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就在复杂多变的国际风云中搏击奋进。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世界民族之林昂然站立起来,不仅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而且已成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今天,面对国际上“中国威胁论”的喧嚣,中国坚定地发出了做“负责任的大国”、“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声音。
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不可能关起门来实现的,尤其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同时,外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内政,中国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与国际大环境和国家的对外关系紧密相关。
在中国共产党90诞辰之际,回顾党的历史,不能不回顾新中国的外交史。60多年中国外交经历了怎样一个演进过程?外交战略如何服务于国家利益?在每一次重大外交决策的背后,有着党的领导人怎样的时局判断、理论指导和利益考量?在中国经历了60多年的独立自主与和平发展,经过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从“请进来”进而开始“走出去”经略世界的今天,中国外交面临着哪些新情况、新问题?
玛雅:外交战略是与国家利益相联系的。比如美国,它的国家利益包括国家安全、持续成长的经济、传播其所谓的“普世价值”,以及由美国推进的国际秩序。美国的外交政策始终围绕它的国家利益展开。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的国家利益是什么?
章百家:中国自近代被卷入世界体系以来,长时期是一个充满革命性变化的国家,每次政权更迭,都会引致对外关系的变动。即使是在1949年以后,中国的外交战略也不乏戏剧性的变化。但是从跨越百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代中国人不懈奋斗所追求的目标,这些目标反映的就是中国最基本的利益诉求。
这些民族目标或中国人认定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项:第一,实现现代化;第二,恢复大国地位;第三,完成国家统一;第四,实行社会变革。这四项目标决定了中国基本的国家利益,构成了支配着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大战略的要素。中国领导人在考虑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社会、文化各方面的问题时,这四项目标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就对外关系而言,这四项目标也是推动其发展演变最主要的内在动力。
玛雅:关于60多年的中国外交史,通常的观察是以领导人的代际来分阶段。作为一名研究者,您如何看待中国对外关系的演进,又是怎样划分阶段的?
章百家:著名外交家乔冠华曾总结说,中国外交是“十年一变”。即50年代“一边倒”,60年代“反两霸”,70年代“一条线”。这当然是大致而言。从那以后,我看可以再加上80年代“全方位”。从这时起“十年一变”的周期也被打破了,中国外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稳定和连续。
玛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边倒”,主要是因为中共与苏共之间的历史渊源?
章百家:有历史原因,更主要的是现实原因。“一边倒”所根据的主要是领导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的判断。二战后期,毛泽东、周恩来最初估计,美苏继续合作将是战后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在此条件下,国内可能出现国共合作、和平建国的局面。因此他们主张,中国应与美苏都保持友好关系,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缓和它们在亚洲的冲突,从而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然而,战后不久,美苏关系严重恶化,国内也爆发了内战,党的领导人不得不重新判断形势,选择新的外交战略。
1946年下半年,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了“两个阵营”、一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他认为,战后世界将分为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和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反动阵营;在美苏之间隔着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由欧、亚、非三洲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构成。美苏之间不会爆发战争,美国极力突出美苏矛盾的目的是力图控制和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中间地带国家。
这一理论随后成为新中国制定外交方针的指导思想。1949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形势的基本估计是,中国革命所具有的反帝性质和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力量的增长,使我们可以采取和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而帝国主义决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这是他决心采取“一边倒”战略的重要原因。
玛雅:我读美国外交史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分析中苏关系后推断,中苏尽管意识形态相同,最终必将分道扬镳。美国只有放弃蒋介石,承认中共政权,才能有效利用中苏矛盾,对苏联加以遏制。杜鲁门政府曾一度表示,将不再干涉中国局势的演变。然而,就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警觉地意识到,苏联支持的北朝鲜一旦胜利,将导致所谓“自由世界”和共产世界在亚洲的力量对比倾向于苏联。美国如不采取军事行动,必将助长苏联的进一步扩张。美国随即调整了遏制战略,将遏制苏联的目标扩大为遏制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这一政策调整,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严重后果:美国和中国之间22年的尖锐对峙。
章百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一个短时期,美国采取的是观望政策,“等待尘埃落定”。就是说,当一棵大树倒下时,尘土会扬起来,一时什么都看不清,需要等待。但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就不再观望了,而是立即采取行动,这就导致了“一边倒”格局的固定化和长期化。如果没有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和中美在朝鲜交战,“一边倒”的局面可能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美国的行动后果是严重的。它在关键时刻打断了中国统一的进程,使中国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有利时机;美军在朝鲜又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中朝边界,中国被迫应战。中美关系由此持久地陷入僵局,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也难以取得突破,中国对外经济联系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在这个过程中,冷战大格局的影响是主要的,中国实行“一边倒”只是一个相对次要的因素。
玛雅:我的印象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美关系先后有几次可能出现缓和,但都“阴差阳错”地失去了机会。
章百家:朝鲜战争爆发之前,美国的对华政策确实出现了摇摆,但当时美国承认新中国的可能性其实很小。一个基本原因是,美国不可能在欧洲实行反共的遏制政策,而在亚洲却与一个新生的共产党政权妥协。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取得彻底的民族独立,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因此,中国共产党也不会谋求同美国妥协。
朝鲜停战后,党的领导人最初的估计是国际局势将趋于缓和。为此,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动。周恩来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和1955年万隆会议上都明确地向美国作出了缓和的姿态。1956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党的八大政治报告时专门加了一段话:“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我们相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会做到。”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后不久,中国政府宣布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又在大使级会谈中就消除两国的贸易障碍、促进人民往来和开展文化交流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和草案。然而,中国政府的这些努力,没能得到美国政府的回应。
玛雅:美国这种态度,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原因?
