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 题：公法的使命及研究方法
主讲人：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 姜明安教授
主持人：宪政与行政法治研究中心副主任 莫于川教授
听 众：法学院研究生等80余人
地 点：贤进楼501学术报告厅
谢谢人大法学院给我一个机会，到这里来汇报自已学习公法的一点体会，谈一点自己对于公法不成熟的、甚至是错误的观点，加上我的普通话讲的不好，请大家原谅，我的题目是公法的使命及研究方法，分四个小问题讲：一是公法的概念，谈个人的一些看法、观点；二是公法的使命、性质、作用；三是公法的意义，分两个方面来研究（相对私法来说，公法作为统一整体加以研究的意义）；四是公法的研究方法。
一、 公法的概念
简言之，公法的就是规范、控制公权力的法，它是调节公权力主体、人类政治共同体成员或相对人，以及公权力主体之间相互关系的法律原则、规范、精神的总称，是一个系统。这里涉及两个概念，一个是公权力，第二个是人类共同体或人类政治公共体，这是基础，是公法的基础。
人类为什么需要有公权力，和人类政治共同团？ 为什么要规范权力？
首先分析什么是公权力？公权力是人类共同体成员对内、对外做出行为的能力，right和power，人类转移多少right，然后再转化成多少power，这种权力包括人类共同体做出的行为，也包括人类共同体对人类外部做出的行为，向老虎、狮子、地震、自然灾害等做出的行为，人类共同体是指人类根据地域、民族、经济关系、政治信仰或者统的需要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如部落、西方的城邦、现代的国家，还有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居委会、妇联等等，国际上的社会组织，联合国等等，还有经济组织（如WTO）也享有一定的公权力，人类共同体是在不同的时间按照不同的民族、地域、政治信仰、社会需要形成、发展起来的，讲公法，离不开这两个概念。
人类为什么需要共同体？需要公权力？需要法律一系列的机制对公权力进行控制?我们是否可以说没有公权力不是更好吗？这可以分成两个方面来讲，一方面是刚才莫老师谈的，是人性使然，人是社会的动物、是政治动物，不可能单独的存在，否则就会感到寂寞。因为人能够说话、能够思考，要表达自己的看法、观点，就要与别人交流，人作为人时就是团体，就是人类共同体，一个单独的人很难生存，人都希望组成一个共同体，要当班长、团长、国王，有这种欲望——组织、指挥、领导的欲望，人都有一种竞争的意识，这都是人性的社会性、政治性。第二个是人要适应外部环境，如毛泽东所讲要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否则就会死掉，比如有地震、洪水、火山这些现象，单靠个人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象98年洪水个人是无法战胜的，个人是无法探测地震的，所以人要生存、发展就必须与天斗、与地斗、还要战胜人类自己。一群人、一个国家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组成统一阵线，结成一个群体，就有了组织、指挥、管理，就要有公权力。当然这句话不一定完全对，这是强调了“斗”，现在我们越来越强调协调，发展你把天斗败了，天要报复你，要把地斗败了，地也报复你，要把人斗败了，人要报复你，就像巴以冲突一样，所以老是强调“斗”不行。现在，要求人去适应天、地、人，人类为了适应环境，同环境协调，必然组成政治共同体，这就必然产生公权力。
为什么还要规范控制公权呢？——有人问，有了公权力不是很好吗？
这里有一个问题，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公权力在运行的过程中会产生异化，可能会转化为与我们作对的行为，可能会威胁我们的生存、发展。比如我们举个狮子或者老虎，如果没有关好，反而可以把我们吃掉。为什么它会异化呢？我们的领导带领我们去创造幸福生活，怎么又要破坏我们的生活呢？因为公权力是通过人类来行使的，但人这个东西有个思想——有好的思想，也会有不好的思想——人不是天使，“人非圣贤”，行使公权力的人也不是天使、也不是圣贤，也可能滥用公权力，所以要对公权力进行控制！
怎么证明它呢？只要了解我们的历史就可以了，包括斯大林、毛泽东在内都可能滥用公权力，他们都是公权力的行使者。有理智的人都知道权力，古代有刀枪，现在有炮弹，甚至有原子弹，公权力不控制是不行的。
