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改革开放后逐步探索出的一条经济发展道路被概括为“中国模式”，并引起广泛关注。就“中国模式”来讲，它具有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实践方面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而且其孕育的理论资源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的挑战。其中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经济人”假定、自由市场机制或“看不见的手”、资源配置帕累托最优的制度绩效标准都受到“中国模式”的实践挑战。而蕴育在“中国模式”中的“社会经济人”假定、竞争的新形式和经济制度绩效的稳定标准，向我们提出构建一种新的经济学的期待。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也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源。然而，中国经济增长所走的一条特色之路，让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颇感困惑，属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如“经济人”假定、“看不见得手”、制度绩效理论，都无法用来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这条道路蕴含的“中国模式”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构成了一系列的挑战。
一、“中国模式”对“经济人”假定的挑战
“经济人”假定无疑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础。一代代西方经济学家把“经济人”假定作为逻辑起点，逐步推演出整个经济学体系和形成了一部经济进化史。[1]这一点即使是“经济人”假定的提出者亚当·斯密也可能没有想到。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人”只被赋予追求自己的利益，并最大化自己利益的内涵，而作此假定又是为论证他那只“看不见的手”具有的“超凡”作用提供一个前提。因为如何在每个经济主体都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看不见的手”代表的自由价格机制是能够把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最有效的机制。至于“经济人”假定向所有经济学领域甚至其他领域渗透是他没有预期的。即使是“经济人”这个假定也有被后来的经济学家附加于亚当·斯密的嫌疑，如哈耶克所讲的：“当前对于亚当·斯密及其信徒的个人主义的许多误解当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他们发明了‘经济人’这个可怕的字眼；……但是实际上，亚当·斯密及其信徒根本没有作此假定。要说他们认为懒惰、目光短浅、恣意挥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过环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经济地或谨慎地调整其手段来实现目标，或许更符合事实。”[2](P11)这似乎又一次表明，在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存在着一系列的矛盾，而这些矛盾虽然反映出他的理论具有逻辑的漏洞，但正是这种矛盾包含了许多经济学发展的资源，即作为西方经济学源头的经典理论为经济学发展提供多样化的取向。
事实上，后来的西方经济学发展就是在亚当·斯密的理论源头中找到了不同的起点。新古典经济学自称是继承和发展了斯密的古典经济学，但是，这种继承仅仅抓住了斯密经济学的一个方面并加以逻辑的延伸。“经济人”这一假定可以说是斯密对人的一种看法，但并不是斯密对人的全部看法。斯密也注意到了人具有好人的一面，正如他所说：“最凶悍的暴徒、最顽固不化的不法分子也不会没有仁慈。”[1](P115)而到了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才被作为探究人类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出发点，并被赋予一般化的理解。“经济人”假定的内涵也固定为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经济活动中的人是自私的，他以追求自身利益作为经济行为的唯一动机；（2）经济活动中的人是理性的，具有完备或较完备的知识和计算能力，能视市场和自身状况而使所追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3）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证，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1]正是建立在这种“经济人”假定之上，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制度作为一种理想的经济制度。既然经济活动的主体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那么可以使这种“经济人”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积极性的第一个制度安排就应该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因为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被他们认为是实现自由意志的最有效的制度。而可以引导“经济人”的最大化利益追求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目标的第二个制度安排就是自由价格制度，因为建立在自由价格制度上的自由竞争被认为是最好的激励制度。
从西方主流经济学论述的这一逻辑的表面来看，似乎是因为经济活动中的人是“经济人”，所以形成一种可以使这种“经济人”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自由市场制度。然而，更深刻地挖掘这种逻辑背后的内容，我们会发现西方主流经济学其实坚持的是另外的一种逻辑，即他们把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制度作为一种理想的制度，而“经济人”假定只是这种制度的一种逻辑追溯的选择，因此，“经济人”决不是人的行为的唯一特征。对此，我们可以在“中国模式”中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中国改革开放后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被人们概括为“中国模式”。从大的方面看，所谓中国模式主要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模式，即经济改革的模式；二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以及从传统的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发展的模式，即新型工业化道路；三是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转变的模式，即对外开放和融入全球化的模式；四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4]而从“中国模式”构成的特征来看，“中国模式”形成了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不同的四个方面特征：在权力结构方面，“中国模式”的实质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和国家计划强有力的主导作用。