章百家:可以这么说。冷战时期,两大阵营都把对方视为敌对的国际势力,那种敌对不同于我们现在也会遇到的两个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冷战大环境下,美国的意图是牢牢控制住台湾,制造“两个中国”。在美国看来,台湾对它整个东南亚的防御作用非常重要。从海洋地质来说,台湾以内,中国大陆沿海基本是浅海,过了台湾就是深海。从军事上说,台湾的价值非常高。所谓台湾是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的说法其实是一种误读。美国人说的是,如果新中国得到了台湾,那共产主义世界就得到了向东南亚扩张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美国认为,中苏已经捆在一起,一时半会儿分不开了,而且很担心共产主义扩张,所以尽管中国作出了缓和姿态,美国仍然拒不承认新中国。
八大以后,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很快改变了党的领导人关于国际形势正趋于缓和的判断。1956年的波匈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促使中国共产党提出要重视“国际阶级斗争”。1957年,由于美国没有意愿同中国缓和关系,毛泽东决定放弃缓和尝试,表示对西方主要国家,我们“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中国稳妥、务实的对外政策向充满革命豪情的政策转变。
玛雅:这样说来,“一边倒”格局的形成,不仅是新中国根据形势所作的政策选择的结果,也是外部世界对中国革命所作反应的结果?
章百家:是的,这种格局的形成是一种互动的结果。不过,我想补充说明,作为具有全局意义的大战略,“一边倒”的提出有着复杂而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新中国成立前后,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是,选择什么样的对外战略才能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在这方面,民国初年中国外交所遭受的两个重大挫折,给了党的领导人深刻的历史镜鉴。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有两个目标:一是争取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中华民国的承认;二是使各国逐步免除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两个努力都遭到了失败。孙中山于1912年2月清帝宣布退位后的第二天,辞去了大总统职位,让位于被列强看中的袁世凯;中国在收回国家权利、废除不平等条约方面遭受的挫折更为惨重,最突出的事件是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
这些失败给中国对外关系带来两个结果:一是经过十月革命建立的苏联日益成为对中国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二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逐步演化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革命运动。中国革命者把自己的期望转向俄国是毫不奇怪的。1919年,正当中国人为在巴黎和会上遭到的屈辱义愤填膺而又感到孤立无援之时,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表示,愿意放弃沙皇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尽管这些允诺后来并没有兑现,但强烈的对比使中国人相信,苏俄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挚友。
新中国成立之时采取“一边倒”方针,一方面,强烈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要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告别百年屈辱历史的决心。党的领导人认为,新中国要建立起独立自主的新型的对外关系,就必须迅速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洗刷半殖民地政治地位留下的烙印。可以说,中国革命的本质决定了,新中国和西方大国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避免的。
另一方面,党在外交上面临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得到国际社会对新生国家的承认,为恢复经济取得必要的外国援助,保障新生国家的安全。在美国仍在顽固支持国民党,不可能转而承认新中国的情况下,解决这三个问题,只能争取苏联的帮助。把同苏联的关系置于首位,主动站在苏联一边,就成为最有利也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政策。
然而,如果把“一边倒”仅仅理解为“倒向苏联”,那就过于狭窄了。毛泽东说的是,新中国将“倒向社会主义”。在他看来,“一边倒”不是单纯的外交方针,而是一项总揽全局的大政方针。“一边倒”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将走什么样的道路。
玛雅:您如何评价这一战略?