人怎样控制公权力呢？实际上，自有公权力就有人开始研究如何控制它，但公法的出现是近代的事情，大概只有二、三百年的历史。讲起对公权力的控制，人其实还是很聪明的，当选出部落首领时，就想到如何控制部落首领了。这里可能有几种办法，一是将公权力赋予多人，甚至集体行使公权力，古代是可能的，现在是比较难的，不过还是有，就是通过选举控制代表、罢免代表。二是宗教，吓唬小孩说狼来了，干坏事要遭报应，宗教有教规，加入了就要受教规约束，不加入实际上思想也受影响，共产党员也企图菩萨保佑，他做坏事时，可能想到要下地狱，也感到害怕，这种东西也是人创造出来控制公权力的。三是道德，这也是对公权力进行约束非常重要的方法之一，包括从政的道德，孔夫子思想中的道德讲要勤政、廉政、爱民如子，中国有的西方也有。四是法律，主要是公法，规范公权力如何组织、如何配置、如何运作、如何交接、如何转移、如何行使、如何发展、作用等等，都有一套规则对公权力进行控制。
应该说是从有了人类，有了人类共同体，有了公权力，人类就开始考虑控制了权力，现在已经创造了许多办法来控制公权力，除了民主、宗教、道德、法律等等，还有很多，但是，法治的实现是控制公权力的最好的方法、最好的途径，所以，“十六大”报告讲到政治文明，把规范公权力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把民主和法治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前面已讲到公权力是有了人类就有公权力，但公法是近现代才有的事情，为什么公法产生的这么晚呢？对公权力法律控制为什么这么晚呢？我想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人类对公权力的认识，我们现在对于权力运作的扰民性、运作中必然产生的异化，当然已经有了清楚的认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对于公权力没有这么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我们只往好的方面讲，很少去考虑公权力的副作用，把公权力异化看作是偶然、而非必然，没有认识到无论是谁，掌握了公权力，没有控制、没有制约，都有可能变坏，这是一种必然性，没有考虑到必然性，而只把它作为一种偶然性，也可能是人类犯的一个错误。
二是掌握公权力的人，作为统治者为了自己的统治，为了摆脱控制而故意欺骗，声称公权力绝对是为公的，公权力是绝对伟大的，是不会为非作歹的，皇帝是不会做坏事的，共产常是绝对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共产党绝对不会害人民，人民政府怎么不会为人民呢？文化大革命我们犯了错误，但我们共产党伟大——所以可以自己改正错误，共产党的公权力没有制约，也有可能异化，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既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人物，也有可能引发悲剧，斯大林也有可能引发悲剧，没有一套机制，就有可能引发悲剧，统治者自觉、或不自觉地维护自己的统治。
对于公法的概念，我想应作一个统一的理解，其中有个核心即国家公权力，我们的法最好不要说哪个法是公法法、哪个法是私法，凡是对公权力进行规范和控制的，不管它是什么法，是立法法也罢、组织法也好、选举法也好、宪法也好、行政法也好、诉讼法也好、刑法也好，都是公法。这个公法不是一个法律部门，而是一个法律系统，即在这些法律部门中间，凡是涉及到对公权力的规范的，都可以归结起来作为一个系统来进行研究。
二、公法的使命。
即公法的功能、作用、使命，功能、作用等都是不一样的词，但这些问题有它们的共性。使命有肩负一种任务的意思，功能有一种内在责任的意思，是能够干什么的意思，使命则是人们想用它做什么事，作用是事情运作中划分出的作用。功能是事物本身具有的、一种内在的东西，作用则受到外界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等等。很难分清这几个概念，我用“使命”这个词，是指人类想赋予公法什么东西，是人类对公法进行研究，想要公法做某种事情，考虑到公法的水平、能力，即能不能完成人类赋予它的任务——是这样第一个问题。
公法的使命主要有以下五方面：
其一，确定权力让渡的界限，界定了权力范围，这是解决到底我们的“right”转化为“power”是让出4%，30%，还是80%，甚至90%的问题，确定公权力的强度，确定公权力有多大范围，公法首先要解决的是这个问题。
