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中国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援助以及在此期间中越关系的微妙变化所做的考察，是放在中苏关系演变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其结果说明，毛泽东对苏联实力和目标的认识以及对苏外交战略和方针的调整，是中国观察国际形势和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援助和支持越南抗美战争的方针；同时，中苏关系的恶化也对中越关系的发展起了很大的制约作用，致使越南最终与全力援助和支持它的中国分裂，而与苏联结成同盟。这一历史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1961—1964年中国援越抗美初期。此期中苏关系因素的影响尚不明显；（二）1965—1969年中国援越抗美中期。这一阶段中苏关系持续紧张，此状况对中国的援越方针及中越关系产生了并非不重要的消极影响；（三）1970—1973年中国援越抗美后期。中苏两国这时已走向全面对抗，中国重新大规模援越，以求及早实现联美抗苏的外交战略，并避免越南完全投入苏联的怀抱。但是，越南抗美战争胜利后，尽管黎笋口头上仍然表示没有中国的援助，“越南是不可能成功的”，能向越南提供“最直接、最紧急和生死关头的援助的，是中国”，[1]而实际上越南却已经投入了苏联的战略势力范围。

一

1961年至1964年美国在越南南方进行“特种战争”时期，中苏关系正走向全面破裂。在一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遭受战争威胁之时，中苏双方并未能如越南所希望的那样，重新团结起来，携手援越。但由于两国在与越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对越南的抗美战争采取了不同的政策——中国积极援助，苏联消极回避，从而使越南平衡双方关系的法码实际上略向中国一方倾斜。如此，在此期中国的援越抗美进程中，中苏关系这个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

对于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中国一开始即给予坚决的支持。1962年夏，中越两国领导人在北京共同分析美国特种部队入侵越南南方所造成的严重形势之后，中国决定立即向越南无偿提供可装备230个步兵营的枪炮。[2]是年，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时特别强调说：我们之间是相互帮助，共同战胜敌人。你们不会丢掉我们，我们也不会丢掉你们。[3]翌年3月，总参谋长罗瑞卿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赴越，与越南领导人研究如果敌人进攻北越，中国如何援越、双方如何配合作战等问题。5月，刘少奇在访越时向胡志明等越南领导人表示：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4]当美国在1964年初开始筹划扩大侵越战争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更加密切关注越南的形势，频繁会见越南等国领导人，并率先主动提出了向越南派遣志愿军的问题。6月24日，毛泽东在接见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时说：如果美国冒险打到北越，中国军队就应该开过去。我们采用志愿军的形式好。[5]7月10日，周恩来在仰光与奈温会谈时指出：如果美国要打一场朝鲜式的战争，我们要有准备。[6]7月27日，毛泽东又对越南驻华大使陈子平等人谈道：如果美国人轰炸越南北方或在越南北方登陆，我们就要打了，我们的军队想打仗了。他要想想，中国人不是没有腿的，美国人能出兵，中国人就不会出吗？我们去你们那里，跨一步就到了。[7]不过，此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这种表态，还是基于美国叫嚣进攻北越只是一种威胁，他们不能不重视中国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反应这样一种认识，[8]而对美国摆出的一个威慑姿态。

“北部湾事件”发生后，中国开始充分估计美国扩大战争的可能性，郑重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同时加强了援越力度。毛泽东此时与越南领导人的谈话即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援越抗美斗争的重视，以及军事援助的具体部署情况。8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提出，应在云南蒙自地区修一两个大机场，以备援越空军的飞机无法在越降落时使用。并表示要增调一个空军师到南宁，半个空军师到昆明、思茅，两个高射炮师到南宁、昆明。毛泽东还特意强调对增调空军师的事“要公开讲”。关于援越兵力问题，毛泽东指出，第一线要充实，同时第二线要准备。并解释说，在那里我们只能使用三十万到五十万兵力，因为还要照顾天津、北京、上海等地。[9]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等人进一步探讨了当美国把战争扩大到北方时越南如何应付的问题。毛泽东建议最好先在沿海修建朝鲜式的工事，使他打不进来。倘若打进来，越南也不要用主力跟他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10]

与中国积极援越相对照的是，此期赫鲁晓夫继续实施同西方缓和关系的外交方针，为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对越南抗美战争采取了“脱身”政策。苏联除在舆论方面给越南以宣传性的支持外，对越经济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则较少。直到“北部湾事件”之后，苏联才开始调整其对越南抗美战争的政策。由于苏联的这种对越方针，使越南在1964年底以前主要依赖的是中国的援助。

从越南方面来说，为避免中苏矛盾过分激化而影响双方的对越援助和支持，越南注意在中苏分歧中保持中立，并尽力充当调解双方矛盾的润滑剂。但是面对中国的援越优势，越南在中苏对立中选择和调整自己的位置时，尽管试图保持联华联苏、不偏不倚的方针，却还是与中国保持了更为紧密的关系。1964年8月13日黎笋与毛泽东会谈时，在表示“中国的帮助与我们祖国的命运有关”的同时，就指责说“苏联拿我们作交易，这是很清楚的”。[11]11月，越南国防部更毫不留情面地通知苏联驻越武官：越南不再需要苏联的军事专家，他们的工作一完成就应该离开越南，而且越南也不要求苏联派来替换人员。面对这种情况，苏联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卷入越战之后，在与受北京控制的越共打交道时，越南是否还能成为苏联的支持者。[12]

总之，在中国援手，苏联“脱身”，越南平衡对苏对华关系时以中国为主这三种因素的作用下，此期中越之间在对苏共领导集团及其路线等问题的认识上虽然一直存在着分歧，但中苏关系的状况对中国的援越抗美方针和中越关系的影响不大。

