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践本体论”命意之中的“存在即是被实践”与“存在即是被认识”具有高度相关性，它们实质在于指向了超越“哲学基本问题”。基于这一点，可以将“实践本体论”置放在目前哲学界“主客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框架内加以审读。此种转型所呈现出的样态是，指责“传统教科书哲学范式”为实体本体论、转型的实质是试图悬置“哲学基本问题”展开各种言说、在拒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过程中，寻求内蕴“主客统一”的“存在”。显然，“实践本体论”与此种范式转型具有“家族相似性”。对此，深入到认识论循环中的本体论困境，在马克思哲学文本中确认“存在论前提”的优先性，确认任何试图超越“哲学基本问题”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偏离”。这样一来，整个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与“实践本体论”的倡导者不仅在本体论中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的意义的判断是有问题的，而且在“哲学之内”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本身就是路径错误。应该在“哲学之外”透视马克思哲学革命问题，依此之故，“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成为了必然的“出场路径”。

关键词：哲学范式转型；实践本体论；中国问题；出场路径

任何哲学问题的提出与推进必然依存于现实生活世界的变更。作为传统经典“教科书哲学范式”在其理解中的“被批判”命运，同样可以纳入到“经济生活”中对于“苏联计划经济理论范式”的抛弃来加以审读。客观地讲，这一学术背景俨然已经成为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转型的“理论地平”。但是，马克思哲学由于理论自身的“时间性”特质决定了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必须放置在特定的历史时段中才能够得到客观估价。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通过种种“西学”的“中介”去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场的时候，必须追问具有“创新”意味的范式转型是否真正触及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下有时使用马克思哲学是在同一意义上标识的）的真正命门。关于当下的哲学范式我曾经在另文中概括为当前哲学解读的五种景观：“实践哲学解读范式”、“生存论哲学解读范式”、“历史哲学解读范式”、“文化哲学解读范式”、“生活哲学解读范式”。①正是在相对主义诠释观念横行流布的今天，似乎任何真诚地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者都可以宣称自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现在该引出我们的问题了，那就是，在如今“千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单一传统“教科书哲学范式”讨伐中“创新”出来的哲学思维该作如何定位？“实践本体论论”于此有何关联？或者说，这种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所产生的“超越哲学的基本问题”是否也应该接受“传统教科书”在今天的“被批判”的同样命运？在对流行的哲学观念进行反思、批判的同时，又该如何推进才能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

一、置放在“主客一体”的哲学范式转型框架内的“实践本体论”

范式概念是借用于库恩（T.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如下的说法，范式是“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①那么，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景观之间是否有相通的“范式”？这一范式转型的核心是什么？“实践本体论”是否与此具有相关性？

让我们先从一个带有总结意义的说法开始讨论，按照主流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观点认为，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实现了一次重大的哲学范式转型。而“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哲学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是这种转型的突出表现”，和现代西方哲学一起走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这是一次哲学的“进步”。理由在具有代表性的学者那里直接阐释为“四个超越”：“第一，大部分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继承了康德等人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进一步否定了建立无所不包的哲学体系以及把哲学当作科学的科学的企图。”“是对作为体系哲学的近代形而上学的超越”；“第二，现代西方哲学家大都企图排除作为近代认识论基础的二元分立倾向。“第三，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人的非理性的精神活动进行了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揭示和研究，试图揭示与人的精神活动直接相关的研究(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学科)和自然研究之间的区别，制定与自然科学方法论不同的精神科学方法论。”“这是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超越”。“第四，近代哲学是以倡导人文精神开始的。然而其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论思维方式必然把人对象化，使人失去其本真的个性(异化)。”“哲学重建的根本途径说到底是向人的回归。”②

客观地讲，正是这样的“纲要性”论述成为了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主导模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它们的“问题域”是围绕着批判“主客二分”这一基本原则来展开言说的。就是说，这个“主客二分”思维方式成为了上述的各种哲学范式的前提学术背景，也同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的实质。甚为可惜的是，对于所有的哲学范式转型将上述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哲学的主客二分超越作为自明性的前提，缺乏反思的直接挪用，无论如何都将是一种“学术的冒险”。它是否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的发展，还是彻底的滑向了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轨道？现在让我们开始对这一论述进行必要的前提反思。

