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尚未习惯“现代”。虽然生活方式已经现代化，情感方式仍停留在中国传统里，两相冲突，难以适应.

记得7年前，一位在杭州开业的美国心理医生发表了他的调查报告。他估计杭州人口的20%潜在地或正式地患有抑郁症。根据我收集的资料，这一比例是偏低的。而且，不仅杭州，乃至中国，不仅都市，乃至更严重的是农村，若说有1/5的人潜在地患有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疾病，大致可信。

弗洛伊德认为，因为社会太反常，所以社会成员普遍被诊断为精神病。这种见解在西方社会至少时兴了20年，以致现代西方多数人习惯于将精神病视为正常生活的危机时期——如经济周期一样，有高潮就有低谷，根本没必要大惊小怪。不同于现代西方人，中国古人的生活是与自然合一的，精神疾病与身体疾病也是自然而然，不必称之为“病”。只有现代中国人，对精神疾病会有很大的恐惧。我相信，这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尚未习惯“现代”。虽然生活方式已经现代化，情感方式仍停留在中国传统里，两相冲突，难以适应。尤其市场化改革以来，两代人的时间里，精神疾病在中国有了极大的普及。

一个人心智一味地内求并且集注于单一方向，这是精神疾病的发生学特征。与此相反的，是心智一味地外求并且不能集注于任何方向以致成了病，若在儿童，就称“多动症”，在成年人，有许多不同的表现，于是有许多不同的名称。

在长期演化中形成的神经系统，有两套基本的机制或系统，其一为行为激发系统（BAS），其二为行为抑制系统（BIS）。不仅身体而且脑内，都有这两套系统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例如，我们感官享乐的冲动，是受了BAS的激发。我们对享乐冲动的克制，则是受了BIS的激发。对每一个体生命的存续而言，一时的享乐固然重要，克制享乐的努力往往更为重要。面对诱饵，懂得克制的鱼，与不懂得克制的鱼相比，活得更长久。久而久之，存活至今的物种，就有了上述的两套神经系统。而且这两套系统对有机体的驱动，在日常生活中或多或少保持着均衡。那些不能保持均衡的生命个体，要么享乐至死，要么枯竭老去。

以上的道理，虽说是旧的心理学知识，却不过时。生命个体对享乐冲动的克制，当然可以有某种度量。至少，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度量。例如，在单位时段内，某一冲动受到抑制的概率足够高，于是行为主体在诱饵面前被观察到“无动于衷”的次数显著多于“有动于衷”的次数。显然，此时BIS对BAS占主导。这是旧的心理学描述。更现代的描述可以是这样的：此时，哺乳动物脑内的多巴胺系统受到杏仁核系统的抑制，于是行为谨慎。

不论如何，我们可以想象，在演化过程中，遗传与变异，尽管概率极小，但终究会出现一些极端谨慎的个体。在生命演化到哺乳动物这样高级的水平时，由于存在普遍的恻隐之心和利他行为，那些极端谨慎的个体未必饿死。至少，在饿死之前，还可能发生各种精神疾病。逻辑学家王浩知道哥德尔患着类似数学家纳什那样的精神疾病（姑且认为是“精神分裂症”吧，可参照电影《美丽心灵》），我们还知道哥德尔的死亡诊断书里写着“全身营养不良”。

哺乳动物的演化，让人类脑内（垂体后叶）分泌一种荷尔蒙，它使母亲在产后对婴儿有更多的关爱（也意味着更谨慎的行为）。2008年，苏黎世大学的费尔教授（当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和脑科学家之一，每年在MIT讲授包括脑科学和实验经济学在内的经济学前沿课题）的研究小组在《神经元（Neuron）》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垂体后叶催产素影响人类的信任和信任适应性的神经元网络”。根据这篇论文，参与“信任博弈”实验的被试者，在注射垂体后叶荷尔蒙之后，表现出远比正常被试者高得多的信任感，哪怕是在被对方出卖之后。也是基于这一神经化学递质的功能，我们可以解释“产后抑郁症”——垂体后叶荷尔蒙分泌过多所致。

统计数据表明，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概率大约是正常人类的几十倍。德国当代重要的认知心理学家波佩尔在一本小册子的结尾部分告诉我们，这类患者产生自杀意念的时刻，最常见于四项条件的联合：清晨、安静、无人相伴、外界事件刺激。所以，如果你自知有抑郁症倾向，最好的自救方法，不是服用百忧解这类有害药物，而是防止上列四项条件的同时出现。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在清晨参加户外活动。户外，故而有他人相伴。活动，故而身体不能安静。最后，很重要，就是从折磨你的私人事件中解脱你的思想。我的经验，读《庄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