二

1964年8月“北部湾事件”之后，越南抗美战争进入了美国直接参战的时期。此时的中苏关系未能因10月赫鲁晓夫的下台而出现转机，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领导人对中国的对苏政策做出了更为强硬的反应，中苏关系进入持续紧张阶段。从1965年初美国发起大规模侵越战争至6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状况对中国援越抗美的方针及中越关系产生了主要的或决定性的影响。考察其原因，可见三条线索交织其间：

其一，面对越战升级后中国周边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毛泽东基于对越南战争形势和国际形势的独特分析，认为美国的战略目标主要针对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

尽管毛泽东在60年代初就提出反帝、反修，重点是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外交方针和政策，而中国在舆论宣传上也把美帝国主义当作“第一号帝国主义”，是中国和世界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但实际上，在对国际关系的格局进行分析时，毛泽东始终认为美国并未将中国看作是他的主要的敌人，因此真正对中国构成威胁的也不是美国。毛泽东曾多次谈到“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西德和日本”，并由此分析说，缓和与美、英、法的关系是可能的，在某种情况下也不排除与这几个资本主义大国联手对付西德和日本的可能性。在毛泽东看来，当前国际斗争形势的特点“不是热战决裂打仗”，而是“‘冷战’共处”，制造国际紧张局势不过是“美国的一个手段”罢了。[13]

当中苏关系走向破裂时，入主白宫不久的肯尼迪却对中国采取了一些微小的缓和措施，如表示愿以优惠条件向中国出售粮食，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期间主动与陈毅接触等等。对此中国虽然没有回应，但是并非没有感受。面对美国在越南进行“特种战争”，中国周边环境明显恶化的局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却仍持比较乐观的态度。1963年12月，毛泽东指出：英、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不是武力进攻，而是和平演变。[14]1964年1月17日，在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爱德乐等美国客人时，毛泽东特意提出了两个问题：“美国现在主要是注意苏联，还是注意中国”？“美国现在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探讨中，他同意爱德乐关于当前苏联是美国主要敌人的看法；并认为“美国总是要到最后才参加国际战争”，现在他手伸得太长，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一个也抓不住。[15]

即便是在“北部湾事件”发生，越南战争不断升级之后，毛泽东在向越南等国领导人分析形势时仍然说：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一定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来。毛泽东认为，美国要打越南北方，打一百年，腿拔不出去，因此他要考虑一下。而美国人如果要打中国，他一国不行，得拉日本、南朝鲜，日本不参加，美国就不敢打，因为他管的事太多了。[16]周恩来在与范文同谈到中国进行战备总动员的情况时也表示：在紧张了一段时间以后，需要适当地放松一下了。[17]

1965年初，美国派出地面部队对南越发动侵略战争，并加紧对越南北方的海空袭击，将战火烧向了中国的家门口。对于这种扩大战争的举措，美国方面在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时声明说：扩大轰炸仅限于北越，美国绝无意同中国作战。英国也得到美国的确认：决不把战争扩大到中国。针对这一情况，周恩来在请叶海亚·汗向约翰逊转达中国方面的几点意见时，特意说明：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并不准备同美国打仗。[18]此后，美国明知中国在大规模援越，中国支援部队在越作战，也并未做出什么反应。总之，中美双方在相互制约之中，都在进行自我克制，小心谨慎地处理可能引起中美之间直接军事冲突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可以认为，中国此时大力加强备战，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速三线建设，[19]进行对内对外战略方针的调整，其目的和基点并不是要防备美国对中国的侵犯，而主要是以备万一，防患于未然。即如周恩来所说：“战争扩大时，是无法划一条界线的，就像火势会蔓延一样”。故而“在军事上，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20]

其二，1960年下半年中苏两党公开分裂，两国关系也随之急剧恶化。毛泽东开始注意苏联对中国的威胁问题，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逐步由南向北转移。

1960—1964年是中苏两国关系中的多事之秋。首先是中苏边界争端的肇启，随后苏联在中国新疆伊犁、塔城地区进行颠覆和分裂活动，并在中印边界冲突中偏袒印度，加强对印军事援助。不久，苏联又先后两次向中国提交备忘录，指责中国在核武器问题上持“特殊立场”，宣称苏联一国拥有核武器就能保障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并进而与美英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巩固核大国的核垄断地位，束缚其他国家的手脚。更为严重的是苏蒙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蒙古加强南部边界事务的军事协定，重新派军队进驻蒙古。同时以保卫苏联领土不为中国夺回为由，向中苏边界大量增兵。至此，中苏之间的矛盾已经超出意识形态的范围而涉及到了国家的安全利益。

当中苏之间发生国家利益的冲突时，毛泽东愈益把来自苏联的威胁与国内的政治形势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与否联系到了一起。1964年6月16日，他在十三陵水库接见参加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时作了关于接班人五个条件的讲话，并强调提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与此同时，这种认识更加促使毛泽东在考虑国家安全问题时，将注意力转到了苏联方面。在十三陵水库的这次谈话中，他还详细述说了他的战略防御思想，即关于一旦战争爆发，敌国军队将可能从哪一个方向入侵中国，中国如何部署兵力、构筑工事，在何处重点设防等等的设想。根据所见的材料可以断定，毛泽东的战略防御重点主要针对的是苏联。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国防部长林彪得知毛泽东的设想与他提出的战略方针有分歧后，联系到毛泽东要警惕赫鲁晓夫式人物的论述，内心十分不安。[21]这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实行反帝反修，两个拳头出击外交战略的同时，事实上已在密切关注着苏联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可能性。1964年10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即反复询问说：如果苏联打我们，西安就是前线了，新疆、黑龙江、内蒙古是第一线。你看赫鲁晓夫会不会打我们？苏联派兵占领新疆、黑龙江，打进来，甚至内蒙古。你们看，有可能没有可能？[22]是年，他还提出：敌人也可能走八国联军老路，进渤海，从天津登陆。[23]尽管毛泽东认为目前苏联大规模地进攻中国还不大可能，但是在他看来，与美国的威胁相比，苏联的威胁却更为现实，也更加紧迫。因此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要准备”。[24]