第一，依据目前主流话语所倡导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转型来看，往往指责传统“传统教科书哲学范式”为实体本体论，它“相适应的是知性逻辑和概念化思维，超感性的理性实体需要一种相对应的理论逻辑来予以把握，这种理论逻辑就是知性逻辑。”所以具有了，“静观高于行动、逻辑高于生存实践的“唯理主义”原则”、“追求终极实在的绝对主义和还原主义原则”、“在两极对立中寻求单极统一性的“一元化原则”、“非时间、非语境的 “非历史”原则”③那么，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任务就是尤以消解“主客二分”的知性思维与以“生成论”破解“还原论”的思维最为根本。显然这一理论资源在目前主要来自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影响。

第二，马克思哲学范式转型的实质是试图悬置“哲学基本问题”展开各种言说。“传统形而上学把物质或精神实体当做世界的基础和本质，主客、思有关系问题的谈论也由这种实体本体论出发。西方现代各派哲学则大都主张撇开实体本体论来谈论主客、思有关系问题。他们认为主体和客体只有互为对方、只有处于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才有意义。至于作为自在地存在的物质实体或精神实体，如果是处于主客关系之外，对主客关系就不发生影响，可以存而不论”④但是，可以肯定的说，这种范式哲学转型是一次奠基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词句革命”，正如有学者深刻地指认，“现代西方哲学实现了从近代认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变、克服了自笛卡尔以来主客对立的二元结构 ,其实这完全是在哲学唯心主义基础上实现的形式上的转变，既然在胡塞尔那里真正客观意义上的存在问题已被悬置起来 ,就是说从哲学上一笔勾销了。”①

第三、当所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建立在拒斥“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过程中，寻求一种能够内蕴“主客统一”的“存在”。它是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有学者认为实践这一概念正是这种“存在”。即认为，“不能说思维和存在的媒介是实践或感性活动，而是实践或感性活动本身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共属’，是思维与存在未分裂的状态，也就是说，实践或感性活动是揭示人之为人的本原性存在。意识、思维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一个维度，人的感性生命活动具有意识或思维不能还原的源始性。因此，要分析马克思对传统哲学的革命，不仅仅是将被思维包裹的存在释放为源始的生命活动，而且把这源始的生命活动看作思维与存在原初的统一。”②这应该是目前学界对于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非常流行的认识，但这种说法并没有确凿的马克思主义原著文献的依据，根据仅仅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直批判的现代西方哲学的理解范式之中。

正是奠基在这种学术话语平台上，我们才能够对“实践本体论”有一个更为清晰的认知。按照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型所要求人们实现的思维方式转换。实质上，在认识论上来讲，这种说法便是，“存在即是被认知，离开了人的认知，一切存在都是无”。而正是这样一个“玄思”化的命题构成“实践本体论”理论逻辑的前提，那就是，“存在即是被实践，离开人的实践，一切存在便是无。”显然两者之间的共同点均在于将本体论与人之存在关联起来，正如实践本体论倡导者所说，“在哲学上对实践的终极原初性的确认，使本体范畴同人的存在之间获得了内在的和本然的联系。只有实践本体论才能完成马克思所揭示的哲学使命，即“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从而成为“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离开实践的终极原初性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最终都无法逃避把“真理”推向“彼岸世界”的命运。”③同时，“实践本体论”者认为，实现这种转换需要的“一个最重要的途径就是要首先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单纯认识论思维方式和框架”。那么，接下来的任务便是，“实践与存在揭示着人存在于世的本体论含义，是对近代以来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重要超越。‘人在世界中存在’这个命题是海德格尔针对近代认识论主客二分思维方式无根的缺陷所提出的一个基本本体论（存在论）命题。……人在世界中存在，就意味着在世界中实践；实践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实践与存在都是对人生在世的本体论（存在论）陈述” ④这些已经足够显示出“实践本体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之间的关联了。

