者群体善于筹划、决断。俾斯麦、彼得大帝等都曾成功地扮演过这样的历史角色。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19世纪的中国没有这样的群体应运而生。”[14]如果民主政体的建立，真的是必须有像华盛顿、俾斯麦式的雄才大略的领袖极其助手的领导者群体善于筹划、决断的话，那么，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19世纪的中国没有这样的群体应运而生。20世纪也没有，20世纪中国的第一伟人邓小平虽然开创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开端，也在中国首创了政治权威人物在没有直系血亲继位的情况下，自动、自愿让位退休的先例，但是也止步于政治体制改革。把中华民族的科学和民主的制度变革和复兴崛起大业留给了21世纪的后人。在21世纪，我们全民族翘首以待创造历史伟业的英雄伟人的产生。
综上所述，中国科学、民主的制度性变革滞后的责任，决不应该由“五四精神”来承担，这是由国内外的诸多因素综合而成的。而恰恰是“五四”为我们中华民族指引的科学、民主、自由的发展方向，毫无悬念地将继续成为21世纪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旗帜和目标。
2009年5月24日星期日
[1] 、[2]、[4]：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http://bbs.cenet.org.cn/dispbbs.asp?boardid=92523&id=15541
[3]：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5]：李慎之《回到五四重新启蒙》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318119/
[6] 、[13]：李慎之《不能忘记的新启蒙──“革命压倒民主”的补充》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c0cdfd0100dayg.html
[7]、[9]：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 http://www.qmhistory.cn/read.php?tid=16131
《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总起来看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李锐谈社会主义与中国》
http://www.yhcqw.com/html/yjy/2008/420/08420105619J81B01818E1AE95DDKFB13G8.html
[8]：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77097
[10]：孙中山《三民主义》节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52b0bb0100r877.html
[11]：胡适《胡适文存》4集613页
[12]：秋风：《从泰国经验看五四运动的错误》
http://www.aisixiang.com/data/26926.html
[14]：袁伟时：《帝国落日 晚清大变局》（第36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