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将三线地区作为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其出发点就不仅是针对可能来自中国东南方向的美国的威胁，而且在更大程度上也是针对苏联可能对中国北方地区的入侵。从60年代中期始，解放军开始每年抽调大量工程兵和步兵部队加强主要方向和重点地区的设防工程建设。尽管这种部署是基于中国南部和北部周边地区同时出现的紧张局势，但中央军委在部署战备工作时特别做出决定，要加强“三北”，即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国防工程建设。[25]1963年7月，随中苏关系的紧张，为加强中国东北部的边防，总参谋长罗瑞卿勘察了吉林和黑龙江的部分地区。10月，他又奉毛泽东之命率中央军委军事工作团到新疆的南疆和北疆地区视察。[26]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首次对外提出中苏边界问题，[27]在国际上引起重大反响。是月，罗瑞卿又赴延吉、长春、牡丹江、绥芬河、沙尔图等地勘察地形。[28]即使在“北部湾事件”发生后，1964年9—11月，罗瑞卿、副总参谋长杨成武还特意对华北北部地区进行战役勘察，并召集会议作了具体部署。[29]其间，针对当时苏联有人散布中国以长城为界的言论，9月22日至28日，罗瑞卿偕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等人特意到张家口、承德等地区进行调查，为应付苏联的威胁做准备工作。[30]这样，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实现了由南向北的转移。

种种迹象表明，从60年代中期始，在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主要威胁来自何方问题的考虑中，美国对中国的威胁已逐渐小于苏联，反美统一战线政策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已经下降，苏联逐渐取代美国成为中国重点防御的对象。甚至在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考虑中，也融入了对苏备战的意识。1966年10月初，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言时讲道：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第一是为了反修防修；第二是为了战备。可能在1968年前后发生战争。主席说，三线不建起来，觉也睡不着，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好的战争动员。[31]

随中苏边界流血事件的发生和扩大，中国领导人更加重视来自北方的苏联威胁。周恩来1968年6月的一次谈话中就指出：苏联已经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32]是月，国防工办等部门在关于小三线地方军工建设问题的请示报告中还专门提出，为了适应将来华北、中原地区大规模作战，以及必要时支援东北地区作战的需要，要配合大三线，加强山西、豫西、鄂西以及陕西地区轻兵器工厂的建设，以利战时补给。[33]中苏关系似乎已走近战争的边缘。

基于上述对美、苏威胁的认识，60年代后期，毛泽东开始探索缓和对美关系、联美抗苏的可能性。与此同时，美国也有了较明确的改变对华关系的意向。因为，美国已认识到，苏联远比现在的中国更有能力在世界各地与美国对抗。就军事-经济潜力而言，中国在若干年内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威胁，而苏联却可以。所以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34]尽管这时中美双方还都是在投石问路，尚未最终构成联合抗苏的新战略，而且两国领导人的谈论与意向也常相矛盾，但是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已为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基础。

其三，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后，转而对越南抗美战争实施“插手”政策，加强援越，特别是军事援助，并且主要提供的是中国当时不能生产或生产不多的先进武器装备，从而使苏联在越南的地位大大提高。

1964年11月27日，莫斯科发出了表示愿意向越南提供“一切必要援助”的第一个声明。翌年2月柯西金访问河内，与越南领导人讨论了苏联援越问题，并签订了关于加强对越南防御能力援助的协定。在苏越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苏方宣称说，苏联不会对保障越南的安全漠然视之。同期，河内的关键性防空区域已获得了苏联提供的大量高射武器装备。[35]1965年4月，黎笋访问莫斯科，对苏联履行该协定条款的情况表示满意。此后至1973年，苏联向越南提供了10亿卢布的经援和20多亿美元的军援。[36]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苏联在1965年一年内就向越南提供了1亿多美元的军事装备。1967年前，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的50%是给越南的，其中近60%是军事援助。此比例贯穿至越战结束。[37]有学者认为，60年代中期以后，苏对越援助不断增强，至1968年时已超过了中国的援助。[38]勃列日涅夫以加强对越军事和经济援助为加强苏联在东南亚地位的巨大杠杆，其功效颇为显著。

应该说，中苏共同援越对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是一件好事。但是在上述三条线索构成的历史背景下，中苏关系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此期的援越抗美方针，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越关系变化的一个基点。

三

在1965年至60年代末中苏同时援越期间，由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毛泽东在考虑国际形势和中国对外战略策略问题时，苏联因素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由于中国对苏联的威胁做出了过分严峻的估计，所以不可能再与苏联共同联手援越抗美。而越南此时的主要目的是争取得到中国，特别是苏联尽可能多的援助，越南与苏联的关系趋向密切。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中国要求越南在一定程度上服从自己重点反对苏联修正主义、霸权主义的战略构想时，中越之间的矛盾便带有了更多的利害冲突的性质。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越南这个地区性大国如果能始终同中国站在一起，就可以打破苏联对华实行全包围的企图。[39]

由此，中国援越抗美的主旨已不仅是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援世界革命的问题，而且还带有了与苏联争夺越南的成分。中国不能容许苏联取得对越关系的主动权，将越南纳入其战略势力范围，进而填补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从南面威胁中国，合拢其对华包围圈。这种情况着重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对苏联提出派志愿军援越的反应。