除去借助于海德格尔的现代西方哲学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层来看，“实践本体论”的实质至少存在着这样两个隐性言说需要揭示，首先，所谓“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经过康德的“存在必须借助主体确立”的认识论路向，而且在其中新康德主义化的现代西方哲学基本上都是在这样一个“康德路径”中实现突破的。然后，还有一个需要揭示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实现了对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拒斥，将马克思哲学定性为“实践本体论”就是借助于“存在论”来完成对主客二元对立的克服。依据上面的“实践本体论”与当前的“哲学范式转型”的关联，我们可以发现“实践本体论”确实可以成为个案深入到目前的种种哲学范式转型的理论根基处。这一点，就是，“实践本体论”认为，存在的“在”以及如何“去在”都必然依靠“实践”来加以确立。应该说，对于存在之“去在”必然依附“实践”的开启这一点上，我一直认为实践作为重要的因素可以避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旧唯物主义”化理解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点也一直是目前种种哲学范式转型与“实践本体论”所认为的不批判“物质本体论”、不批判“辩证唯物主义”怎么能够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唯物主义”之间的质性差异？但是，这应该说，现代西方哲学超越“主客二分”是用一种完全立足“主体”的方式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没有按照这一逻辑展开，而是在认识论上承认主客二分，在本体论上依然是立足于“客体”的方式强调“物质同一性”的，在马克思那里就是“立足现实”。客观地讲，对于实践是存在之“在”的独立性保障这一点，我认为“实践本体论”在逻辑思维上是无法说通的，下面将具体展开。

二、存在论意义上之“存在优先性”与认识论中的“本体论困境”

“实践本体论”、“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本身并无确凿的文本根据，是后人对于经典文本的一种理解方式。依据现代诠释学来说，这种理解本身是由于理解者自身的处境生发出来的“前见”与文本之间“视域融合”的结果。“实践本体论”正是基于现实实践的变化而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原先的所谓由“物”到“人”的思维转换的根本方式，应该说这对于能够正确地理解——“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是有所益处的。但是，理论本身十分吊诡的是，往往会从一极滑向另一极，实则上，当“实践本体论”将旧唯物主义那种完全的从直观形式去理解的极端带出来，又转而接着掉进了另一个泥潭的危险，“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①因为其理论必然指向对于“自然界优先性”的消解。在“实践本体论”学者看来，“自然界固然是人们的活动赖以进行的“前提”，但不能因此就把它作为人的活动的“理由”加以确认，更不能以此为根据进而把自然界作为本体论范畴加以确认。否则就混淆了前提与理由的原则区别。在所谓“更狭隘的意义”上，自然界对于人们的活动而言不过是手段或工具罢了。自然界的这种手段性，意味着人们倘若离开了自然界这一必要的凭借，就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这里，自然界仅仅是“用”的规定，而非“体”的规定。显而易见，在此意义上，自然界与本体范畴毫不相干”。④事实真是这样吗？

那么，现在就让我们来看到底在马克思那里是如何理解的世界的客观性问题。依据文本学研究来看，马克思并没有专门讨论本体论的著作。但是，这不能说明马克思哲学不需要本体论，而且也不能认为马克思没有思考过这一问题，这是马克思当年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每一种认识论——即使它本身意识不到或不愿意——也必然是一种本体论（这种理论一方面探究实体是什么，一方面探究对实体所作的思维是什么，然后把两者作一比较）。由于这种关系，有时思维被视为根源于实体——这是实在论的观点，有时实体的结构被认为导源于思维的作用——这是唯心论的观点。不管怎样，这种关系是不能置之不理的。”③那么，为什么“实践本体论”认为，存在即是被实践？或者存在即是被认识的康德那样的主体建构式的命题？这实质上植根于这样一种人类的认识悖论，即提出一个在人意识之外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存在的命题本身是有人提出的，这确实暗含了认识论与本体论的不可分割性。

