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国的学术理论界产生了一个重新评价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热点话题。在此，我也来参与一下争鸣。

对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自从改革开放开始以来，确实是没有间断过，早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就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有了这样的论断：“这个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证明，党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随后，各位党内外的专家学者都相继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龚育之先生在1987年11月汕头举行的学术研讨回上指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既是水到渠成，又有重要发展。”[1]

薛慕桥先生在1988年中央党校《力量动态》802期发表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章中指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基本方向正确，但搞早了或搞急了。”[2]还指出：“现在看来，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似乎提得太早，在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应该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宜匆匆忙忙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3]

胡绳先生则在他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写道：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党在历史关键时刻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4]、“是适时的和必要的”。[5]但胡绳先生在当时也提出：“总路线的提出不是迟早问题，而是根据中国的现实，是应当允许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发展，还是应当尽快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毛泽东当时认为已有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直接搞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这是脱离中国实际的。”[6]胡绳先生还在《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6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的文章中提出了新观点：落后的农业国不可能越过资本主义，也就是跳过工业化的阶段，直接高社会主义。

薄一波先生在1991年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的文章中则认为：（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提出了‘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总路线将这两个‘转变’融为一体，结合进行。应当说，这是根据实践的要求和经验，对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新发展。”[7]

林蕴晖先生在2009年《炎黄春秋》第12期上《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再评价》的文章中指出：“重新认识和评估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不是否定这段历史。……对历史的问题，要历史地看，即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当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就处于这样的认识水平，这就是历史。重新评估的目的在于，认真地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什么简单的肯定、否定。对当年消灭私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后有重新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存在，曾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另一种是‘没有当初，哪有今日’。应该说，前一种说法是事后诸葛亮，后一种说法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没有实践，就得不出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但是，只有明确认识当年提出的总路线并不符合中国的客观实际，才能够更好地领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邓小平理论，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8]

在引用了如此多的权威言论后，我必须指出的是：任何人的言论和文字，不管是党代会决议，还是党的领导人、理论权威的观点，都不是 “绝对真理”，也不是鉴定事物的真理标准！在我们人类这个世界上，鉴定事物的真理的标准是唯一的，就是——实践的检验。我们的党和人民，无论是理论专家，还是高层领导人，在历史事实前只能做“二选一”的理性审判：在新中国前后二个30年的实践中，只有证明前30年消灭私有制是错误的，才有理由承认改革开放后发展私有制市场经济是正确的。如果这个过渡时期总路线是正确的，那么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就一定是错了。中间不可能有调和的余地。什么“没有当初，哪有今日”，这是不是说，我们中国人民如果不犯当初的“错误”，就一定不可能有今天的正确和理性？这是什么逻辑？难道中国人民就一定不可以不犯错误就走理性发展的道路？难道犯错误还有历史的必然性？

所以，对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绝对不是什么早和晚的事情。而必须高屋建瓴，从源头上来认识问题。必须深刻地认识邓小平的那句话：“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9]正因为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所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就“必然是”错误的。这并不是我个人的观点，而是中国人民通过前后二个30年的历史实践证明了的客观事实。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社会主义实践的证明！

那么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如果过渡时期总路线仅仅是经济领域的政策，那么我们就来讨论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到底应该是“什么”，社会主义最重要、最根本的经济原则是什么。

如果我们追溯到社会主义起源时期，也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时期，甚至是更早，欧洲就存在着社会主义的思潮。不管是在起源时期，还是一直到现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承认，或者说没有人会否认以下两大社会主义经济原则：一是维护和争取每个人和一切人的利益，确切地说，就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二是，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邓小平曾经非常正确和精准地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0]

也就是既要维护社会公平原则，又要促进社会生产力持续高速发展。通俗的讲法，就是必须在公平和效率两者中寻求最佳的平衡点。拿邓小平理论来解释，就是中国必须走“共同富裕”的私有制（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提倡社会经济公平和平等的思潮，但重要的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公平和平等不可能建立在低水平的贫穷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只能是“富裕的平等”。那么，社会主义的公平和平等就必然有另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社会生产力和国民经济必须持续高速发展。所以，社会主义的这二大原则是一个不能分割的统一体。

杜导正先生曾经指出，80年代邓小平对非洲领导人说“我劝你们现在不要搞社会主义”；“我建议你们先集中精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只要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改善了，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11]邓小平在这里说得非常明白，最重要的是人民的生活改善，是共同富裕，只要有了这个基本前提，甚至是不是，或者叫不叫社会主义也无所谓，也不重要。

因此，改善人民生活、共同富裕和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二大原则不但是邓小平理论的根本原则，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或者确切地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既然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已经确定，那么，所有的制度性原则，不管是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甚至包括法律、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的制度，都必须符合这二大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凡是不能实现，也就是不符合这二大原则的所有制度，都不可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凡是能够相对有效地实现这二大原则的制度原则，就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近一个世纪的经济制度方面社会主义实践，在经济制度方面存在着二条道路

和二种模式：一是，以欧洲社会民主党实践的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公私混合所有制；以市场调节为主导、政府宏观调节为辅助的资源配置原则；按生产要素分配为主导和适当的福利水平相辅助的的社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原则。这三大原则也完全符合我国当前改革开放的现行政策；符合邓小平为我们中国指明的——走共同富裕的私有制（公、私混合所有制）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二是：以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领导的以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主要原则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就是毛泽东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论依据。

重要的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已经非常明确地给出了答案——全世界人民百年社会主义实践以非常充分的事实证明了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主导的经济制度的失败——前30年中国的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12]是后30年中国走上私有制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后，才有了改革开放的空前伟大的成就。世界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越南和古巴等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先后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并已经取得相对的成就；朝鲜坚持原有的经济制度而依然一穷二白地贫困，人民饥寒交迫。 而相对来说，以北欧高福利国家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却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这就是实践对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和是非鉴定。

综上所述：正如邓小平所说，当初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没有彻底搞清楚，所以，当初制定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也就必然是错误的，这绝对不是什么早晚的问题，而是是非和对错的问题。如果我们的党、我们党的领导人和专家学者至今对“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这样一个严肃而重要的方向性问题，还不能有一个明确的、清醒的认识，还没有勇气承认和冲破传统的错误理论的束搏，至今还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和稀泥”、“捣糨糊”，把二个完全不同，根本对立的理论政策说成“这也对”、“那也对”，还不如事实求实地把意图说明白了、把真话说到底“因为二者都是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所以必然都是对的，不可能有错。”这是一个大无畏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科学态度吗？如果我们至今还强调过渡时期总路线原则上不错，只是搞早了。那么不就等于对今天的民营企业家和外资宣布：“我们总有一天还会再次剥夺你们的私有财产。”这是科学的决策吗？如果中国共产党人连承认自己的错误的勇气都没有，将必然为后人所耻笑！！

2009年12月13日星期日

[1]、[2]、《当的文献》1990年第6期：《过渡时期总路线探究状况概述》

[3]、《理论动态》1988年第802期：薛慕桥《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4]、[5]、《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319、321页

[6]、《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地143页

[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229页

[8]、2009年《炎黄春秋》第12期第58页

[9]、《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直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10]、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

[11]、杜导正《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2009年第4期 《炎黄春秋》杂志

[12]、胡景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