1964年6月毛泽东在与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长文进勇的谈话中，主动表示了中国派志愿军援越的意向。1965年4月初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时，便具体地提出了中国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的要求，中越双方签订了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的协议。同年6月，中国以“支援部队”的形式派出的第一批军队入越，由此开始了中国军队援越抗美的军事行动。到1968年3月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部队共计32万余人。[40]

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执掌政权后，对美国的越南政策采取了强硬立场。1965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红场上的一次讲话中提到，目前许多苏联公民志愿奔赴越南为自由而战。他同时强调说：苏联将履行自己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国际主义义务。勃列日涅夫的这个声明一度引起美国官方的不安，为苏联有可能直接入越参战而担忧。[41]事实上，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只是一种政治姿态，是对3月22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向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援助请求（包括派志愿军问题）所做出的一个反应。是月26日，越南副外长黄文进在与苏驻越大使谢尔巴可夫会见时曾透露说，越南民族解放阵线感谢苏联要派志愿军参战的这种支持，但是目前他们还不需要，必要时他们会提出此项请求的。[42]4月18日苏越就黎笋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访越成果发表的联合公报中依然宣布：应越南请求，苏联政府允许那些志愿为越南人民保卫社会主义的事业而战的苏联公民开赴越南前线。[43]在这里，派志愿军问题的提出，主要是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向美国施加压力。其政治意义实际已大于军事意义。

然而，苏联的表态对中国却是一种刺激。当越南方面对苏联派志愿军的承诺表示感谢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即对此表示了不满的看法。1965年10月9日，周恩来在与范文同的会谈中提出：我不支持苏联志愿部队赴越的想法。彭真、罗瑞卿也同意我的意见。1966年3月23日，他在同黎笋谈到越南要求社会主义国家派出志愿飞行员时，特意提醒说：苏联可能把这个秘密泄露给了敌人。你们从苏联飞行员那里得到的还不足以补偿他们给你们所造成的损失。8月23日，周恩来又以中国的支援部队是正规军为由，正式向范文同提出：中国可以拒绝其他国家派遣志愿军到越南的要求。[44]

（二）中国对苏联提出的共同援越要求的反应。

第一，关于采取“联合行动”的问题。

1965年2月初，柯西金在访越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把分歧撇在一边，在援越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要求。但是，坚持“反帝必反修”方针的中国领导人不可能与苏联搞什么“联合行动”。中共中央批驳说，“联合行动”就是要兄弟党服从你们老子党的命令，就是要兄弟党、兄弟国家成为你们推行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的工具。[1]

第二，关于建立“空中走廊”和军事基地的问题。

1965年2月25日，苏共中央、苏联政府通过其驻华使馆向中国提出了口头声明，要求：1、派一个旅的战斗部队和其他现役武装人员4000人通过中国铁路去越南；2、在中越边界地区拨出一到两个机场供苏的一个米格-21截击机大队使用，并驻扎500名苏现役军人；3、在中国开辟空中航线，供苏联运送飞机和其他武器及苏联在越军事人员所需的物资。2月27日，苏政府又通过驻华使馆提出：要派45架安-12飞机运送援越高射武器从中国过境，希图在中国建立“空中走廊”。中国政府认为这些要求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于3月10日予以拒绝。

第三，关于举行三国最高级会晤的问题。

1965年4月3日，苏联提出了举行越、中、苏三国最高级会晤的建议。中国没有接受。苏共中央、苏联政府为此来信指责中国。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回函予以驳斥，指出：我们认为你们在越南问题上对美国实行绥靖主义，在政治上同美帝进行交易，出卖越南人民解放事业的利益；对兄弟国家实行军事控制，把我们套在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马车上。举行三国最高级会晤的建议，就是贯彻这条路线的一个重要步骤。[2]

第四，关于苏联使用中国港口的问题。

1967年4月，范文同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向中方转达了苏联的建议：1、中国增加苏援越物资的船运量，从每月1万吨增至3万吨；2、中国开辟2或3个港口装卸苏联的物资。对于前者，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条件下答复此项提议。而对后者则明确回复说，目前越南的海防港并未遭到轰炸，因此还没有必要使用中国的港口。并且怀疑苏联要求使用中国的港口不仅只是为了运送援越物资，而且还有其他的目的。[3]

第五，关于通过中国领空转运苏联飞机的问题。

1967年5月，苏联又向中国提出要经中国领空转运米格-17和米格-21型飞机各12架。苏联关于空运问题的旧话重提，自然再次遭到中国拒绝。中国方面认为，苏联提出空运飞机的建议是在有意识地将军事秘密暴露给敌人，是一个阴谋。这样一个大的军事行动，苏联不经协商就要迫使中国接受，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不过，越南在传达苏联这个要求的时候，估计到中国不会同意，所以同时提出通过铁路运输飞机的方式，并获得同意。[4]

第六，关于通过中国铁路转运苏联援越物资问题。

1969年以前，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越物资都是通过中国铁路免费转运的。根据中国的资料，从1965—1968年，通过中国铁路转运的援越物资共179列火车5750个车皮。[5]由于中苏之间战争气氛的日趋浓重，根据前东德统一社会党档案材料，中国方面于1969年停止了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6]苏联一度只能依靠海路向越南输送援助物品。同年，苏越另行开通了经老挝、缅甸、印度的空中运输航线。