马克思在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节中揭示过对于上述的悖论的解答。但是，长久以来，这一文本的本体论内涵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这是为什么呢？马克思接着指认到，“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这里马克思严格区分了认识的两条道路，而“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①

这就是说，按照第一条道路，要想对人口有一个清晰的认知，则必须要首先以人口规定性存在这一基本的事实为前提。但是，人口本身阶级性构成并不是自明的，它需要研究者自己去对这一存在之性状加以揭示，也正是这一点，不同的认识者对存在性质的阐释是不一样的。故而，阶级作为人口这一抽象概念的具体性规定，或者是人口构成的存在论前提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是由于认识者的“认识”才能确认的。这一点，看起来与“实践本体论”的认识逻辑是一致的。但是，认识者在认识之后，立即会觉得这个被认识的“阶级”原先就已经存在在那里了。这正是马克思所认为的科学方法论的第二条道路所要指认的，要想能够“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则例如要想用一个抽象的概念诸如阶级来建构人口，那么这一概念必然要求在存在论上是“有阶级”的，所以，阶级的真实存在是认识阶级的“存在论前提”。

其实，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说过，“之所以能有直观，前提是对象的给予，而对象的给予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以某种方式刺激了我们的心智。”②这里康德再明白不过的讲述了认识论循环中的“本体论困境”，即直观的前提是对象，对象的前提的直观。在黑格尔看来，以思想的整体来彻底遮蔽存在的整体，这一康德式的问题就可以完全解答了。但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方案，其实错误的理解了康德，毕竟康德在“自在之物”的层面上保留了思维与存在的异质性，本体界与现象界的划分，这一点，马克思与康德倒是具有相似的地方。现在要问，这样一种“认识论”上面的本体论困境，该如何理解呢？

实质上，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存在论的“双重性”加以理解。首先世界客观存在是对认识具有“优先性”，是客观对象的“认识前提”。换一个角度讲，世界的客观存在，也是认识的“结果”，实践的“结果”，物质世界是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存在这一命题本身就是人的“认识”。实践本体论者没有能够从科学与价值“双重性”面对这一问题并给予很好的理解。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表现为认识论中的“直观需要对象的给予”的存在论前提是一种必须承认的世界观前提，如果一切以主体的标准，世界的客观性、以及马克思一生所阐明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必然性逻辑何以成立？换句话说，按照实践本体论的逻辑，是否在“人类实践”的主体向度上，可以置历史发展中的客体向度于不顾？另一方面，“某种方式刺激了我们的心智”是说明了既是一种认识论又是一种价值问题，将主体引入哲学讨论，价值问题必然产生，否则人只能变为“物”。

否认存在之“在”的优先性，并在哲学思维上以所谓“主客二分”批判来加以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超越确实是目前国内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与西方哲学“对接”的结果，认为承认世界的物质实在性以及反映论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旧哲学，所以在批判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由头下将“思维存在的同一性”奉为圭臬，认为，主客一体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思维方式，并寻找到诸如“实践”这类的语词来超越“主客二分”的哲学。其实，主体与客体作为实践认知内的“关系项”，两者依存，在实践中统一。马克思哲学绝不是什么主客不分、物我一体的混沌哲学，其与旧哲学的区分是因为旧哲学脱离社会实践，脱离现实生活，根本不是什么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上颠覆。实践是一种主体的活动方式，它真正解决了“思维如何切中外部世界”的“哲学丑闻”。但是，实践本身离开了人的客观实在性，实践中产生的人化世界也不会因此依存于实践本身，而是依旧依存于社会发展的客观“似自然性”。任何试图超越哲学基本问题的哲学想象都将成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偏离”。

