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夏秋间，全国高等学校开展了院系调整工作。其结果，不但许多有名、无名的道等院校就此消失，继续存在下去的，其所设学科也大为减少。与此相应，教师和学生——尤其是教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调动。学生的调动是有明确规律的，甲校的某系并入乙校的相应系后，其学生就全都转过去；但教师的调动却呈五花八门之势，即使其所在的校系继续存在，一部分教师也仍被调去其他的——而且往往不止一个——学校任职，如其所在的系并至另一校了，教师却不都调入该校，而是向几个学校分流。当时，被撤销的学校不必说，就是保留下来的学校，其师生能留在原单位的也只是少数，大部分都被调至其他——包括外省市——的学校；上海的师生就有远调东北、西北等地的。这真是空前绝后的壮举，奠定了建国后全国高等学校的格局和传统，我们至今仍承受着它的余荫。只不过在我们这些老人脑子中如此宏大、红火的场面，现在的青年大学生却已一无所知了，想起来真使人不胜感慨，生活到底比别的一切都强大。
院系调整以前，我虽然已在大学里悠闲地度过了三个多学期（因为第四个学期没有读完就生病休学了），高兴时偶尔去听听课，否则就随便翻翻书，日子打发得颇为惬意，但却不知学问为何物。院系调整后，我从本来就读的上海学院中文系调到了复旦大学，听到了很多著名教授的课，养成了眼高手低的习气。——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认为眼高手低不但对青年是绝对必要的，就是到了老年也仍然如此。一般说来，年轻人很难达到眼高手低的地步，倘再不准他眼高手低，那他就只能眼低手低，一辈子向所谓专家、教授也者顶礼膜拜，也就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出息。实际上，只只有眼先高了，手才能跟着高上去，但在手高了以后，如果眼仍停在原来的水平，那么，发展到了一定阶段，他就会自满自足，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了。所以，我认为我进入复旦后的第一大收获，就是从原先眼低手低进到了眼高手低。在这方面，我首先应该感谢朱东润先生和贾植芳先生，而具体使我改变原先的手低状态的，则是蒋天枢先生。尽管我现在仍然手低，但比起原先的来，到底有所不同了。
蒋先生字秉南，江苏徐州人，生于1903年，逝世于1988年。1927年至1929年间在清华校园国学研究院求学，师事梁启超、陈寅恪诸先生。毕业后曾在河南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任教，1943年担任复旦大学教授，直至去世。蒋先生始终坚持陈寅恪先生的传统，忠于学术，对曲学阿世的行为深恶痛绝，自50年代以来，他没有写过一篇趋时的学术文章，也没有参与过任何一次学术批判；在我的印象中，他甚至没有在系里、校内的学术批判会议上发过言。他的著作，无论是关于先秦的《诗经》、《楚辞》，还是关于清代的全祖望、杭世骏，都是为了发掘出真实的情况，加以描述，此外没有其他的目的。在陈寅恪研究方面同样如此。
1953年9月11日，蒋先生特地从上海去广州拜谒陈先生，在那里留了大约十天。临行前，陈先生作《广州赠别蒋秉南》诗：
不比平原十日游，独来南海吊残秋。瘴江收骨殊多事，骨化成灰恨未休。
孙胜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
第一首第二句的“残秋”，实是陈先生的自喻，“吊”字则有慰问之意，《庄子.山水》“孔子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太公任往吊之”即其例。惟其如此，接着的“瘴江收骨”等语才毫无突兀之感。若就自然情况言，当时正是中国传统所谓的“仲秋”，在西方的观念中，九月更是秋天的开始（西方以九、十、十一月为秋天），蒋先生去时哪有“残秋”可吊呢？“独来”也寓意双关，不但说明蒋先生那次是一个人去的，而且也意味着除蒋先生外没有人特地到“南海”去“吊”过“残秋”；倘若当时也像今天似地有很多人以攀附陈门为荣，远道求见者谅也不少，第二句就当作“亦来南海吊残秋”了。这两首的意思是：陈先生自知其生命进入“残秋”阶段，他对于死后遗骨是否收葬的事毫不关心，甚至认为根本不必收葬；他所悲哀的，是他的著作很可能无法在国内传播，而只能像孙盛《晋阳秋》那样地传于海外或像郑思肖《心史》那样地保存于井中。对此，蒋先生大概有所承诺，所以陈夫人唐筼女士于同期所作的《广州赠蒋秉南先生》说：“不远关山作此游，知非岭外赏新秋。孙书郑史今传付，一扫乾坤万古愁。”从第三、四句，可知蒋先生是把传播陈先生著作的任务承担起来了；陈先生女公子陈流求、美延女士在《陈寅恪诗集.