总之，中国十分关注苏联大规模援越对苏越关系及中越关系的潜在性影响。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当政时，苏联不能把中越分开，因为苏联对越援助不大，而现在苏联加强了对越南的援助，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如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所说：“我们总担心站在我们中间的修正主义者。”为此，中国领导人反复告诫越方：苏联的援助不真诚，他们的目的一是孤立中国；二是进一步控制越南，改善苏美关系；三是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给中国制造麻烦，也可能给越南制造麻烦。苏联就是要在中越关系中投下阴影，分裂越南和中国。可见没有苏联的帮助更好一些。[7]

（三）中国对越美和谈问题的认识。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加强援越，并不意味着其改变了与美缓和的外交方针。1964年底和1965年初苏联开始大力援越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促使越美双方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冲突。2月，柯西金在莫斯科就访问越南等国情况发表演说时即强调苏联主张各国“接触”，“在谈判桌上解决印度支那问题”。[8]苏联官员还多次与美方进行接触，表示只要美国有意，可以通过苏联打开通往越南的道路。[9]1966年1月苏共中央书记谢列平访越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要说服越南接受美国的和谈建议，坐到谈判桌旁来。[10]随苏越关系的发展，美国也进一步认为苏联可以作为越美和谈的倡导者和积极斡旋者发挥重要作用，因为苏联作为越南的主要盟国和武器供应国，能够迫使河内为实现和平做出必要的让步。[11]这样，在苏联的秘密调停下，经黎笋决定，越南政府于1968年4月3日宣布同意派出代表与美国谈判。5月，越美两国政府进行预备性会谈。10月，约翰逊政府宣布无条件停止对北越的轰炸和炮击。1969年1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与美国和南越阮文绍政权的四方谈判在巴黎开始。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

对于越南是否应该以及如何与美国进行和谈的问题，中国领导人的基本认识是，不打到美国认输，就不可能有和谈。没有战争行动的和谈，谈多少年也不会有结果。因此，从1965到1967年，中国始终认为举行和谈的时机还不成熟，提醒越南不要落入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及其同伙设置的圈套之中。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越南人民处在反美斗争第一线，正在为世界革命而流血，是代表世界革命人民的一面大旗，这面旗帜不能折断在敌人设下的圈套里。[12]特别是到1967年末，当毛泽东认为越南的抗美斗争已不是胜还是不胜，或大胜还是小胜的问题，而是最后胜利已经在望的时候，[13]中国对越美和谈筹划的进展就更为不满了。

在谈判进入切实操作阶段时，1968年4月至10月，中国领导人多次对越南领导人提出了指责：一是越南政府4月3日的声明事实上帮助了正在忙于国内总统大选的约翰逊。二是改变过去以美无条件停止轰炸越南北方为谈判条件的立场，接受美国部分停止轰炸的条件，并且放弃自己对谈判地点的选择，是向美国妥协了两次。三是将抗美斗争“逐步降级”，减少对越南南方的支持。四是急于同美国谈判而没有摆出一个高姿态，这将使越南丧失主动，陷入被动境地。因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斗争本身，胜利是由斗争决定的。五是落入作为美国帮凶的苏联的圈套内，使约翰逊掌握了主动权。为此，中国方面明确向越方表示：你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就接受了苏联修正主义者提出的妥协和投降的建议，因此我们两党之间、越中两国之间对此已经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了。[14]

巴黎和谈正式开始后，面对苏联的插手，中国又一再告诫越南，苏联和美帝都是帝国主义的头子，因此我们应当警惕。中国领导人指出：和谈期间，如果你们不接受苏联的意见，他们就会切断对你们的援助，施加压力。所以，你们应少花些外国的钱，少把正式时间耗费在巴黎和谈上。[15]

（四）中越之间裂痕加深。

从1965年始，中越关系渐渐蒙上了一层阴影。双方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强，矛盾带有了利害冲突的性质，并且给双方都造成了一些伤害。导致这种状况发生的原因，除地缘政治影响，历史积淀，领土主权归属、边界、华侨问题等因素之外，最主要的是中苏关系的因素：一方面，苏联加强援越后，越南得到了从赫鲁晓夫那里得不到的东西。对苏式先进武器的依赖，使越南与苏联的关系日趋密切。而对中国来说，苏联这时却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越苏走到一起，必然令中国戒心倍增。另一方面，苏联决定加强援越，但又不愿因此而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故想利用中国的铁路和空中航线给越南提供物资。中国方面当时已难以接受苏方提出的“空中走廊”、“联合行动”等要求，苏联即以此攻击中国阻挠其援越物资过境，从而加深了中越之间的不和。

此外，这里还应提到的是，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越南服从自己反帝必反修外交路线的做法，事实上也不无干涉他党事务之嫌。这无疑加重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异倾向。中国领导人曾提出：我们坚持反帝必反修，这两件事不能分开。对此越南领导人表示：我们之间的判断有所不同。主要是如何评定苏联问题。你们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我们不这么说。其他一切问题都植根于这种评判之中。越南领导人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应该根据国际主义原则，特别是在越中关系这个问题上。[16]以此曲折地表达了对中国的不满。

此期，越南的报刊杂志开始发表影射历史的文章，宣传中国封建统治者对越南的“侵略”，制造反华舆论。越南政府开始向中国入越军队封锁越军内部情况、兵力数字、战况等军事情报，以及与美接触、探讨和谈可能性等外交行动的消息。中国支援人员与越军指挥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如越港口以维护主权为由，禁止一艘执行贸易协定任务的中国船只进港；越以主权问题要求中国支援部队的高炮部队在名义上受越人民军防空指挥部指挥，并派其联络组进驻等等。[17]随着苏联对越南事务的“插手”，中国对越南的最大援助已由物质转为精神，即“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理论”，而越南对中国援越意义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是对越南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现在则只是“基本因素之一”了。[18]即如越南南方共和临时政府司法部长张如磉所回忆的：当时党早已决定与苏联结盟。之所以没有公开发表宣言，就是因为还需要中国的援助。[19]