其二，如何在公权力主体之间分配公权力，我们让rigrt 形成power之后，哪些给国家，哪些给律师，哪些给村民委员会，哪些给WTO，那些给联合国；在国家中间，哪些给中央，哪些给地方，哪些给人大，哪些给政府、法院、检察院；在政府机关中间，哪里给财政部，哪些给公安部等等；在我国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哪些权力给党，我们转让哪些权利给党，这也要通过公法的形式来进行。所以现在我们讲政治文明，而在过去不太讲这个，因为人民相信党，党也信任人民，党和人民是一家，我们的党是执政党。现在要考虑政治文明，要考虑人民给了多少权力，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会受到怀疑，因此，公权力还有一个在党和国家机关公配的问题。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执政党要行使哪些权力应予确定，哪些东西要经人大批准，哪些要受人大常委会审查，我们要派出的干部要通过什么样的程序获得国家机关的任命，发生了问题怎么办？例如在岳阳市，党派出的市长没有被人大选上，然后要求再选，这在公法上，其合法性和正当性何在？假设今天通过一次法律，说党党派出的干部没被选上，可以通过工作再选，第二次没选上，第三次还行不行？第八次行不行？这也要考虑！即只能选几次，法律应该确定下来，所以，讲政治文明，就有了权力分配的问题。
其三，权力行使的条件、基础及程序，公权力的范围确定了，如何分配也确定了，但是权力分配后，如何行使，不能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要有个条件、标准，还要有个程序，但如果没有程序、没有方式、没有标准、没有条件，就会引起别人不服。
其四，对权力的制约与控制机制。
其五，保障和救济机制。
下面就此具体地讲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公权力的范围
公权力的范围到底如何确定，这是非常伤脑筋的问题，探讨了上千年、几百年。我们讲控制、规范公权力，首先就要确定其范围，没有确定范围，公权力肯定会导致滥用，但问题是如何确定这个范围，这是很麻烦棘手的。我们到底让渡多少？让渡多了，我们就成了奴隶，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国务院可以在改革开放时期，制度有关改革开放的条例，那国务院就可以说为了改革开放的需要，把人大撤掉，这就等于把自已的权力完全授予出去了。所以，我们不能都把权力授予出去，我们要留一点，给律师协令、法学会等等。当然，让渡少了也不行。
所以，现在学术著作中关于公权力范围的确定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标准，一般来说，公权力让渡范围以必要为限。这是第二点原则，第一点就是不能让过多，也不能让出太少，第二点原则是说如果私人解决不了、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安全问题，就必须授予公权力，还有国防、程序等问题。处理所谓外部性的问题，虽然不能完全靠公权力，但有很多——如企业生产的废水、废气，如生产矿泉水等等，都有可能产生外部污染——因此，没有公权力也不行。还有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也可能需要公权力解决——如矿泉水质量是否符合标准，也需要公权力。这里的“必要”实际上就是必要性，但哪些是必要的，还需要很多具体的分析。例如我们搞《行政许可法》，哪些留给国家许可，哪些不需许可，讨论了几年，但到现在都没有很好的界定，但这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公权力不解决一个范围的问题，就更加会被滥用，当然有些东西不一定要规定得那么死，可以原则一点，但原则一点也是有了范围的。
第三个原则是收益必须大于成本。即限制公权力可能给人民带来很多好处，但也会带来许多坏处，可能造成更多的成本，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如不限定。例如去年《读者》的一期中讲到欧洲的犯人是如何运到澳洲去做奴隶的，其中有3种方法：第一种办法是完全交给公权力，但发现途中死的很多，100个人大概只剩40多人；第二种办法是制定规范进行规制，规定每个人每天要吃多少主食，要喝多少水，要配备多少医生，并由政府派出官员进行监督，这种办法有些效果，100个人有60多人活下来，但成本大了很多，后来发现死得又多了，原来是船长贿赂官员，监督官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三种办法就是所有规制都取消，采取对岸数人的方法，这样一来，100人可活下来90多个，成本也大量减少了，即对公权力由直接规制到间接规则、再到不规则。即有些时候对公权力不制约效果反而更好，我们的方法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哪些时候用对岸数人，如高速公路，把公路承包给私人，由私人修理、经营、管理，过去只有高速公路管理处。所以，我们的办法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即到底给多少公权力，《读者》上的这个故事对我很是启发，我们在有些情况上也可以采用“对岸数人”的办法。