[5]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中国经济运行中比较充分地体现了党的意志，而由于党的基本路线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这种意志被赋予很明确的经济目标。在意识形态方面，“中国模式”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这决定了“中国模式”仍然具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公有主体型的多种类产权制度是“中国模式”的显著体制特征。[6]在协调机制方面，“中国模式”坚持的是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这种市场制度是指多结构地发展市场体系，发挥市场的基础性配置资源的作用，同时在廉洁、廉价、民主和高效的基础上发挥国家调节的主导型作用。[6]
以上关于“中国模式”的四个方面特征表明，其形成的逻辑基础与自由市场经济的“经济人”假定并不相同。“经济人”假定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逻辑基础在于，“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需要对私有产权的确认和保护，而且必须以私有产权为唯一的产权制度，进一步地还要求自由市场价格和完全竞争来促进利益最大化的实现。西方主流经济学把这样的体制看作是唯一合理有效的体制，并向其他国家大肆推广。“中国模式”则并没有为“经济人”的利益最大化提供上述的基础和机制，但“中国模式”确实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之路，而且在这条发展之路上，中国经济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模式”形成的逻辑基础就不能是“经济人”假定，而应该有另外的逻辑基础。
“中国模式”形成的逻辑基础是什么？马克思经济学虽然很少关于人性的论述，但是，在他较少的有关人的论述中包含了一种非常深刻的、不同于斯密分析的人性假定。马克思指出：“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它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7](P12)从马克思对人的这种理解中，可以发现一个与斯密相对的、认识人的另外的角度，即这里涉及的人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这意味着人的双重特性在马克思那里得到统一，一方面人是利益的承担者，也就是有追求自身利益的要求；另一方面是阶级关系的承担者，也就是个人不能摆脱一定的关系而存在。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概括人的本性，那么把人看作是“社会经济人”更为恰当。这里所说的“社会经济人”具有如下的一些特征：（1）经济活动中的人有着私人利益的追求；（2）追求私人利益的人不是自然的人而是社会的人；（3）作为社会的人还有着对社会关系或秩序的追求。[8]“社会经济人”的上述特征不同于“经济人”假定中关于人自私、理性的规定。其区别在于，“社会经济人”虽然也追求个人利益，但这种个人利益需要与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人们还要追求一种社会秩序。
从“社会经济人”的这些规定出发，首先应该关注人的自利性，因此，适应这种自利倾向建立的市场经济有利于激发人的积极性，进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市场化取向改革是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一点已经为改革开放的实践所证明。其次一定要认识到人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并不是与自利性相矛盾的人的另外一种属性，而是为人的自利性追求提供一种方向。这表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一定会关注到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或者说，人们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仅是要获得尽量多的物质财富，而且还想获得自己在所处的社会关系中最有利的地位，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后者的追求显得更为重要。因此，对一种经济制度来说，能否关注并激发人们的这种社会性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模式”在关注了人们的自利性追求的同时，也特别关注了人们的这种社会性，体现在该模式中的权力结构、意识形态、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协调机制都不单单是为人的自利性提供支持和保障，而更重要的是把人们的行为导向更长远的社会目标，即实现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从而使人们的自利性嵌入到这种社会目标中。因此“中国模式”形成的逻辑基础并不是“经济人”，而是“社会经济人”。
二、“中国模式”对“看不见的手”的挑战
“看不见的手”自斯密之后一直被当作自由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就是围绕这只“看不见的手”展开的。包括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就是单个商品的价格决定问题，而由供给和需求均衡决定的价格把一定量的资源分配于各种用途。在古典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那里，自由的价格机制被认为是有效配置资源的唯一选择。
对于主流经济学倡导的这只“看不见的手”，西方经济学也有不同的认识。包括市场失灵、纳什均衡等理论对“看不见的手”可以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观点提出质疑。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看不见的手”或自由市场机制寿终正寝了，在经过一系列的修改后，自由市场机制依然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础。而“中国模式”这一新的经济运行方式，对“看不见的手”提出一种新的挑战或者是实践方面的挑战，有着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自己的修正完全不同的意义。