在越南逐步转向依靠苏联，疏远中国的情况下，中国方面在处理对越关系问题上也采取了某些强硬态度。如1966年4月中越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和邓小平向越方声明：你们将苏联的援助与中国的援助相提并论，这对我们是个污辱。因此从现在起，在你们提苏联的援助的时候，不应提中国的援助。[20]另据邓小平回忆，周恩来和邓小平在1965年与胡志明的一次会谈中，针对越南方面有人提出的来自北方的威胁问题表示：如果胡主席也认为中国威胁越南，中国就把部署在广东、广西的几万驻军撤走，放到北方去。苏联正在威胁我们。[21]1966年，邓小平又向黎笋、阮维桢提出：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这使我记起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们对越南的问题“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他是有远见的。这种“过分热心”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猜疑？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因为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不过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将立即撤走我们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22]

在越南抗美战争形势紧迫之时，中国的这种表态，已带有了明显的施加压力的性质。对此，越南领导人在极力表白自己并不担心中国控制的同时，离异心理事实上也加强了。可以认为，中国的强硬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将越南推向了苏联一边。

（五）中国援越方针的微妙变化。

此期，由于越南在借助外力提高自主安全能力时日益明显地倒向苏联一边，中越之间在政治上的合作趋向冷淡，中国于大方针上仍然全力援越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1966年8月，越南方面以保卫铁路、公路运输及中国帮助的筑路工程免遭破坏为由，要求中国加强防空力量援助。中国方面婉言予以拒绝。[23]

1968年10月初，越南为获得台风损失的救济及南方作战的物资援助，要求派代表团来华。周恩来答复范文同：“中国党政负责人在10月因国内事忙，不可能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对越方的需求，“可先在1969年援助协议中加以调整”。[24]尽管此时中共领导人确实正在筹备八届十二中全会，但是否真的紧张到无暇接待越南代表团呢？且不说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中国领导人曾与范文同举行了会谈，事实上在这次十二中全会召开前后及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会见了几内亚代表团、巴基斯坦外长、意共（马列）代表团、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等其他中国领导人也是外事活动频繁。[25]而与范文同的会谈却一直推迟到了11月才举行。

进入1969年后，中国开始向越南强调不能过分依赖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以后应当严格遵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中国领导人在同越南领导人会谈时指出：看来你们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供给部队武器也不困难，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希望你们考虑如何更好地、更适当地使用你们自己的人力资源。[26]同期，苏联情报部门报告说：中共九大以后，越南试图获得中国更为有效的援助，但未获成功。越中签订的1969年援助协议，中国人在半年里仅完成了31.4%.他们还建议越南的船只离开中国的港口。这使对越南南方爱国力量的援助形势变得复杂化了。[27]

四

70年代初，越南抗美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中苏两国走向全面对抗。毛泽东已基本完成了从两面出击到联合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政治力量，集中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对外战略的调整。中国重又开始倾全力援助越南。1971—1973年是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签订援助协定的总额近90亿元人民币。[28]单就军事援助来说，这两年的援助物资即超过以往20年的总和。援越的规模十分庞大。[29]这种战略部署的变化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人民反战情绪日益高涨；与此同时，苏联随其军事实力的增强，走上公开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气势咄咄逼人。尼克松政府为此急于从越战中拔足。事实上，这种局面早已为毛泽东所预见。他指出，美国的规律是不愿意打长，他们的战争大概都是四年左右。我看他们继续打下去困难会增多，整个欧洲都没有参加，这同朝鲜战争不同。毛泽东还分析说，这么多年来美国的陆军没有进攻北越、封锁海防、轰炸河内市区；他们知道中国有那么多人在越南工作，但却一个字也不提，好像没有这么会回事似的。可见他是“留了一手的”。[30]为此，70年代初，美国又想借中美双方探索缓和关系之机，通过中国向越南施加压力，以使其能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但是，中国在争取打破中美关系僵局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不拿原则作交易的立场。中国领导人反复向基辛格、尼克松指出，结束越战的唯一途径是美国撤出自己的军队，不留任何尾巴。美国越早退出印度支那越好。如果战争打下去，中国将继续支持印支三国人民打到底，我们只有支持和同情他们的义务，没有干涉他们或代替他们提出主张和代表他们谈判的权力。[31]

与此同时，尼克松要退出越战的政策，使越南认为美国有可能抛弃阮文绍政权，南越伪军将面临单独作战的前景。这对越南北方和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来说无疑是个大好时机。因此，越南这时强调要在南方猛打，迫令美国及早撤兵。对越南劳动党的这种策略，毛泽东予以支持，并对前一阶段中国援越方针发生的一些变化表示不满，他曾特意对范文同强调说：任何认为我们也有困难而说不要帮助你们的人都是反动派。[32]根据毛泽东的这类意见，中国领导人重又向越南领导人提出：我们必须明确地说，中国方面一定要基本上满足你们的要求。从现在起，如果你们有新的困难产生，希望通告我们，我们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们。[33]

上述变化存在的基础，一方面是毛泽东在其外交政策转向务实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放弃他外交思维的基本内核，即坚持把世界革命、国际共运的目标与中国的无产阶级国家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利益融为一体的原则。对于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总是热情地予以支持。另一方面，也是更为主要的一面，则还是中苏关系这一因素的影响。此期，毛泽东联美抗苏的战略构想已基本成熟。在越战问题上，他采取了以打促美撤兵、助尼克松从速脱身的策略，以求能及早实现其战略构想。由此，对于越美之间的谈判，中国领导人在毛泽东外交方针的指导下，开始提醒越南在谈判中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有必要的灵活性。要让美国佬尽快走掉。同时，与美国恢复轰炸、试图迫越南在谈判桌上让步的举措针锋相对，支持越南“要在南方猛打”的方针，希望越南搞运动战，歼灭敌人，通过打取得谈判桌前的有利地位，尽快签署和平协定。[34]