（二）公权力主体的确定及公权力如何分配的问题
这实际上是两个问题，即一是公权力主体怎么产生，二是产生以后如何分配权力。公权力产生、权力的转移、交接都属于这个问题，我们的《选举法》、《人大代表法》是来解决这些问题的，但是一般来说，国家公权力一般都是通过选举产生的。社会公权力是否也要通过选举民主的方式产生呢？还有国际公权力，它一般都是通过国家之间的协商、协调产生公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它怎么代表社会政治共同体，其行为怎么及于相对人呢？它一般是及于国家，国家公权力主体也不完全是选举产生的，它由政党推举，内部还有一套程序产生候选人，内部程序如何用规制起来也是个问题，不然它是不稳定的。
公权力如何代表政治共同体的意志和意愿，如何代表共产党几千万党员的利益和意志，至少，程序中间要知道候选人的政治主张，知道这种政治主张是否符合人们的意愿，这样人们才会投票。我们是通过代表来协商的，即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能够反映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和意志，二是怎么把程序进行设计，通过公法确定下来。
再就是公权力如何分配，哪些权力应由国家行使，哪些权力应由社会公权力组织行使呢？例如注册会计师的注册或取消，权力归属注册会计师协会，这一权力正由国家转到社会公权力，而律师协会则没有这个权力，必须要通过司法部。为什么？注册会计师的有关权力由注册会计师协会来行使，而律师则要由司法部控制这一权力，其道理何在呢？所以，我们进行研究不能随意，公权力的配置一定要有其合理性，从社会大趋势来讲，国家公权力应越来越少，社会公权力应越来越大。按马克思的观点是国家要消亡，但公权力不会消亡，我们应探讨哪些公权力应转给社会？为什么要把公权力由国家转给社会，为什么社会公权力比国家公权力就要高明呢？
社会公权力优于国家公权力，应该至少有这样几条：它最接近我们，最能实现开明、公开，最能受到共同体成员的控制和制约。为什么现在世界各国公权力都向社会转移，有许多理由。国际公权力涉及到主权问题，国际组织不能直接对国家、公民发号施令，哪个国家都不能，但没有国际公权力也是不行的，例如，现在臭氧层出现了漏洞，这不是哪一个国家造成的，这需要由国际公权力来干预，再如，恐怖分子等很多问题，没有一个国际公权力是不行的。
开始，我讲我们为什么要有公法，我们有公法就是为了规范和控制公权力，我们为什么又要有公权力呢？就是因为没有公权力我们无法生存和发展，现在人类是个大共同体，地球是个“村子”，整个“村庄”的人受到了许多威胁，过去的主权观念应稍为修正，不是说绝对不能有国际公权力，而是如何规范和控制国际公权力。
这样的话我们的公权力从横向方面看，有社会的、国家的、国际的，在国家内有人大的、法院的、检察院的，纵向有中央的、各省的、市的、县的。现在咱们横纵向都做得不好，横向的只有《国务院组织法》、《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等，纵向只有《地方组织法》，现在这种公权力的配置，基本上没有法律的规范，是很薄弱的。所以为什么许多部门争权夺利闹得不可开交，就是基本上没有法，例如，去年公安部和民政部关于订门牌的事情，公安部认为这涉及发全问题，当然属于公安部门的权力，民政部认为这历来都是民政部的权力，还拿出条例作证，所以有些地方出现订两块门牌的现象。还比如，劳动部搞了个“劳动十条”，人事部搞了个“人才十条”等等。总之，我们的法律规定得很不明确，公法中关于这一块造成了很多问题。
（三）公权力行使条件、基础、方式、程序
这也是公法一个十分重要的使命，这一使命与前两块不太一样，这一种非常广泛的使命，公权力范围的界定，可以通过宪法、组织法界定，可以管十年、甚至几十年，公权力的分配的一经定下来，至少管两年、三年，一般很少变动，而公权力行使的条件、基础、方式及程序则是经常要做的工作。这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实体方面，一是程序方面。