“中国模式”的四个方面的特征决定了该模式的运行不同于自由市场模式。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权力的充分保障，以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家调节的主导作用，市场机制虽然起着基础性的配置资源的作用，但是，实际的经济运行却表现出与自由市场制度不同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使“中国模式”的政府调节有了一个保障的机制，即可以超越政府的意志或利益进行更有战略性的考量。而政府的作用，具体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作用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政府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这种作用与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宏观调控有着很大的不同。中央政府可以发挥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倡导的宏观调控相同的职能，而地方政府不仅仅是一个宏观调控的实施者，而且还是一个积极的市场主体，它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标直接参与经济活动，并且发挥出极大优势。地方政府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参与经济活动引发出一个中国特有的经济现象，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而且这种竞争带来的经济变化是显著的。目前，全国有超过半数的省份GDP规模突破万亿元大关，而处于前列的一些省份更是富可敌国，如广东省的国民生产总值在G20中可以排到第16位（2009年）。这种西方主流经济学无法理解的经济发展模式竟取得如此突出的经济成就，说明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万能的，而且“中国模式”的成功对自由市场经济，或者“看不见的手”提出的不仅仅是现实的挑战，在“中国模式”的背后同样有着深刻的理论基础，其中包含的资源配置机理也构成对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或“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挑战。
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一场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否可行的争论中，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代表哈耶克，为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写了几篇重要文章，即社会主义的计算：问题的性质与历史、社会主义的计算：1935年争论的真相、社会主义的计算：竞争的“解决办法”。第一篇文章对社会主义制度将完全摈弃通过价值形式进行计算的方法进行分析，认为这种建立在能量单位或某些物理量基础上的某种计算方法是不现实的，因此已经被经济学家明确地抛弃了。第二篇文章论述了一个对取消价值形式进行计算的修正的观点，即价值应该由运用数理经济学方法的计划权威通过计算程序来发现，而不应该通过市场竞争来确定。对此，哈耶克认为这只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实践中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如果要通过计算的方法来确定各种商品的均衡价格，有100人和700种商品时，存在76099种不同情况，这样需要解出含有70699个方程的方程组，这实际上超出了代数分析的能力。如果考虑有几亿人口和几千种商品的情况，那将有难以置信的方程数目。若确实如此，数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角色就要发生改变了——不是数学帮助政治经济学，而是政治经济学帮助数学。换句话说，如果人们确实能知道所有这些方程，那么人类能解决它们的唯一办法就是观察由市场所给出的实际答案。[9](P165)第三篇文章是对竞争社会主义的讨论。当时提出竞争社会主义的两位学者兰格和迪金森主张依靠竞争机制来决定相对价格，但是，他们又反对直接由市场来决定价格，而提议用一个由中央权威来定价的体系代替市场。在这种价格体系下，某种商品的市场状态，即供求关系，只是用来向该权威机构指明规定的价格应该提高还是下降。[9](P168)这里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竞争与以私人财产权为基础的社会的竞争必然有不同的作用。哈耶克对这种社会主义竞争提出了三点诘难：（1）这种社会主义制度多大程度上仍然符合那种想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竞争的混乱状态的愿望？（2）这种竞争社会主义所设计的程序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主要困难？（3）这种竞争社会主义的使用程度如何？
以上之所以较为详细地介绍了20世纪30年开始的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争论，主要是想由此引出一个问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没有一个确定的模式，社会主义计划的目标可以有不同的途径来达到，前提是要发挥中央权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这场围绕社会主义计划的讨论给我们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向，即如何发挥竞争的作用。当然，由于当时缺乏实践上的持续地支持，使得这种理论探讨难以推进，因此，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论战中逐渐处于下风，而且渐渐被人们淡忘了。中国改革开放后探索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或者被称为“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成功，有利于我们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计划有效性的理解。
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自由竞争被认为是资源最优配置的有效手段，但是这种局限在私人领域和短期均衡的自由竞争在公共领域和长期均衡中会陷入失灵的困境。因此，自由竞争并不是一种对竞争的完全的概括。竞争完全可以有其他的形式。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的讨论提出的竞争的社会主义，可以是一个重要的起点，这在“中国模式”的探索中找到了一种实现竞争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兰格和迪金森在讨论社会主义的竞争问题时，把消费品和工资作为一类，认为消费品价格由普通的市场过程来决定，工资则通过有关当事人双方的谈判来决定；而生产资料作为另外的一类，它的价格要由中央经济权威机构决定。这样的划分确有一些不太现实的成分，事实上，如此把消费资料、工资和生产资料分割开来，在实际中是很难运行的。因此，这种关于竞争作用的划分很少具有实际的意义。“中国模式”的一个突出特征是把竞争引入经济运行中，并且实现了竞争的多样化，或者为竞争找到了更多的形式。
在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竞争被限定在市场自发作用的基础上。这虽然确实是一种竞争的重要形式，但是，“中国模式”的形成过程中却形成了一个竞争的格局，不仅逐渐发展起来的市场有自由竞争发挥作用，而且在地方政府之间形成的竞争，使竞争被赋予计划的色彩，因为，地方政府是按照计划或规划开展竞争的。这后一种竞争解决了过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努力想把竞争与计划结合起来的难题。而且，这与自由市场经济提倡的让“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把政府限定在最小功能上的主张有着重要的区别。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模式”打破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看不见的手”的垄断地位，一种新的多样化的竞争形式更为符合现代经济对竞争的要求。