1973年1月27日，《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终于在巴黎签署。3月，侵越美军开始撤出越南南方。

其二，面对苏越关系的顺利发展，美从越南撤兵后苏将填补其空白的趋势，中国大规模援越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要拉住越南，避免其完全投入苏联的怀抱。然而，苏联也在不断加强对越南的影响。70年代初，越南抗美战争胜利在望时，苏联一面通过其对越南的影响，使越南成为其利益的代表，打开影响东南亚的通道；一面继续分离越中关系，提出对越南独立自主倾向的增强要支持、鼓励，要使越南依靠苏联顶住中国的压力。苏联还特别注意在中美关系缓和问题上作文章，评说所谓“北京政策自私自利的特征”，挑拨越南认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是对越南的“出卖”和“背弃”，激化中越矛盾。[35]

其时，中越之间的分歧已日益明显。越南的敌人只有美国，而中国已经把斗争矛头指向了苏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当越南领导人建议由中国挑头组织反美日联盟阵线，并极力宣传此阵线的意义时，自然遭到中国方面的婉拒。中国领导人的理由是，如果建立的这条阵线包括苏联，他们就将控制它。苏联希望建立一个联合阵线，在这个阵线中我们都必须听他的。[36]同样，中国为排斥苏联的插手，曾试图建立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人民斗争统一战线，来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但也未能实现。

越战结束后，美国对越南的威胁已经消除。越南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和统一南方的需要，更加依赖于苏联的支持和援助。而1973年8月，中共十大则明确提出了建立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的对外战略。结果，尽管中国在越南抗美战争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最终还是失去了这个盟友。

（原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补注与校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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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281页。

[2]《当代中国外交》，第159页。

[3]1962年毛泽东与武元甲的谈话记录。凡本文未注出处的中国领导人与外宾会谈记录等材料，主要来自美国方面提供的俄国新解密档案，即将发表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编：《冷战国际关系史项目公报》，1997/1998年冬季号。

[4]《当代中国外交》，第159页。

[5]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与文进勇的谈话记录。

[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655页。

[7]1964年7月27日毛泽东与陈子平等人的谈话记录。

[8]1964年7月27日毛泽东接见越南客人时，越方陈辉燎说美国进攻北越只是威胁性的，主要是想摆脱他在南越的败局，是在失败中的挣扎。毛泽东表示赞同说：为什么他过去不讲，现在讲呢？就是他没有把握，打了三年了。1964年7月27日毛泽东接见越南客人时的谈话记录。另见1964年6月24日毛泽东会见文进勇等人时刘少奇的插话。

[9]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记录。

[10]1964年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的谈话记录。

[11]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记录。

[12]1964年11月19日苏驻河内使馆给莫斯科的绝密信：“关于南越的政治形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地位”，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5，目录50，案宗631，第253页。转引自I.V.盖杜克：《苏联与越南战争》（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Vietnam War），芝加哥1996年，第16—17页。

[13]1959年10月14日毛泽东与苏联驻华代办安东诺夫的谈话记录；1960年5月27日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谈话记录；1959年3月12日毛泽东与拉美十五国兄弟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

[14]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与秘共左派代表何塞·索托马约等人的谈话记录。

[15]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13、514页。

[16]1964年8月13日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记录。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黄文欢等人的谈话记录。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等人的谈话记录。

[17]《周恩来年谱》中卷，第673页。

[18]《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5月版，第439、440、442页。

[19]6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从战备需要出发，按战略位置的不同，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地区，三线地区是全国的战略大后方。1964年8月初，周恩来在听取国防工办汇报时指出：关于一、二、三线的划分问题，我国周围各省都是第一线；各省相互来说又都有二线、三线；真正的三线是青海、陕南、甘南、攀枝花等地。（《周恩来年谱》中卷，第662页。）据此，第一、三线之间的省、区为二线地区，而各省、市、自治区自己的小后方称为小三线。1970年9月国务院提出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将三线确定为“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具体来说，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中原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区，是我国的大三线。”

[20]《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41、442页。

[21]参见总参谋部《罗瑞卿传》编写组编著：《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4月版，第471—472、476—477页；马齐彬、陈文斌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第248、250页等。本文发表后，《罗瑞卿传》作者之一来电话指出：据他们所阅的档案材料，1964年6月中央军委作战会议和十三陵水库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与林彪关于战略防御设想、方针的分歧主要在于防御地点问题，而非假想敌的不同。林彪在1962年时曾提出“北顶南放”的设想。毛此时则提出要防止敌人从中间突破，认为美国有可能搞空降兵，占领北京；敌人有可能走八国联军的老路，从天津、塘沽进来。这里主要是针对美日而言。在60年代初、中期，中国的重点防御方向一直是东南沿海和西南的中印边界。最近，笔者就此问题采访了军方的有关专家，更为详细地了解到，自50年代以来，中国采取的一直是针对美国的“北顶南放”的战略防御方针，只是其实施的基础在于“以苏联为依托”。1964年6月毛泽东与林彪在战略防御设想上出现的分歧是，毛认为，此时苏联已不可倚靠。他在考虑失去这个依托后，北边是否还能顶得住。而林尚未摸清毛的思路，依然按原定的方针思考问题。笔者觉得，后一说更符合毛当时的思想实际。它表明这时毛已在注意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考虑其对中国的威胁问题。上述两说，笔者虽未能见到相关的档案材料，但认为他们提供的线索及意见非常有益，其启发笔者在研究此问题时应进一步掌握材料，作更深入的分析论说。

