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最大历史成就，一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三是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开创，从逻辑顺序上讲，是先后解决了三个基本问题之后才最终得以实现的。第一步，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武器；第二步，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方法；第三步，是制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最终形成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一、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武器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步步进逼，封建统治日益腐败，祖国山河破碎，人民饥寒交迫、备受奴役。面对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广大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满清政府的专制统治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中国的仁人志士忧国忧民，四处探寻强国富民的科学真理。起初人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向这些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中国富强起来，提出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之类的主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张之洞、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运动。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洋务运动不可能救中国，要解决中国问题必须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社会制度，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应运而生。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在中国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改变中国落后的社会制度，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后，人们本以为中国会像当年的西方国家一样，建立起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从此发展强大起来。而事实与人们所期待的完全不同，代替清王朝的是北洋军阀的割据和连年混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想通过农民起义和学习西方实现救国救民是不可能的，实现强国富民更是难以想象的。
就在人们对辛亥革命后中国的社会发展感到迷茫和失望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它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俄国革命对中国的最大影响，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传入中国，报刊上曾出现过一些介绍马克思及其著作的文章，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影响是十分有限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极大兴趣，他们从俄国接受先进的思想影响，不仅积极学习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开始思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的问题，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起来。就在这时一件改变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事件发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1921年诞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伟大历史意义。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它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指明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和条件，阐述了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真理，为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和解决中国问题的行动指南，使中国工人阶级从一个受苦受难的自在的阶级变为一个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行动的自为的阶级，开始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自觉发挥革命领导作用，形成了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变革的先进的社会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阶级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也使中国革命活动的指导思想由原来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变为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从而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由原来的旧民主主义阶段跨入到新民主主义阶段。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武器，对于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开创了中国革命历史的新时期。
二、找到了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真理，为中国共产党解决中国问题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但要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还必须善于运用这个科学的理论武器，找到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
关于如何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革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已经有过极为精辟的论述，他们说：“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而“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这就是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根本要求，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一切从当时当地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然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广大党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从总体来说是不完全自觉的，而且党内对此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斗争。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经验采取了简单照抄照搬的态度，从理论和原则出发去剪裁现实生活，套用外国经验来解决中国问题，结果导致了中国革命的重大挫折，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极端重要性。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且深刻阐述了它的科学内涵。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到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方法。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
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其具体的内容和要求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前提。如果以教条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为只要照搬马克思主义个别词句或者外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那就根本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问题。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指出：我们的理论“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1页），“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同上，第742—743页）。列宁也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则，而这些原理的具体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3、274—275页）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条，反对机械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和外国经验的教条主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武器和行动指南来对待，才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成功结合。
第二，解决中国问题是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目的所在。我们为什么要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其目的不是别的，正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形象地用“有的放矢”的比喻来说明这个道理，他说：“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是针对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一次结合讲的，是指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后来进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其目的也是为了解决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去到马克思主义那里找立场观点方法，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的”的。这就要求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武器和方法来对待，而不是当作教条和教义来对待，运用它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中国的革命或建设问题。这是我们在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第三，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基本要求。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让理论为分析和研究中国问题服务，还是从理论出发，用理论来剪裁中国的现实生活。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上，坚持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我们必须十分清醒，马克思主义提供给我们的是解决问题的理论武器和历史借鉴，决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答案和结论，这些答案和结论要靠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从分析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具体的国情中产生出来。而决不是机械地重复和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所能解决的，也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原理简单地套用到现实生活中所能够见效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所以，我们必须下大功夫研究中国的具体实际，从实际生活中引出必要的结论。
第四，实事求是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方法。怎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根本的方法是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我们过去搞革命靠的是实事求是，现在搞现代化建设仍然要靠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的含义，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实事求是，实际上就是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探索其内在关系和发展规律，并根据这些客观规律指导我们的行动。实事求是的过程也就是达到对中国基本国情正确认识的过程，从中引出有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必要的结论的过程。无论民主革命时期的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武器，研究中国国情的具体过程，揭示事物之间内部联系的过程，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过程。我们只有认识客观规律，尊重客观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
第五，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无论世界形势还是中国国情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我们必须不断地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发展我们对人类历史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推进我们对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把握，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地推向前进。这就要求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不断解放思想，永远与时俱进，勇于开拓创新，及时回答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真正做到胡锦涛同志在今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所说的“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
三、开创出了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
在有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方法以后，还有一个运用这个根本方法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这个运用过程就是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因而也是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开创中国特色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过程。从成功找到在中国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到成功地开创出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和建设道路，中间仍然是需要经过艰苦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中间仍然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一定的曲折。这个过程的必然性和艰巨性从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中看得尤为明显。早在1956年我们党就提出实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然而探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走过20多年曲折的路，其根本原因，是对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基本国情的认识严重地脱离了实际。例如，在1957年整风反右以后，认为我国还存在着剥削阶级与劳动阶级的对立，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1958年大跃进时期，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水平估计过高，急于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和共产主义过渡；在中苏论战以后，认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变质，中国也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严重危险。正是根据对国际形势和基本国情的这种认识，当时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然要出现严重的偏差。但由于我们党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经验，尤其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解决中国问题的传统，我们党就能够自己纠正自己所犯的错误，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正如胡锦涛同志在今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所说的：“在历史上的一些时期，我们曾经犯过错误甚至遇到严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指导思想脱离了中国实际。我们党能够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纠正错误，在挫折中奋起，继续胜利前进，根本原因就在于重新恢复和坚持贯彻了实事求是。”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行拨乱反正，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制定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终于开创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所以，运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开创出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是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的。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成功的标志，是走出了一条中国自己的革命和建设道路，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具体地讲，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成功的标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创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由于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成功开创，在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我们首先实现了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任务；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成功的标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我们把中华民族复兴的任务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正在实现着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作了系统的论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内容：第一，根据十月革命后历史时代所发生的变化，提出中国的革命已不属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在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根据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提出中国的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革命所建立的国家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第三，根据中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反动势力的统治在城市十分强大，而在广大农村相对薄弱的实际情况，提出实行农村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第四，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是保证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的十七大将其概括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丰富，包括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为一体”的总体布局和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发展目标，是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系统回答。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不断发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没有终结，需要我们将与时俱进地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实践中，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和人民从实际经验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系。我们要像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那样:“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决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决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作者：北京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