然而，“中国模式”的这种竞争形式对“看不见的手”的挑战，一定会遇到一个竞争效率的问题，即如何保障政府间的竞争不会导致资源配置低效的问题。这对于“中国模式”自身来说，也算一个挑战，因此，也是“中国模式”仍需要完善的一个方向。事实上，任何一种经济发展模式都需要不断完善，“中国模式”只能说是形成一个雏形，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中国模式”也将不断地扩展和完善其内容。为此，有一点特别重要并关系到完善“中国模式”的方向，这就是关于制度绩效的问题，或者“中国模式”的构建有着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制度绩效的评价。
三、“中国模式”对制度绩效理论的挑战
自亚当·斯密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就对自由市场经济制度情有独钟，始终坚持自由市场机制调节资源配置是最优的。这一观点尽管有时也会遇到来自其他学派的挑战，但在西方经济学的视域下，自由市场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的最优性并没有被根本地动摇。一个不能包含自由市场机制的制度是不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经济制度。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断地向世界推销这种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并告诫所有向他们寻求制度变迁设计的国家，其唯一前途就是向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靠拢。如最有名的“华盛顿共识”，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向世界推荐制度模式的一个标准。
按照目前经济学家们公认的经济制度优劣的评价标准，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应该满足三个要求：它导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有效地利用了信息；能协调各个经济单位的利益。[10](P4)制度的有效资源配置要求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有效利用信息要求制度的运行具有尽可能低的信息成本；利益协调要求制度能协调所有经济单位，包括集体和社会利益达到激励一致。当然，这样的一些标准又是在经济制度绩效理论的发展中逐步形成的。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经济学和近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将资源配置的有效性作为衡量一个经济制度好坏的基本标准。而20世纪30年开始的关于社会主义计划是否可行的大论战催生了一个经济机制设计理论，该理论将信息有效性和激励相容性两个内容也作为评价一个经济制度优劣的基本标准。
在前面已经介绍的20世纪30年代围绕社会主义计划可行性的大论战中，一派属于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的经济学家，如米塞斯和哈耶克，他们把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看作是一个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每一个基层单位或企业向中央计划机构传送诸如技术、成本、消费需求方面的信息，再由中央计划机构制定详细的计划并下达给企业。如此，中央计划机构需要知道消费者的偏好，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并且要有求解出数以百万甚至千万计的供给和需求联立方程组的能力，这对于中央计划机构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即使在理论上可能，当知道这些信息并能解出这些方程，由于收集信息和计算供求结果所需时间较长，人们的消费偏好，企业的技术条件也许发生了变化。因此，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的信息效率是非常低的。同时，他们还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在计划执行中实现激励相容，即怎样激励基层单位完成上级计划部门下达的任务并且按照计划的要求积极地去组织生产。应该说，这场争论所揭示出来的两个计划经济的弊端是符合实际的。因为这两个弊端确实使传统的计划经济发生了严重的效率损失，也正是为了改变计划经济中存在的这些弊端，中国在30年前选择了对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道路。
经济制度绩效理论发展的上述路径表明，关于经济制度绩效的评价标准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自资本主义制度出现到社会主义制度诞生的这一历史时期，西方主流经济学以自由市场经济为标榜，并且把自由市场经济具有的资源配置功能作为评价经济制度绩效的标准。当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以后，一个秉承主流经济学传统的经济制度设计理论，又提出了信息有效性和激励相容性的标准，这所针对就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即使说这样两个标准可以反映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这种经济制度绩效标准仍然具有历史性。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以及因此形成的“中国模式”，不仅表明我们要解决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且也表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势必对经济制度绩效的评价标准提出挑战，同时在这种新的且成功的经济模式中一定包含了新的制度评价标准。
“中国模式”具有的稳固的共产党执政地位、统一的意识形态理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强有力的国家调控，其显示出来的巨大制度功能是，保持一种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态势。这对于经济制度绩效标准具有的意义在于，把过去主要考虑的经济制度短期绩效延伸为在更长时期来考察经济制度的绩效。而这正是“中国模式”对经济制度绩效理论所形成的挑战。
