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班上的好几位学生都要毕业了，谈起办公室工作，很少有表示热衷的。在美国，坐办公室，包括当“公务员”，是一件适合具有保守性格者的工作。他们对主管惟命是从，与同事和睦相处，他们按时上下班，勤勤恳恳、恪守职责，他们全部的工作价值只是在于做好本职工作。坐办公室的不需要特别的才能，所以往往不被当作“人才”，而称当作“人员”(functionary)。好的工作人员热爱并遵守现有的种种规范，至少在公开行为上表现如此。

为了确保挑选到这样素质的人员，美国的公务员招聘有一种随机调查的制度，也就是招聘单位用打电话的方式向可能的有关者了解当事人的情况，以便对他的相关“品格”(character)，如是否诚实、做事认真、善于合作等等，做出比较客观的判断。大半年前，我就接到过这样的一个电话，向我了解对一个熟人的看法。

在美国，当公务员是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政府经费削减时例外)，但对年轻人并不特别有吸引力，大概与这工作普遍缺乏创造活力有关。19世纪英国作家阿博特(E .A .A bbott)的讽刺小说《平面国》(Flatland)中，所有的人物都是几何形体，如三角形是士兵、四方形是教师、多边形是贵族、圆形是僧侣。不管是什么形体，一定要规则，不规则的形体只有两个下场，一个是被拿到课堂上当反面教材，另一个是被送去坐办公室，一辈子接受沉闷无聊的工作惩罚。卡夫卡短暂的一生都在法律事务所坐办公室，吃尽了公文流水线上的苦头，他想反抗，但又不可能有所行动。他唯一能表达不满的就是故意偷偷地把文件放在不恰当的地方，让他的上司因为找不到这些文件而恼火。

卡夫卡于1924年去世，上世纪20年代的办公室在奥地利是什么样子的，我不知道，但美国专栏作家兰德费尔(T edLandphair)在一篇题为《办公室》的文章中对那个时候的美国办公室却有所介绍：办公室里放着一排排的“现代高效办公桌”，这种办公桌没有放东西的抽屉：“简直就是要让纸片从一张桌子直接流向另一张桌子……，纸片不能在你的桌子上停留，否则你就是没在工作。”

这种公文流水线式的办公室后来被新型的“豆荚”或“蚕茧”样式所代替，一间大的办公室分割成许多立方体小间。这是1964年由密西根州的一位名叫普罗帕斯特(Robert Propst)的工业设计师设计的，它的组件是一个个小小的工作单间，可以按办公整体空间和需要的不同灵活拼合。坐办公室的人们于是在千篇一律的单间中成为一群“工作蜜蜂”。在一种很讽刺的意义上，各人占据一个相同的“豆荚”空间，成为办公室里人人平等的体现。

办公室是一个去个性的地方。办公室的“蜂巢立方”设计，它的对象是未知的办公者和未知的办公内容。在办公室“蜂巢立方”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可以由别人来代替和置换的。占据这些蜂巢立方的是名副其实的“组织的人”，也就是可以让组织者随意安排、方便置换的“螺丝钉”。螺丝钉个体是最适合办公室世界的。现代的庞大办公室变得犹如一个圈养无数办公人员的“立方农庄”，对生活在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产生巨大的异化影响，使他们在单调重复、等级严格的工作中，变得唯唯诺诺、被动、顺从、得过且过、没有主见。

普罗帕斯特这位被称为“办公室之父”的发明家，他在2000年去世之前对朋友说，他一直在为发明了蜂巢立方的办公室感到后悔，这个发明让一个难以控制的怪物从此降临了人间。他把自己的这一发明称作为“m onolithic insanity”(板结的疯狂)。

现在，有的地方出现了一些有创意的办公室，营造一种比较开放的气氛，坐办公室的在办公区之外还有喝咖啡，甚至玩玩台球，“清醒一下”的地方。但是，现代都市地价昂贵，使得这类创新受到限制，很难脱离基本的“蜂巢立方”模式。说到底，办公室设计和运作奉行的是市场经济规则，而在这种规则中，人的自然需要必须服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要求。

办公室世界是建立在单一化秩序和各司其职的规则之上的，它的刻板沉闷使得大多数美国大学生难以把坐办公室当作自己的理想职业，更不要说是从中获得幸福感，对之充满向往、趋之若鹜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