三、“哲学之外”的“本体论”解读与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

按照近代西方哲学“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无效”的认识论转向中，直接将本体论的存在性依存于认识论。而认识论走向的缺陷在于对哲学最高问题的遗忘抑或扭曲的作答，实质上任何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作答，必须以对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作答为理论前提。试图掩盖这样一种追问，带来的结果一定如海德格尔“去蔽说”所展现的那样是一种物对思的依赖，从而走向怀疑主义与不可知论。现代哲学范式转型中抹杀掉的哲学基本问题中的最高问题之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追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还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但是在表层的讨论已经是颇多的了。比如在各色各样的××唯物主义称谓中，过度地把视角放在××，而忘记的是其后缀“唯物”主义才是这种表述的“第一限定”。我们认为，应辩证理解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即坚持物质对意识的具有第一性的本体论回答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必须明确的边界，树立这样的边界意识之后，再认真讨论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这也许是一条避免陷入西方现代哲学窘境的安全路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至今辩证唯物主义仍然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佳称谓与定位。但是，对于“实践本体论”的悖谬的阐发还应该考虑到其深层的哲学理解所带来的理论问题，这可能是目前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理解的关键点。“实践本体论”所要求的也正是为了突出马克思哲学革命对于“传统教科书哲学范式”的超越，但是可惜地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不可能在纯粹的本体论讨论中加以合理理解，就是说，“哲学之理在哲学之外”这才是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基本路径。

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这样讽刺性的批判到：“正如德国的玄想家们所宣告的，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据说这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可惜地是，“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自己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不仅是它的回答，而且连它所提出的问题本身，都包含着神秘主义。”“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①这直接告诫后来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者不能够脱离现实世界——哲学自身的存在土壤——来理解具有“实践品质”的马克思哲学本身。否则诸如资本逻辑批判之类的言说只不过存在于纸张之上，任何的“实践本体论”发动的哲学革命本身也逃脱不了“纸上谈兵”的命运。根本达不到马克思哲学的如下品性高度，“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 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哲学是非常懂得生活的”，②马克思哲学的使命是思考如何寻求将现实社会的“物化”状态抛弃的根据。如此识见，我们赞同这样一种马克思哲学性质的指认，“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哲学作为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是在分析和解决时代最重大的现实课题的思维和实践活动中实现自己。这是哲学本身最重要的存在形式和实现形式。”③

由此之故，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的种种范式之中，存在着严重的“学院化”倾向，并在现代西方哲学“主客不分”的超越哲学基本问题的趋向中，强行被国内学者用来比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比附出来的重新理解马克思难免会偏离马克思主义哲学路向。马克思哲学是在对当下资本逻辑的现实运作深入展开批判的基础之上，以实践批判性把握它的时代，并在历史规律的必然性中寻求到瓦解社会存在的现实历史主体，只有这样，才成为真正的“历史科学”。目前，对中国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者来说，如何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下中国社会转型这一现实背景中有效“出场”，是每一个真诚的学者“共识”。但是，往往愿望未必都能够是在合理的路径上通达。那么，到底如果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唯一能够在尊重各种范式基础之上，有效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除了自觉的方法论反思之外，①就应该有一个共有的学术平台，这就是“面向中国问题”，成为表达这个时代的“高卢雄鸡”。这里仅集中于两点理解：

首先，“资本逻辑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中国问题”保持自身理论具有实践品质与历史高度的根本路径。“市场经济”的资本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方式运作，又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面对资本，这是中国目前社会中一个最为根本的现实课题。贫富差距的加大，人们价值观念在资本逻辑之中被“扭曲”，整个社会所期待的公平、公正的分享改革所带来的社会财富共享等等，都直接地与社会主义发展资本有关。资本的确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在于“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精神力量的限制。”②但是，同时，又如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一书中所认为的：“资本为了满足实现剩余价值对其外界、非资本主义的环境的依赖与非资本主义的环境的内化相冲突，后者满足了使实现了的剩余价值资本化的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说这两种进程经常相继发生。一片地域和人口首先作为交换与实现资本的一处外界相接触,随后就被带入资本主义生产自身的领域范围。”“可以有逻辑地推测出，会有一天在积累、实现和资本化这一循环中这两种情况会直接碰撞，埋葬彼此。”③应该说离开了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根本不可能理解现代社会，从这方面讲，西方现代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林林总总社会异化现象，其根源亦在于资本，离开了对资本的批判，总有隔靴搔痒的感觉，所以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显得苍白无力。马克思哲学自身的理论高度正是基于此种理解得以彰显。马克思的立场在于摒弃将资本在当今中国存在的合理性误判为“非历史性”存在，而是对资本的限制性保持高度认识，“资本及其自行增值，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反过来，生产资料只是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不断扩大的手段。”④

