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组织唱红歌者进京演出。其中有位名叫易如国的成员，临出发前，其90多岁老母去世。易某于8日向亲友托付后事，9日凌晨将母亲遗体送上灵车，毅然上车赴京。换言之，他没有参加母亲的丧礼。对着媒体他这样解释：“这次演出，我代表的是重庆三千万人民。如果在这时请假，整个团队肯定会受到影响。从大局出发，我不能拖后腿。”
此事被当地媒体报道，当然是作为无私奉献的好人好事报道，还配发了感人的照片。然而，在网络媒体上，此事得到的评价几乎全是负面的。几乎所有评论者都认为，这样的人太不近人情了，而一个不近人情、对自己的母亲不能尽孝的人，不管说什么，唱什么，恐怕都不能令人信服。
又有好事者举出一个星期后发生的另外一桩事，以作对比：国台办副主任郑立中正率团在台湾中南部展开拜会活动，惊闻88岁高龄老父在福州病逝，临时中断拜会行程，急飞福州奔丧。对此，网络上一片赞美之声。
如此两种截然不同的舆论反应，确实很有趣。按说，网络上活跃的人物多接受启蒙观念，未必完全承认孝道理念之现代意义。易某之遭人抨击，或有其他原因。不过，如此一致的抨击，尤其是对郑立中的赞美，似足以说明，公共知识分子的观念确实已发生了某种巨大的变化。报道易某事迹的媒体却没有注意到这一变化，以至于本来是要报道好人好事，结果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批评的靶子。
这可能是惯性使然。过去几十年来，媒体报道英雄人物、先进人物，几乎总要讲述一两个先进人物不顾父母、妻、子疾病、安危，而全身心投入到公家、国家事业中的事迹，这种不为父母奔丧的故事似乎就不少。仿佛只有这样，一个人才够先进。
这样的价值观念完全是现代的。在传统中国，一个人如果不为父母奔丧，那就是要被所有人鄙视的。官员如果贪恋权位，不为父母奔丧，是要遭到严厉的行政甚至刑事惩罚的。丁忧守孝三年是旧时官场几乎强制的行为，如当年的曾国藩等。这些习俗、制度中体现了儒家的治国理念：治国始于修身与齐家。
儒家的理念很简单：最好的治理是自我治理，自我治理的社会前提是，每个人自我治理，此即修身。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元也应自我治理，此即齐家。这绝不意味着，儒家不关心家以外的公共事务。事实上，儒家主张修身、齐家，就是为了达到治国、平天下之宏大目标。但儒家清楚地知道，治国、平天下必须从最简单、最基础的事情做起，那就是修身、齐家。
至关重要的是，人能否在邦国、天下事务中扮演好自己作为公民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在家庭中是否接受了良好的训练。人必然出生于家中，其一生最重要的活动空间是家。人只能在家庭中，更广泛地说，在私人生活之中，训练其社会性行为。比如，通过夫妇、兄弟关系，理解与陌生人的朋友关系。通过父子关系，理解公共性的君臣关系。
更广泛地说，人通过在家庭中的爱，理解、训练爱更广泛的范围内的人的能力。这就是《论语》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意思。人通过在家庭内的秩序性生活理解外部世界的正义，这也就是《论语》所说另外一句话的含义所在：“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传统中国不存在基督教那样的教会，人们对爱与正义的认知和运用能力，一般都是在家庭中养成的。可以说，儒家之所以强调“孝”，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看到了这种私德的重大公共治理功能。
总之，儒家相信，在私人生活秩序与公共秩序之间，其实并不存在截然的界限，前者通往后者，好人是好公民的前提。一个人，如果不能做好一个私人，比如，不是好丈夫、妻子，好儿子、好儿媳妇，不是合格的父亲、母亲，那他就不可能是一个好公民。即便在家庭之外的组织中，他表现得非常出色，似乎也只能说明，他的人格是分裂的。一个人如不爱他的至亲，怎么可能爱陌生人？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公正地处理家庭事务，他怎么可能公正地处理家庭之外的公共事务？因此，儒家要求君子，首先在家庭的私人生活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然后才有可能在社会的公共生活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当然，古圣先贤也清楚地意识到，私人关系和公共关系的性质并不相同。假如人们完全沉溺于家庭的私人生活之中，心灵闭塞，不关心公共事务，那么共同体的秩序也无法维系。因此，儒家所说的“五伦”，除了血缘性的父子、兄弟外，另有夫妇一伦，这是契约性的，尽管属于私人情感关系范畴。而君臣、朋友两伦，则完全是家庭之外的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在儒家看来，后者对于健全的社会治理同样重要。尽管如此，前者构成基础。
不幸的是，新文化运动基于其对现代社会治理的简单、片面理解，而发动了反传统运动，其中的重点正是反家庭。反家庭的目的也许是为了个性解放。但是，处于原子化的存在状态的人同样会寻求归属感，这种努力推动人们走向对于另外一些组织的归属，而导致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正是50年代中期以后的情形，反家庭催生出了人的单位化与国家崇拜。人的伦理属性被取消，而仅仅是国家之民，单向度的公民。家庭生活是次要的，亲情是可以随时抛弃的。更进一步，为了宏大的事业，妻子必须检举丈夫，儿子必须向领导举报父亲。长此以往，人们的心灵倾向畸形，而行为趋向扭曲。
恐怕正是见证了如此的社会现状，90年代开始，人们对反传统的传统进行反思。人们逐渐意识到，一个人首先是私人，其次才是公民。一个人惟有做好一个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全的公民。这样，私人的家庭的生活重新获得了意义，孝道也开始被人们重视。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郑立中之奔丧获得人们的肯定，而重庆易先生之绝情遭到人们的批评。这表明，至少中国人已开始形成回归常态社会的共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