章百家:这一战略总的来说是成功的。在“一边倒”的格局下,中国所寻求的主要外交目标基本上都实现了。新中国不仅很快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交,还先后和十几个民族独立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交。1950年初,中国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解决了国家安全和外来经济援助问题,取消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肃清其残余势力的工作也很快完成了。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随后又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以大国的姿态登上国际舞台。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阶段,中国在加快工业化建设、建立新型外交关系并重返国际舞台、推进国家统一、实现社会变革四个方面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当然,就长期发展而论,“一边倒”客观上也造成了外交战略上的不平衡,不利于中国同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新中国对外经济的主要对象是苏联和东欧各国,是发达国家中不太发达的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那一部分。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来。
玛雅:进入60年代,随着中苏矛盾不断激化,中国外交从“一边倒”进入“反两霸”时期。这也是一种因应时局变化的战略选择?
章百家:与“一边倒”不同,“反两霸”并不是在对形势作出冷静清晰的判断之后作出的战略选择,而是在中美关系僵持、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过程中形成的。
玛雅:为什么这么说?
章百家:当时,中国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出现了明显的偏差,主要是高估了世界革命的可能性,高估了美苏合作的可能性和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当前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世界形势的总趋势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10月,中国报刊公开呼吁:“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世界,一定要建立起来。”对国际形势的这一判断使中国完全以现存国际秩序挑战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削弱了作为中国外交政策基础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领导人一贯重视的国际统一战线也受到干扰。
这个时期,中国的外交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中国自身的基本需要,外部压力同中国的反应之间形成了恶性循环,中国的安全环境明显恶化了。但无论如何,中国领导人在这一时期为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的斗争又是必须加以肯定的。正是因为中国敢于同时与美苏两个大国对抗,才得以在冷战的大环境下逐步成为世界舞台上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
玛雅:从积极的方面看,可不可以说,这种独立自主、不畏强权的国际形象和地位,为后来的外交战略调整奠定了基础?
章百家:的确。70年代初期的外交战略调整,是中国第一次作为一支主要的国际力量积极参与调整,而不是被动地卷入其中。调整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紧迫的国家安全问题。经过50年代后期以来十余年的发展,中、美、苏三方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苏联取代美国,成为对中国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促使毛泽东、周恩来重新思考外交战略问题。按照他们的布置,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研究国际形势和战略问题后,向中央建议:利用美苏矛盾,缓解中美矛盾,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在寻求共同安全利益的基础上,联合美国,抗御苏联霸权主义。
玛雅:美国人说,是尼克松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事实上,打破中美关系僵局是一个双向选择,中国并不是被动的。
章百家:1973年,毛泽东提出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次年,又提出“三个世界”的思想。这是毛泽东生前提出的最后一个大战略。这一外交政策的转变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外交活动的范围从此扩展到整个国际舞台。这一转变也具有深刻的国内政治意义,是此后一系列国内政策转变的先导。更重要的是,当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启动之时,中国迈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也同时启动了。
玛雅:在一般人的概念里,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与世界接轨的进程。按您的分析,毛泽东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从而开启了中国迈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进程?
章百家:我是这么认为的,道理很简单。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希望和西方经贸往来。50年代公私合营的时候,凡是有外贸能力的企业,特别是跟西方有生意往来的老企业,党的领导人设想都先不改制,而是利用它们的关系继续和外国人做生意,但后来因为西方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做不成了。而苏联和东欧只和国营企业做生意,而且实行计划经济。这对中国的路径选择影响非常大。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提出向美国学习,向西方国家派留学生,掌握先进技术。可那时难以实行,首先是美国不愿意。后来,一些西方国家的政策有所松动,但中国由于国内政治的原因,也没有把握住机会。当然,那个机会也不是很大。
70年代的外交战略调整,客观上为后来的开放政策创造了条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转折,很难设想“文革”结束后,中国能迅速而顺利地实行改革开放并更加积极地广泛参与国际事务。假如不是毛泽东把中美关系这个扣给解开了,中国要实行改革开放也没那么容易。
1978年邓小平主持外交工作后,仍然坚持毛泽东的“一条线”战略。邓小平做出了两个决断:一是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二是实现中美建交。这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也是为即将实行的改革开放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从1980年起,中国就开始考虑放弃“一条线”战略。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此后,中国开始致力于建立均衡的对外关系,逐步改善与苏联的关系。
玛雅:邓小平时代中国已经放弃“一条线”战略,开始了“全方位”外交?