实体方面，包括设立公权力行使条件、基础，比如行政许多、行政审批、行政征收、行政给付，都必须涉及人类权益的保障，例如行政处罚在什么情况下罚款，什么情况下吊销执照？是单处行政处罚还是和刑法并用？或者单处刑罚？必须有个标准，不能由行政机关自行决定。过去法律少，公权力很少受到制约，罚款有些达到几十万却没上法院，这样罚款的随意性就很大，这是个严重的问题。这一方面涉及程序，别一方面涉及规范，公权力的行使在某种意义上讲程序比实体更重要，就立法来说，立法的内容可能由立法机关决定，可是立法的程序是必要的，要通过几周的时间，或者开听证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还要公布，这方面是实实在在的，是对权力的制约。现代民主程序主要是通过选举人民代表的形式使权力受到控制，你不代表我的利益，下次我就不选你，当然现在的选举还有很多毛病，现在的人民代表往往受到政党的控制，实际上人民代表往往是党派成员，选代表实际上在选党。代表当选以后，立法时往往考虑的是党派的利益而不是人民的利益，如果你不代表党的利益，比如说是共和党的利益，那么下次选举你就没机会了，或者优惠没有了，没法免费旅行了，所以有很多人很不喜欢“人民代表”这个名称呀，但为了下次当选，他必须遵照这个程序呀。
就听证会来说，说是有利益关系的人聚在一块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是问题都摆在桌面上来了，如果那时你因不按人民的利益投票，你在社会上名声就会很臭，有些程序甚至还规定了将谁投了什么票记录下来，所以我们说，立法程序的控制很重要，行政行为的控制就更多了。你看许可呀、审批呀、招标呀、投标的、考试呀、拍卖呀等等，这些民法的程序即是私法的程序引入到公法上来了，所以程序控制十分重要。我们正在起草程序法，这个法律对解决腐败问题、效率问题是有很帮助的，对解决权力滥用问题、公平问题也相当重要，这是政府的一个顽症，也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顽症。当然，也不能说有了这个程序就能够解决，这是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有这个程序法许多问题还不一定解决得了，但没有这个程序法肯定解决不了，这个程序法就像金钱一样，金钱不是万能的，可是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
程序在立法、司法都要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权力制约的要求，不同的程序、不同的规则对公权力有不同的制约。一般地制约权力的机制分为两类，一类是“power vs power”即“权力到权力”，另一类是“right vs power”也说是“权利对权力”，这个权利制约权力也就是用脚投票，用权力制约权力是因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不易的真理。这里包括了立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人们一般叫行政的制约，现在也讲司法对行政的制约。
还有行政权对立法权、司法权的制约，大家为什么不讲这个呢？因为行政权对立法、司法的制约已经存在，实际上行政权对司法权、立法权的制约也是很厉害的。我们的财政权实际上并不掌握在人大手里，都掌握在财政部手里，美国国会不发钱，白宫要放两天假，财政部不发钱，人大可能要放两天假，人、权、钱都包括在行政权里了，这次“十六大”报告讲得很好，党要依法执政，党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以后可以探讨我们国家的这种模式，共产党要在宪法与法律框架内活动，那么这个公权力制约要建立一个什么新的模式，这个模式不等于西方的模式。
再一个就是right 与power的制约， 这个制约是两个，一是要行使power制约power，形成这样一个机制是很值得我们去研究的，包括如何对执政党的权力——对我党公权力，包括对地方权力的制约。还有协会的权力也是很厉害的，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再一个就是促进对相对人权利的保障，完善救济机制，不管公权力如保运行总要不可避免地对相对人造成损害，这是因为公权力追求积极结果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方生副作用，也没有故意也没有过错。比如，决提泄洪是公权力运用时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也不是由于过错造成的，比如救火车把人吵醒同样不可避免。这就关系到权利如何保障，当权力受到损害时，无论这种损害是故意、还是过失，是有过错、还是无过错的，都要有一个救济机制，现在关于救济的问题很多，国家赔偿制度存在的问题很多，有些制度还没有成立起来，我们公法的任务是很繁重的。
三、第三个我们讲简单一点，是公法研究的意义。
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是相对于私法来讲的意义，即为什么要研究公法，第二个就是将公法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进行研究的意义。