后记》中所说的“‘文革’结束后，我们姐妹即为寻找、归还佚稿而多方奔走呼吁，终于在1978年从有关方面取回大部分文稿和少数诗稿。我们立即将全部稿件交给父亲生前亲自嘱托的蒋天枢先生。蒋先生付出艰巨的劳动，主持出版了《陈寅恪文集》”，与陈夫人的诗可以互证。此外，陈夫人诗说当时是“新秋”，陈先生则说“吊残秋”，就因陈夫人指的是自然界的秋天，陈先生则另有所指。总之，当陈先生处境不好，悲哀于自己的著作无法在国内传播时，蒋先生毅然承担起这一重任；当五六十年代陈先生被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批判、处境更为艰难时，蒋先生勤奋地帮陈先生收集其研究、著述所需的材料；在1978年，学术界“左”的影响还很严重时，蒋先生收到了陈流求、美延女士寄来的陈先生文稿、诗稿，以七十余的高龄，立即停下自己的著述，全身心地投入了《陈寅恪文集》的整理、校勘。《文集》出版后，出版社给蒋先生寄来1000元编辑费，尽管这在当时陷入普遍贫困的知识分子眼中并不算是太小的数目（当时一般讲师的月薪不过一百余元），蒋先生却把它退了回去，理由是，学生给老师整理文稿不应该拿钱。所以，以蒋先生与陈先生的关系以及为陈先生所做的工作来说，他是最具备研究陈寅恪条件的一位。现在，陈寅恪研究已成为准显学，有的人并已在把陈先生炮制成为撰写新的趋时文章的材料了。但蒋先生所写的陈寅恪研究的论著——包括《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虽然提到了陈先生于1953年写诗赠别之事，但对此诗的背景和诗中某些句子的实际内容皆不加诠释。这也就是蒋先生治学的一贯原则。
蒋先生之使我得以逐步改变原先的手低状态，就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学者；当然，也因为从1956年起，蒋先生成了我的导师。
我在复旦大学读本科时，蒋先生所开的课对我来说并不是必修课。——其实，当时并没有选修课，每个年级学生所上的课都是规定的，但我因为休学了半年，1952年秋进入复旦时是二年级下，这样的学生人数极少，系里不可能为我们单独设置课程，就只好任凭我们在为二年级上和三年级上所开的课程中任意选择，只要读满学分和学完教育部规定必读的那些门课程就行。蒋先生当时所开的课不在教育部规定的必读课程之内，上课的时间又与我的必读课程冲突；有一个学期开始时倒不存在这个问题，我就选了蒋先生的课，但只学了两三个星期，就因我的一门必读课的上课时间作了改动，又与蒋先生的课冲突了，我只好放弃。但这两三个星期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得印象。他当时是讲杜甫的诗，却绝不照常规讲杜诗的思想性、艺术性，只是要学生老老实实地弄懂作品的具体内容。我知道有些同学对这种讲法不满，认为太陈旧了；但蒋先生完全不管。
本科毕业后我留校任职。1955年开展反胡风斗争，我被卷了进去，开除了党籍，安排去复旦图书馆工作。1956年秋天调到中文系任助教。当时系里为每个助教指定一个进修方向和一位导师，我的方向是先秦两汉文学，导师就是蒋天枢先生。
这年10月，我到蒋先生家里去与他谈我的进修计划。虽然在这以前我曾听过蒋先生两三个星期的课，但在课堂上既未提问，也未在课后向他个别请教，蒋先生已经忘记了有这么一回事，把我看作是初次交往的青年。我向他汇报了自己的想法：拟花五年时间把从先秦到清代的文学名著认真读一遍。蒋先生却很直率地说：“你这样学法，一辈子都学不出东西来。”接着，他告诉我：学中国古代文学，必须先打好历史与语言文字这两方面的基础；同时对目录板本校勘学也必须具有相应的知识，这是治古代文史者所必须具备的入门功；此外还应尽可能地扩大知识面，连理科的书也应读一些，特别是关于天文历法和中医的书。为此，他给我制订了前三年的进修计划：第一年，读《通鉴》和《说文》段注；第二年校点《史记》和读《尔雅注疏》；第三年校点《汉书》和读郝懿行《尔雅义疏》。在这期间，还必须读一系列有关的著作作为辅助，从《汉书.艺文志》直到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唐兰的《中国文字学》。最后，姜先生说：“你在去年受了些委屈，但不要背包袱，好好地读书。”
所谓受“委屈”，是指我在1955年被开除党籍的事。这使我深为感激和诧异。因为按照当时的惯例，受处分者固然应该表示心悦诚服，别人也要表示衷心拥护这一正确决定。说我“受委屈”，这话如被我有意无意地泄露出去，对蒋先生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说他阶级立场不稳还是轻的，重则可说他挑拨我和党的关系，煽动我的不满情绪。而且，就形势而论，也应该考虑到我去主动举报的可能性，以舒芜先生与胡风先生多年的交情，尚且交出了所谓密信，并做了颇为精心的注释，何况蒋先生对我毫不了解。