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里，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也付出不少代价，在改革开放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有一个词被经常提及，就是“交学费”。实际上，在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思路下，我们必然要付出一些代价。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效率标准来看，我们这样的改革是没有效率的。但是，我们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其中原因就是我们选择的渐进式改革保持了社会秩序稳定、经济运行平稳，从而使改革过程中增加的成本在一种可预期的较长时间里被摊平，结果保证了经济福利的总体改进。如果说自由市场制度可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那么这种最优属于一种即期的效率。而“中国模式”形成过程中的成本延期分摊所实现的是一种长期的效率。这种效率的前提就是一定要保持的经济社会的稳定。因此，一种制度能否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就成为判定这种制度优劣性的一个标准。这正如罗尔斯的《正义论》所坚持的，判断一个社会优劣的标准，除了正义的标准之外也还有其他的标准，例如效率和稳定。[11](P25)
“中国模式”实现的经济社会稳定降低了制度运行的成本，这是一个较难理解的问题。因为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发挥了较大的作用，为此必须要付出比较多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而我们说“中国模式”具有降低制度运行的成本，表面看来，这似乎存在一定的矛盾。对此，我们的理解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期国家，其转型本身会发生比较大的利益调整，而这种利益调整很可能演化为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任何一次哪怕是较小的冲突，都会给经济带来非常大的损失，不仅是经济增长方面的损失，而且会发生经济秩序的混乱。因此，为实现经济社会运行的稳定所支付的成本相对于避免经济社会的冲突来说，应该是比较小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俄罗斯和东欧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改革经验得到证明。俄罗斯和东欧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进行的改革，由于采取了一种所谓“休克疗法”，完全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这虽然使国家从过去的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也可以说是减轻了经济运行的成本，但是因此导致的经济社会秩序混乱又形成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负担，因此，这种改革在总体上增加了经济运行的成本，特别是考虑到经济秩序长期得不到恢复，这种经济运行的成本更为沉重。“中国模式”通过实现经济社会稳定来降低制度运行的成本，所指的就是可以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保持经济正常运行，这可以降低经济运行的长期成本。
进一步地来解释这种制度绩效的稳定标准，它除了可以降低经济运行的长期成本外，还可以为不断的经济制度创新提供有利的环境。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就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在这一创新过程中，需要不断的试验、推广和总结。在经济体制改革之初，由于制度创新的空间比较大，所以这种创新引起的社会矛盾并不突出，实现的经济增长效应也比较明显。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制度创新日益艰难，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凸显，而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制度创新又难以替代，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或实现经济制度的重大创新，对经济社会稳定的要求就变得更为重要。事实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就是在不断的制度创新中实现的，而这种制度创新能够不断的推进，其最重要的保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因此，“中国模式”之所以推动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不仅仅是不断地引进市场机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允许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同时还始终保持了经济社会的稳定，在这种稳定的环境下，中国的经济体制实现了顺利的转型，同时也实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也意味着，是效率和稳定成就了“中国模式”的制度绩效。
因此，一种好的经济制度不仅具有资源配置的效率，并实现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且还要有可以带来社会稳定的效果，即实现在长期中的低成本。从最理想的角度看，既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高增长，又能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运行的低成本，这应该是一种最有效的经济制度。其他组合，如资源配置高效和运行成本较高、资源配置低效和运行成本较低，这属于次优的经济制度。如果出现资源配置低效和运行成本较高，那么这就属于不好的经济制度。
“中国模式”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它不仅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大的动力，而且是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创新。正如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所讲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核心内容在于它推翻了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的标准认识，以足够的灵活性和创新精神，充分地开发中国丰富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因此，它可以是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倡导的“华盛顿共识”并列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中国模式”对制度绩效构成的挑战是打破了自由市场制度唯一有效的垄断地位，其具有的重要意义是在这种制度创新中证明了一种新的制度标准的存在。
“中国模式”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的几方面挑战，深深地触及到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一些属于内核的部分，尽管这不并表示“中国模式”会取代自由市场制度，但是，“中国模式”具有的独立性越来越多地被实践所证实。今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深度挖掘“中国模式”具有的理论资源，形成以“中国模式”为背景的一种新的经济学流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