[22]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崔庸健的谈话记录，10月9日与巴卢库的谈话记录。

[23]《罗瑞卿传》，第385页。本文发表后，《罗瑞卿传》作者来电话指出，毛泽东此处主要是针对美日而言（详见前注）。笔者这里材料的使用应有误。

[24]1964年10月9日毛泽东与巴卢库的谈话记录。另，笔者1998年8月曾在新疆军区档案馆查阅档案目录，见有1964年初中期新疆军区司令部向总参呈报的“中苏方向战备、作战预案”、“中苏方向作战方案”等条。

[25]《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65、54页。

[26]《罗瑞卿传》，第385、668页。

[27]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时提出：“大约一百年以前，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才成为俄国领土，于是，海参崴、伯力、勘察加等地也就是苏联领土了。这笔账我们还没有算。”见普罗霍罗夫：《关于中苏边界问题》，商务印书馆1977年12月版，第211页。

[28]《罗瑞卿传》，第669页。

[29]《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第54页。

[30]《罗瑞卿传》，第385页。

[31]陈东林、杜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32]1968年6月29日周恩来接见越南范雄、黎仲迅等人的谈话记录。过去普遍认为中国是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给苏联戴上“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的，现在看来显然是一种误解。

[33]1968年6月20日国防工办、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军管会“关于小三线地方军工建设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

[34]1969年7月12日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与基辛格谈话备忘录，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5，目录61，案宗558.

[35]1965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备忘录记载了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远东事务小组委员会报告的此类消息。转引自盖杜克前引书，第24页。

[36]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03页。

[37]1965年10月26日备忘录：《关于苏联对北越军事援助的评估》，美国哈里曼文件，特卷：越南，总卷第520盒。转引自盖杜克前引书，第59页。

[38]盖杜克前引书，第247页。

[39]1968年4月29日周恩来说：现在苏联也在包围中国。除了越南这部分外，正在形成对华的全包围。1968年4月29日中越两国党政代表团会谈记录。

[40]曲爱国等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2页。

[41]盖杜克前引书，第37页。

[42]1965年3月26日谢尔巴可夫与黄文进会谈备忘录，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5，目录50，案宗721，第117页。转引自盖杜克前引书，第38页。

[43]盖杜克前引书，第39页。

[44]1965年10月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1966年3月23日周恩来与黎笋会谈记录，8月23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1]中共中央、国务院1965年7月10日给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的复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94—395页。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一册，第394页。

[3]1967年4月7日、4月10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4]1967年5月13日乔冠华与越南驻华大使会谈记录。

[5]《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第540页；《当代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50页。

[6]克利斯廷·奥斯特曼：《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1996年1月）论文。

[7]1965年10月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11月8日周恩来与胡志明会谈记录，1966年3月23日周恩来与黎笋会谈记录。

[8]夏义善编：《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勃列日涅夫时期（1964—1982）》，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2月版，第21页。

[9]盖杜克前引书，第27，31-32页。

[10]《苏联外交六十五年纪事》，第51页。

[11]1966年8月23日苏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伊瓦舒京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5，目录58，案宗262；1969年7月12日苏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与基辛格谈话备忘录，俄当代文献保管中心，全宗5，目录61，案宗558.

[12]1965年11月30日周恩来与法国外长代表肖维尔的谈话，《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54、455页；1965年12月17日陈毅与越南副总理阮维桢会谈记录，12月19日周恩来与阮维桢会谈记录，1966年3月23日周恩来与黎笋会谈记录。

[13]1967年12月22日毛泽东与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员的谈话记录。

[14]1968年4月13日、4月19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1968年5月7日周恩来与春水的谈话，《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524页；1968年6月29日周恩来与范雄会谈记录，1968年10月17日陈毅与黎德寿会谈记录。

[15]1969年4月20、21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16]1966年3月23日、4月13日黎笋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17]1966年4月13日黎笋、阮维桢与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会谈记录。

[18]1966年8月26日毛泽东与范文同、武元甲、黎笋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13日与黎笋的谈话记录，1966年11月8日与黎笋的谈话记录。

[19]张如磉：《与河内分道扬镳》，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229页。

[20]1966年4月13日越中代表团会谈记录。

[21]1975年9月29日邓小平与黎笋会谈记录。

[22]1966年4月13日黎笋、阮维桢与周恩来、邓小平、康生会谈记录。

[23]1966年8月23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24]《周恩来年谱》下卷，第262页。

[25]《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502、528-531页。

[26]1969年4月12日周恩来、康生与范文同会谈记录。另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535页。

[27]1969年8月15日苏军情报总局给克·弗·罗沙库夫的报告。

[28]《当代中国外交》，第162页。

[29]1972年5月19日余秋里在援越任务动员会上的讲话。

[30]1968年11月17日毛泽东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31]《当代中国外交》，第161页。

[32]1970年9月23日毛泽东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33]1970年9月17日周恩来与范文同会谈记录。

[34]《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1949—1975》，第660页。1973年6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回忆说：林彪的战略思想就是只搞游击战，希望你们把美国人拖住。我就希望你们搞运动战，能歼灭敌人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第919页。

[35]参见1971年5月21日苏驻越大使谢尔巴可夫的报告：《关于越劳党解决印支问题的政策与我们根据苏共二十四大决议所面临的任务》。

[36]1971年3月7日周恩来与黎笋、范文同会谈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