章百家:放弃“一条线”就是向“全方位”转变,但这是个逐步的过程。80年代中期,邓小平认识到,世界大战可以避免,并提出当代世界的主要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的论断。这一论断为改革开放和建立全方位对外关系提供了有力支撑。早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就把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概括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反复重申并坚定地奉行了这一政策。
80年代末90年代初,虽然发生了国内政治风波、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制裁”、苏东剧变、海湾战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国的对外政策却没有出现大的波动,保持了前所未有的稳定和连续。
1991年夏天,经过对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的观察思考,江泽民等中国领导人提出:两极格局已经终结,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没有改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这种认识使得中国外交朝着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
从1992年至世纪之交,与改革开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进一步发展并结出累累硕果。在这个阶段,国际、国内两方面因素都对中国外交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国际方面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国内方面的两个主要因素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香港、澳门回归。与此同时,大陆与台湾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岸人员往来频繁,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至世纪之交,中国基本构筑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对外关系格局,既考虑到同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也考虑到同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既重视发展双边关系,也重视多边外交活动。
从推进四项历史使命的角度看,这个阶段取得的进步是无与伦比的。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起飞阶段,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已基本具备了一个大国所应有的实力,国家统一取得重大进展,中国社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玛雅:回顾60多年新中国外交的发展,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今天借鉴?
章百家:从60多年的历史中,可以总结出两条基本经验:
第一,成功的大战略必须兼顾四项历史使命或目标,即现代化、大国地位、国家统一和社会变革;而在确定阶段性战略目标时,又必须对自身的定位和能力有清醒的认识。外交是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配合大战略的实施;但外交本身并不能承担起如此重任,而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之一。中国的经验表明,最重要的是把国内的事情做好。即便与外交关系最直接的大国地位,它的确立也要以现代化的实现、国家统一的完成和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和谐为基础。
第二,对国际形势的清晰、准确的判断是制定大战略的关键。国际形势是时时变化的,但在这种变化中,哪些是量变,质变何时出现,必须判断清楚。中国的经验表明,作为大国,只要把握住国际形势发展的大趋势,就能够制定出成功的大战略。而中国的主要教训是,一旦将形势中的量变视为质变,急于做出反应,频频进行政策调整,就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另一个主要教训是,由于近代屈辱历史的重负,中国倾向于高估外来威胁,并为此付出过极其沉重的代价。
玛雅:新中国经历了60多年独立自主与和平发展,已经成长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今天,中国从30多年改革开放的“请进来”进而开始“走出去”,通过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来创造财富,也让世界分享我们的成功。在这个时候,中国外交面临哪些新情况、新问题?
章百家:我认为,有以下三个新情况最值得注意:
第一,冷战结束后出现的一超多强的局面虽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从80年代末起,引起国际格局变动的不是世界大战,而是非战争重大事件——苏联解体、“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这些事件发生前几乎都没有被预见到,产生的影响在短期内也难以估量,今后也难保不再发生类似重大事件。
第二,国际形势不再是“外部环境”,我们在研判国际形势的发展时,必须加入中国自身的因素。对外国人来说,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引人关注。中国已成为当今世界形势中最重要的变量,至少是最重要的变量之一。
第三,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关键时期,国际格局仍在变动之中,这样一种内外变动的重叠使中国处于一个敏感期,中国将长期处在一个安全瓶颈之中。一方面,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面临着不少前所未遇的新问题,实现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的内部压力增大;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其他国家正在重新审视中国,外部压力也必然增大。这就增加了中国处理战略问题和外交问题的复杂性。
面对这些新情况,在探讨我国大战略和现阶段发展目标时,应着重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改革开放仍是中国必须坚持的大战略。无论外部世界怎样,本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目标在国内,这就是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提出的: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的战略与外交必须围绕这两个宏伟目标的实现而展开。现今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上个世纪已经有所不同,改革所针对的主要是由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问题。改革的难度加大,并且是在高度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使得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地调整战略与外交必须结合四项使命,找准重点,并注意各方面的平衡。
第二,中国“发展中大国”的双重身份。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名列世界第二位,但按人均计算,中国仍属发展中国家。由于这种双重身份,一方面,我们必不可免地要承担更大的国际义务,但必须量力而行;另一方面,我们要强调自己发展所需的利益,而这种利益又要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这将是一个长期磨合的过程。
第三,合理设置我国的外部目标。中国经济体制的完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待大幅提高,国家统一尚未完成,政治文化方面的软实力也需要进一步发展。中国应该以国家的发展繁荣、人民的幸福安康、世界的和平和谐为目标,走“和平发展”之路。
(章百家:中国外交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玛雅:《凤凰周刊》执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