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也扬先生在《值得记念的光绪皇帝》[1]文章中描写了戊戌变法历史中曾经出现过的一个场景和对话：当大学士孙家鼎提出“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时，光绪的回答是那么的铿锵有力：“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

在这组对话中，光绪的答话体现了一个具有现代性的社会发展的规律：摆正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社会变法和改革中集权所有者、国家和人民三者之间的正确的关系。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几乎所有变法和改革的目标，都离不开“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和“国强民富”的目标；但要达到这个目标的必要条件（当然不是充分条件）就是“还权于民”。这是因为，如果民众无权，就不能够“维权”和“争富”，民众不富，则国家不可能富强，也就永远达不到变法和改革的目标。再进一步分析，民众无权，则必然造成民众的贫困，而民众的贫困和贫富悬殊的必然结果就是社会动荡和政权更替。反过来论证，如果哪位集权管理者真的能够做到通过“还权于民”来实现“国强民富”，那么结果也是必然的：他必然会合理合法地得到人民群众的授权而继续执政。

由于集权管理者在变法和改革过程中“恋权”而造成变法和改革失败，从而失去执政权力的历史事实实在是太多了。

就拿光绪的对手慈禧来说，其实慈禧并不反对“变法”，光绪在起步变法时，是得到慈禧的认同和支持的。在慈禧重新执政后，也确实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不管这种变革是主动还是“被逼”的被动，也足以证明慈禧并不“绝对地”反对变革，慈禧反的只是对光绪在变法中“坏祖宗之法”、“动了祖宗的的‘奶酪’”的“大逆不道”；只是慈禧的变法的是以“维护皇权的完整”为底线的。但历史实践恰恰证明了这样的事实——正是这条底线，不肯“还权于民”，才葬送了“大清帝国的政权”。

同样，我曾经大力提倡的日本“脱亚入欧、全盘西化”的纲领性决策，但实际上，自从民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日本并没有真正实行“脱亚入欧、全盘西化”的决策，其区别就是天皇不能完全地“还权于民”，全体日本民众为天皇效命的必然结果就是“大日本帝国”的战败！直到日本借助美国的力量，学习和引进“西方‘全盘’的民主政治体制”后，日本才能够仅仅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就使自己的国家自立于世界最发达国家之列。当今日本天皇所获得的结果——国强民富和皇室的尊严，虽然日本皇室失去了具体的执政权，但他们受到全日本，甚至全世界的尊重，甚至当初受到日本侵略的中国的政府官员，也尊敬地和日本天皇会见。这一切，不就是光绪梦寐以求的理想吗？

老子在道德经中深邃地指出：“欲将夺之，必故予之。”（36章）“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23章）“故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矣而以下为基。”（39章）“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63章）在这里，老子反复地说得非常明白，你要得到“什么东西”，就必须先付出；无私，才能存大私、有大富、掌大权。

无数历史事实都反复地证明了这一事实：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无私的牺牲和贡献，才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而获得执政地位。如果你执政后就追求既得利益和腐败利益，甚至可以说，如果你为了追求所谓的党派利益而漠视和牺牲人民群众的利益，那么不用我多说，结果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

再比如，在台湾，正因为是掌握集权的国民党和蒋经国主动地废除戒严和开放党禁，台湾人民才能够在8年后放弃“30年戒严”和“2·28血案”的前嫌，再次授权国民党执政。台湾的新闻媒体民意调查的结果反复显示：蒋经国先生到现在为止，还是台湾民众最怀念的政治人物。

但是，在苏联，由于苏联共产党反历史发展规律而动，取缔和禁止民主、自由、宪政、共和、人权、法制等普世价值和真正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拒绝“还权于民”，被动地为人民群众所抛弃，就很难再重新取信于民，东山再起。

再看东欧各国，凡是应顺历史发展规律，主动进行民主改革的政党，都在改革党的纲领、路线后，或者是改变党的名称后继续执政，但凡是拒绝“还权于民”，被动地为人民所推翻的政党，大多数都一蹶不振。

“历史之辙，时代之鉴”：光绪，这位封建帝皇的这一变法思想对现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借鉴意义，甚至可以说是指导意义，还需全体中华民族反复三思和深刻反省。

2008年12月5日星期五

[1]：王也扬：《值得记念的光绪皇帝》（原载《炎黄春秋》2008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