从此以后，我便在蒋先生指导底下读书了。渐渐地我就明白，先生要我做的事情都是以前他做过的，而且他所做过的比要求我做的多得多。例如，他要我校《史记》时，只让我以金陵书局刻本《史记集解》为底本，校以他所校过的影宋黄善夫本；而他则以影宋黄善夫本为底本，校以蜀本、两个明本和已经影印的唐写本残卷。相比之下，我的工作实在要算是轻松的。
除了校点，蒋先生还要我做读书札记。——不是简述读过的书的内容，而要有自己的心得。这就使我不得不很认真地读，以便读出点心得来。但把札记交上去以后，不过几天蒋先生就把札记还给我，也不发表意见，我实在不知道他是否认真看到。过了半年多，我在读《通鉴》时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记载：有一天夜里，柴绍全副武装地到皇宫去见唐太宗，太宗的皇后为此受了惊吓，病情日益沉重，终于去世。上述的记载也就是为了交代皇后的死因。但柴绍何以在夜里还要全副武装地到宫里求见太宗呢？这一定发生了重大的时间。而对那事件《通鉴》却毫无说明。查查两《唐书》，同样如此。柴绍的妻子是唐太宗的姊妹，两人是郎舅之亲。当时，太宗父亲、作为太上皇的李渊还在世，但与太宗的矛盾显然已日益尖锐；再参以别的一些事情，我怀疑柴绍的进宫可能和李渊与唐太宗的矛盾有关，并推断李渊的死可能并非善终。我把这写进了札记，并举了不少证据，自己也很满意。这次札记交给蒋先生后，他找我谈了话，说是“你读书很细心很好，但你所发现的仅仅是一些疑点，这些一点都可作别的解释，所以你的推断目前无法成立；如果没有新的、可靠的证据，你不应就此写文章。”我这才知道以前写的那些心得，除了证明我读书比较认真以外，实在没有什么价值，所以蒋先生连谈都不跟我谈。
对于我写的东西，蒋先生表示比较满意的，是一篇题为《〈通鉴〉成书经过》的读书报告。当时系里规定：助教每进修一年，就要提交一篇论文。蒋先生很反对“论文”一词，说是：“写什么论文，还是写一篇读书报告的好。”这话使好些年轻助教——包括我在内——不理解，认为本科学生毕业还写毕业论文，我们毕业了几年，怎么连论文都不会写了？但通过我自己的写那篇报告，我才自以为懂得了蒋先生的意思。由于题目的限制，我在那篇报告中只能老老实实地查考有关的一系列具体问题，包括主编与编写者的分工，编写者相互之间的分工；为了搞清一些问题，甚至只好为编写者之一的刘攽编了年谱。全文大概有将近五万字。蒋先生看了以后说：“这篇写得不错；如果有出版社要，可以出个单行的小册子，把稿费买药吃。”我当时所患肺结核病尚未全愈，所以蒋先生有最后这句话。我这才理解，蒋先生用“读书报告”这个词，并不是降低要求。在他看来，较好的读书报告仍应达到发表、出版的水平；但使用这一名称，再配以相应的题目，作者就无法在报告中说空话和搞趋时的玩艺了。
蒋先生对我最不满的一篇文章，是《王国维文艺思想论略》。1958年大跃进和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后，学生和青年教师就大搞科学研究，我当然也参加了。当时要编一部《近代文学研究论集》，分配我写一篇关于王国维的文章。于是我认真地读了王国维的书，写了一篇自以为颇有创见的论文。与那时把王国维看作反动的遗老不同，我论证了王国维在政治思想与文学思想上都有不少进步的成分。《近代文学研究论集》一油印出来，蒋先生便看到了，特地跟我说：“关于王静安先生的篇文章，你不要拿出去发表，你现在还不能懂静安先生。”过了一会，他又说：“不要说《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里提到的作品你有许多没有读过，他的许多论断你无法体会；就是叔本华和尼采，你又懂得多少？”话很简单，但却使我明白了什么才叫作科学论文。而且，越到后来我才越发现蒋先生这一教诲的重要性。例如，《人间词话》把北宋词的地位置于南宋词之上，我当时认为这是王国维的局限：南宋词的思想性明明高于北宋，为什么要贬低它呢？现在我却认识了北宋词的成就确在南宋词之上，不是王国维在这问题上存在局限，而是我自己当时的文艺思想落后于王国维写《人间词话》时的水平；那我又怎能写文章去论王国维的文艺思想呢？
这里所说的都只是一些零星杂事，但就是通过这类具体的教诲，我原先的手低状态就渐渐有了改变。但我知道，我的进步离开蒋先生的要求还有很大的距离。这里再说一件小事：八十年代前期，我已经提升为教授，正在担任中文系的系主任，蒋先生有一次忽然到我家来，送我几支毛笔和一锭嘉庆年间生产的墨，说是：“你有空时练练毛笔字吧！”这实在使我感激和惭愧得无地自容。写字（不仅毛笔字）的拙劣，始终是我的一大心病，但又自暴自弃，以为我大概与书法无缘，反正练不好的了。不料蒋先生却还在为我的这一缺陷而焦虑。
今年正是蒋先生逝世十周年，拉拉杂杂写这一些，既以表达感谢的心情，也以表白我的愧疚：从蒋先生逝世以来，我的进步实在太小，在写毛笔字方面更是越来越糟，连毛笔也怕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