其次，“建构性政治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中国问题”必然触及的“现实使然”与“话语吁求”。巴里巴尔在给阿尔堵塞《保卫马克思》序言中说，“想象的马克思主义”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在今天不再有同样的意义了，今天所有的马克思主义都成为想象的了。”⑤ 这一点，从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被阐释为“经济决定论”、“生产之镜”、“灵知主义”、“行动的神秘主义”乃至“本质主义”等中可以窥见。人们逐渐怀疑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可以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理解。按照阿伦特在《论革命》中的说法，这必须认真理解为什么马克思的政治著述经历了“运用政治术语来谈论社会问题”到“运用经济术语解释政治”的转变，这一点值得关注。如果说在当代愿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说些什么的话，那就是在“哲学与政治之间”来理解，以便认识到一个在政治哲学上说了些什么的马克思。据以当代视角返观政治哲学的历史谱系，“自由主义的消极政治、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政治以及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激进政治”是主要的三种政治哲学路向。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自由主义政治，不可能实现真正自由，而是带来了新统治，对自然的统治和对人的统治。而后马克思主义在面对“革命”之后的社会现实，将社会主义看作与自由主义是一致性的，现代政治哲学不应该是对根基的寻求，民主政体也不需要提供任何形而上学根基，多元民主概念力图在规范性政治和话语政治的范围之内，在民主政治框架中重绘左翼路线图。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应该是一种面向现实，不断依靠历史主体推进的建构性的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具有的高度在于，现代国家本身建立在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上，现代国家的唯心主义的完成同时就是市民社会的唯物主义完成，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关系上可以得到。如果不能改变现代市民社会的基础，政治国家也就不可能解决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问题，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平等、公正等，就始终是抽象的、形式的。在这一逻辑指引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转型一要在理论上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进行理论批判，塑立起“话语权”，又要在中国社会政治现实上对当代现实政治问题诸如关于正义、民主、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作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应有“回应”。

（1）参见拙文：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范式，[J]，理论前沿，2009年第14期。还可参见我对此种解读的批判性分析，重新理解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J]，人文杂志，2008年第5期。

①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② 刘放桐：《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论纲)》[ J ].《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还刊载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6-8页

③ 贺来：马克思哲学与存在论范式转换[ J ].中国社会科学2002，5.

④ 刘放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1.

① 孙伯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开放性与党性原则[ J ].学术月刊，02，6

② 邓晓芒：重审哲学基本问题，开放时代[ J ]. 2002，1.

③ 何中华：马克思实践本体论新诠，学术月刊[ J ]. 2008，8.

④ 朱立元：简论实践存在论美学，人文杂志[ J ].2006，3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第55页。

④ 何中华，马克思实践本体论:一个再辩护，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2期。

③ 何•奥•加塞尔：什么是哲学，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5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18页。

② Immanuel Kant,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Frankfurt, 1968, pp. A19.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66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3页。

③刘奔，《哲学家需要关注现实经济学问题》，载《哲学研究》2000年第4 期。

① 孙亮，《从“尊重差异”走向“学术共识”——“平权地解读马克思”研究导向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模式的构建》，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9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页

③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8页.

⑤ 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页。详见巴里巴尔写的1996年重版序言。

作者简介：孙亮，安徽明光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哲学博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辑刊执行主编。研究方向：历史唯物主义政治哲学。独立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研究》、《人文杂志》、《学习与探索》、《江汉论坛》、《东岳论丛》、《学术界》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其中10余篇被《高等文科学校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哲学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学》等全文转载。曾获得教育部首届优秀博士学术新人奖、宝钢教育基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