相对于私法的意义，在于公法是现代文明的标志，是现代文明的保障，它本身就是社会达到文明程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公法不完善，那这个社会就不能称为文明。但是它又是文明的保障，文明包括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包括政治文明，还是政治文明包括制度文明？不不管它怎么样，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研究，但我们公法与政治文明是有着最直接联系的，没有公法就无所谓政治文明，因为政治文明就是对公权力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的运作，公权力、政治文明的运作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关系是相互依赖、不可或缺的，就像人的脑袋与人的手、人的脚一样。政治文明是脑袋，制度文明是骨骼，哪一个没有都不行，以前只讲经济法、民法、商法，宪法也讲一讲，但是讲得很少，做得也很少，行政法也搞得很少。好像搞市场经济就靠私法而不是靠公法，没有政治文明支持的市场经济是很不可靠的，是要崩溃的，因为政治乱了，乱了还搞什么市场经济、搞什么制质文明，如果搞阴谋诡计，政治不上轨道不行，要靠偶然性不行，要靠必然性，要靠法律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没有这个东西，谈不上物质文明，谈不上精神文明，所以这就是公法的意义所在。
在“十六大”报告中搞经济制度也搞政治制度改革，政治文明被放在一个相当高的层次，胡锦涛几次讲到宪法的保障，讲到的宪法的监督机制，讲到这些东西都是很的意思的问题，当然不是私法不重要，私法也很重要，但现在的问题是只重视私法而不重视公法，很多人认为公法好像与市场经济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
将公法做为一个统一的学科进行研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只有把它做为一个整体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因为分别的宪法、行政法、立法法等等不可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就像一个人你不要把他做为一个活的整体，只看他的脑袋、他的脚、他的手，那都是将他割裂开来了，那脑袋到底是谁的脑袋，脚是人的脚还是狗的脚呢？没有把它做为一个整体，宪法、行政法不能找到它的位置，就像在人的身上找到脚与脑袋的位置，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联系，这个很重要。
过去为什么把宪法搞一个学科，行政法搞一个学科，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还不够解放，要把它做为一个整体才能很好地理解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治架构，把宪法与行政法分家，那我们就是傻到家了！现在我们搞行政法，实际涉及到很多宪法的问题，我们搞行政诉讼，对行政权的审查所涉及对权力的制约，这不仅是行政法的问题，也是宪法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把宪法与行政法联系起来了，我们的公法中心没有宪法、行政法的区分，我们将来可以合作搞一些东西，所以对于公权力的运作，我们把它做为整个系统进行研究，这对我们是很有意义的。
四、接着讲方法的问题。
一个学科有很多的方法，很难讲哪种方法就是唯一正确的，为讲的一些是公法研究中，在方法经常遇到的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我一共讲五个小问题：
一是实然研究与应然研究法联系起来。实然研究是什么，应然研究是什么？有人说宪法不是一门科学，行政法不是一门科学，整个法都不是科学，科学要说明是什么，而非应该是什么，不可该把价值判断加上去，应该可以试验、可以证明，“应该是什么”又怎么证明呢？它不是科学！所以我们搞的问题都不是搞科学！
