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不是学经济的，又身在大陆，很少有机会拜读杨小凯先生的大作。不过日前读到杨先生的另一篇文章：《中国土地所有权私有化的意义》，则深不以为然，认为这简直就是中国大陆这个炸药桶上的引爆器。 一旦引爆，“复巢之下，岂有完卵”。后果将不堪设想。

杨先生在他的作品中坚持认为土地私有化不会造成社会不安定。这显然是大大地低估了在中国社会中已经积累起来的矛盾。据笔者观察，中国社会中当前最大的矛盾就是城乡之前的矛盾。除去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及北京等少数较富裕的地区外，在中国内地的大中城市中，国营工厂中普通工人的工资大约为每小时10元。其中5元是以现金的形式支付，包括工资、奖金和各种补贴。而其余的5元是以福利的形式支付，包括子女教育、保健、住房和退休金等等。而同在厂里工作的农民工，即使已经工作了十年，也仍然是农民工，每小时只能领到2元工资。由于他们没有城市户口，享受不到任何福利待遇。这两元的工资也就是他们的全部收入。换言之，在付出了完全相同的劳动之后，农村户口的农民工只能拿到城市工人约五分之一的报酬。尽管薪酬差距如此之大，每个城市的劳动当局却都硬性规定招聘新工人必须优先录用本市的居民。只有在应聘人数不足的情况下才能雇佣农民工。而一旦要解雇工人，最先走人的却是农民工。也许在古罗马的自由民与奴隶之间，是有这么大的差别。在现代社会中，除中国之外，对占人口一大部分的某一类居民无论是因为政治、宗教、肤色或居住地 等原因，都绝没有过如此之大的歧视!。无论是印度对低种姓的居民或“不 可接触者”的歧视，还是民主改革之前的南非对黑人的歧视，都从未达到 过这种骇人听闻的程度。

尽管受到如此的歧视，农民还是源源不断地涌向城市。在农村的富裕地区，人均耕地普遍只有一亩（1/15公顷）或更少。一个农业劳动力只能担负到三亩（1/5公顷）的种植工作。农民普遍每周工作70小时，每年工作50周，即每年工作3500小时。假定他种粮食，按最高产量每公顷十五吨计算，可收获三吨粮，折合5400元人民币。如果种棉花，按最高产量每公顷2.5吨皮棉（籽棉7.5吨）计算，可收获五百公斤皮棉，依市价折合5000元人民币或更少。因此即使按略去农本的毛收入计算，农民每小时的工资也不足2元。在上述计算中，我们把农本都略去不计，当然更谈不上苛捐杂税了。而且中国农产品的价格，特别是小麦和棉花的价格与国际市场上的价格相比都是偏高的。如果考虑到占收获物价值一半的农本，农民的实际劳动报酬连每小时一元都不到。在加入国际贸易组织（WTO）之后，农产品价格不大可能上升，反而倒有可能下降。正是这种经济动力，把农民赶进城去受歧视。而且除非有大量的农民转业从事工商业，农民的收入也很难有较大的提高。即使投资、原料与市场都一帆风顺，从最近廿年的历史推算，在不发生战乱的条件下，没有几十年的艰苦奋斗，也决不可能有大量的农民转业务工，使农业人口的比例降!低到40%或更少。

能否通过降低城市的生活水平来缩小城乡差别？毛泽东确曾做过这样 的试验，1968年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和“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 里吃闲饭”的旗帜下，把成千上万的城市人赶到农村，结果是怨声载道， 根本就进行不下去。毛泽东认为原因是手段还不够激烈，不足以改变习惯势力，就鼓动波尔布特在柬埔寨采取更激烈的方式来消灭城乡差别，消灭社会分工。其结果是把四分之一以上的国民变成冤魂，制造了举世震惊，有目共睹的大惨案。在这段时间内杨小凯先生正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坐牢，未能躬逢其盛去上山下乡。虽然有机会去接识一批社会体制之外的绿林好汉，却失去了亲身体验工农差别的机会，也算是有一得必有一失吧。

这么巨大的差别或歧视却在另一方面为资方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廉价劳动力。中国只所以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投资吸收国，这是主要的原因。在其它任何国家中，这样大的差别或歧视都早已成为动乱的根源，而在中国却反而能化腐朽为神奇，吸引来巨额外资。其原因何在？笔者认为只有两个原因，一是土地没有私有化，另一个原因是公民没有言论与 结社的自由。而前一条是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杨先生所引证孟子的话：“有恒产者有恒心”，正是这区区几分或一亩责任田，使农民尽管身在城里 务工，饱受欺凌，也得不到社会保险，但作为有产者，仍能心存希望，不愿铤而走险，走上暴力造反的不归路。如果他们无家可归，离开了城市就无路可走，而城里又不收留他们，给他们最低的社会保险。他们立即就是今天的陈胜或黄巢，剥夺他们的言论与集社自由并不能阻止他们揭竿而起。如果真像杨小凯先生所主张的那样，让他们卖了土地进城，过不了三五年，就非把他们逼上梁山不可。笔者完全同意杨小凯先生关于土地私有化的主张，不过那只能是在农民得到了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之后。现在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标准是每月200-300元，如果因为失去劳动力，收入确实达不到这个标准，社会救济将把你的收入补足到这一标准。有一天若能对农民也实施了这一保险制度，即使保险的水平较低，比方说每月100-150元。再来土地的完全私有化才有条件。而根据我们上面有关农民收入的计算，在目前这是绝对做不到的。杨小凯先生在他的大作中也提到了社会保险，不过他忘了，西方社会的社会保险是由两部份组成的，自愿的部分是拿个人的财产投保，那只是锦上添花，而强制的部分则是人人有份，对穷人来讲那才是雪里送炭。中国的农民恰恰享受不到强制保险，所以才不能卖承包地。承包田在这里扮演了强制保险的角色。只有在农民享受到强制保险之后，才有可能考虑土地的完全私有化。比方说，人都是要死的，死后就必须要火化或深埋。但如果我们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去烧或埋活人，那就一定是有了严重的精神病。杨小凯先生关于土地私有化的建议在笔者看来，就和上面这种颠倒差不多，甚至更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