实际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一样，自然科学主要讲“是什么”的问题，真理是可以检验的嘛，社会科学应该是将两个结合起来，即要解决是什么，也要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我们的公权力仍然停留在剥夺、军事的水平上，不可能向前发展。但是有一点，就是讲究应然与实然问题，应然问题一定要建立在实然研究的基础上，从实然研究到应然研究不能够跳跃。我们研究行政诉讼法，讲行政诉讼的范围应该扩大，行政诉讼应该包括抽象行政行为，那你这种研究就是很没有说服力的，你要研究我国行政诉讼理论的范围是什么，这种范围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它有哪些问题解决不了，你要研究外国的行政诉讼，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的行政诉讼，这些行政诉讼的范围是什么，它们这些范围还存在什么问题，这些都是实然研究。然后你做比较，然后再得出结果，即行政诉讼应该包括抽象行政行为。即实然研究要为应然研究开路，你的研究才是有说服力的。
你要研究宪法的监督，就要研究美国的监督模式、法国的监督模式、尼加拉瓜的监督模式，你要把这些监督模式进行研究、进行比较，然后研究这些监督模式的条件、环境，然后研究我们的条件、我们的环境，比较它们之间有什么分别，它们的制度能否移植到我们这里来，移植过来有什么问题，这才是我们所要解决的，如果仅仅是实然研究，那便是介绍性的，价值不会很大，我们做公法研究应该把这两个东西结合起来。
二是规范性研究与功能性研究要结合起来。有一个英国人写了一本书讲公法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规范性研究，一种是功能性研究。规范研究是把法做为一种自在的系统来进行研究，有自已的发展规律，不是受外界、受人力控制的，不是人造的。功能主义是把法作为人造的一种工具，即人为地达到某种目的而做的工具。规范性研究探讨法是怎么发展过来的，认为法的原理有自然法、有实证法等等，实际上在研究法应该是什么，从哪个地方发展过来的，有人认为法是上帝创造的，或者是一种自然法，是人类正义成长起来的，是一个自在的系统。功能主义完全是把法做为一种人造的工具，法的原理、法的原则不太讲，人创造了什么东西，它就是个什么东西，研究国家制订法，不去探讨法的原理、原则或者法应该是什么东西，国家规定了什么就是什么，但他发展到极致就有可能损害到法的正义，法违反了人性就不应该是法了。
三是要把客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微观研究很重要，写博士论文、硕士论文，如何研究写一些小的题目，做一些微观研究，但我们也要鼓励大家做一些宏观研究，对公法整个机制的研究或者是对事物整体的研究。有人研究宇宙，也有人研究原子，原子下面还有中子、质子，总之这些问题都有人研究，但我们做宏观研究是不能忘记微观研究的，仅仅是一个“行政法之研究”是很大的文章，我肯定不会让你通过，做微观的研究也必要把握宏观，把一些小的问题放在大的框架的研究。
四是把法律的实证研究与法律的原理研究结合起来。法律的研究不等于哲学的研究，没有实证研究、没有案例分析，不像是法律论文，干脆写哲学论文算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很多实证研究，包括很多国家统计数字、很多具体案例的解剖，这些都是很麻烦的但又是必做的工作，你必须到网上去查，你必须去做统计，你必须去调查，再做哲学研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有些是没有理的论，把数学、图表一个个用进去，一篇论文就是几个图表看得人不知所云，这样也不行。你应该有一个框架把它控制起来，有些题目可能理论性很强，实证研究可能少一点，有的本来就是实证研究的题目，但也有一些理论的分析，这两个东西对一篇论文缺一不可，根据选题可以有不同的安排。
第五个是将参与公法的实践与公法的研究法结合起来。你们要参与到实践当中去，有一个哲学家谈 哲学研究是要解释世界，而我的哲学是要改造世界——我的公法理论不仅仅是要解释公法，我们要用公法来设计我的理想、我的国家公权力，也来设计我们国家的政治文明呀，所以我们必须参与到实践当中去。要我们的理论去指导实践，在实践中进一步去认识理论，认识公权力，只有这样大家参与进去才会发展。以前我们研究的只有《公民组织法》、《地方组织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还有一个《公务员暂行条例》几个东西，大量的东西都是文件汇篇，哪里有法，只要我们参与到这里边来了，我们很多地参与立法，也推动了法律，也认识了公法、推动了公法，所以一定要参加立法、参见案子，你要看了案子才能够看得清楚。这样做，一是为我们国家的法律做贡献，另一个是在立法的过程中也认识了公法、提高了认识。
这就是我向大家汇报的自己学习的一点体会，很多观点可能是错误的，大家可以一块探讨，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