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由于清政府腐败，民族危机严重，立宪运动与革命运动同时兴起。革命派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清廷，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民主立宪；立宪派主张保留皇帝，进行和平的政治改革，实行君主立宪。二者的分歧在于将来采取什么形式组织政体和以什么手段达到目的，也就是救国道路和方法不同。以后两派曾为此进行过激烈的论战。
立宪派的代表梁启超始终声明：革命与立宪相辅相成，激烈与温和殊途同归，手段不同，各有其用，两派应节制感情，求大同，存小异，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清政府，像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那样开展和平竞争，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正当的理论商榷，主动提出停止论战。可是，革命派以“排满”为职志，宣称决不能拥戴满族君主实行立宪，且视立宪派为“卖国之党”、“负友之党”，没有同意。
既然无法调和，必然引起竞争。为了争夺民主运动的领导权，压倒对方，双方都想方设法开展运动，扩大影响，取得群众的支持拥护。表面看来这种竞争只是为了己方，实际上也是促使对方努力进取，在无形之中形成了梁启超所说的革命与立宪相辅相成的互动局面。
清政府加快了立宪步伐
这种互动局面从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之时起就表现出来了。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后，立宪派掀起了立宪运动的高潮，并在中央和地方大员中多方进行策动，终于促成朝廷在1905年7月宣布派遣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主张实行暗杀的革命党人吴樾“深恐立宪告成，益不利于汉族”，乃变更了原先准备暗杀铁良的计划，“专向清五大臣下手”（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第193页，中华书局，1981）。9月24日上午，出洋考察政治大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由北京正阳门车站启程，吴樾化装后携带炸弹上了火车，在机车与列车挂接时车身震动，其携带的炸弹受撞，自动爆炸，载泽受了一点轻伤，绍英受伤稍重，吴樾却当场牺牲了。
由于吴樾当场牺牲，此案当时没有侦破，但立宪派和清政府都肯定是革命党人所为。《时报》谴责说：“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预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乃今甫就道，而忽逢此绝大之惊险，虽五臣均幸无恙，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时报》1905年9月25日）《大公报》在惊呼“此真出乎人情之外而莫能索解”的同时，又指出政府不应畏难而退，而应“奋勇前进”，“急行其志，无俟踌躇。”（《论出洋五大臣临行遇险事》，《大公报》1905年9月26日）《申报》更认为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今日爆烈弹之一掷，实不啻以反对党之宗旨，大声疾呼于政府，俾知立宪之大有利于皇室，而不可不竭力以达成之。”（《申报》1905年9月28日）立宪派的著名人物张謇益发感到“立宪尤不可缓”，立电端方，请“奏布明诏，以消异志”（《张謇日记》，乙巳年八月二十六日，江苏人民出版社，1962）。
清政府也确实感到立宪的必要与紧迫，端方致电上海报界说：“炸药爆发，奸徒反对宪政，意甚险恶，然益征立宪之不可缓也。”（《时报》1905年9月29日）一些督抚、将军和出使大臣致电政府说：“此事必是革命党中人所为，盖恐政府力行新政，实行变法立宪，则彼革命伎俩渐渐暗消，所以行此狂悖之举，以为阻止之计。当此更宜考求各国政治，实行变法立宪，不可为之阻止。”（《时报》1905年10月9日）吴樾的炸弹非但没有阻止五大臣出洋，恰恰相反，倒是促使当权者下定了考察政治的决心。1906年考察政治大臣归国，奏请实行立宪。9月1日，清政府宣布仿行宪政。
若清廷立宪成功，就没有理由颠覆它了
革命派认为，立宪成功之后，“政府之势力强，而国民之势力弱；政府之进步易，而国民之进步难”，虽欲颠覆政府，其道无由，“故以言革命，不可不持急进主义。”（精卫：《杂驳〈新民丛报〉》，《民报》第10－12期）要革命就快革命，“否则待虏廷万事改革，势力巩固，处处假宪政以干涉人之行动，借法律以限制人之自由，则虏着着占优势，我在在立危地矣。鼠首保命之不遑，尚云大举哉！”（铁郎：《论各省宜速响应湘赣革命》，《汉帜》第1期）
基于这种认识，同盟会员刘道一等策动洪江会首领龚春台，于1906年12月4日在湘赣边界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众至三万余人，转战两旬而败。1907年，同盟会又加紧准备，于5月发动了广东潮州黄岗起义，6月发动了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发动了广西钦廉防城起义，12月发动了广西镇南关起义。此外，还有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在7月发动的安庆起义。
为了与革命党竞争势力，推动清政府预备立宪，宪政讲习会（后改名宪政公会）的首领杨度致函梁启超说：“其所以必以国会号召而不可以他者，因社会上人明白者甚少……必其操术简单，而后人人能喻，此‘革命排满’四字所以应于社会程度，而几成为无理由之宗教也。吾辈若欲胜之，则宜放下一切，而专标一义，不仅使其脑筋简单者易知易从，并将使脑筋复杂者去其游思，而专心于此事……以此为宗教，与敌党竞争势力，彼虽欲攻我，亦但能曰办不到，而不能曰不应办也。”（《梁启超年谱长编》，第39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梁启超同意。在他们带动下，1907年立宪派在各种报刊上大加鼓吹，要求确定召开国会年限的舆论。并在此前后，相继建立了预备立宪公会、宪政研究会、宪政公会、政闻社等立宪团体，进一步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活动，影响越来越大。
立宪运动取得重大进展
徐锡麟在安庆起事，刺杀了巡抚恩铭。立宪派认为，对于中国前途来说，此事不是可悲，“实为可贺”。“可贺者何？贺其鞭策我政府速行立宪也。”（《大公报》1907年7月16日）果然，清政府由此加速了预备立宪的决心和步伐。首席军机大臣奕劻“闻皖恩铭被戕警耗，大惧，以为实行预备立宪，庶可免暗杀之患”（《皖变始末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44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他对慈禧、光绪说：“欲弭革命之叛乱，舍实行立宪主义，实无良策。盖此辈无他术，只以中国为专制政体，专以压制为惑人之术，我若及早颁布实行，则革匪无术以惑人。”（《盛京时报》1907年7月16日）端方亦电告铁良说：“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不如放开手段，力图改良，以期有益于天下。”（《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444页）继而朝廷再次派遣大臣到英国、德国和日本考察宪政，颁发了亟宜设资政院的上谕，命令各省试办地方自治，速设咨议局。
1908年3月27日，同盟会领导人黄兴亲率会员二百多人在广西发动钦州马笃山起义；4月30日，黄明堂、王和顺等在云南河口起义，但都没有成功。其后，部分革命党人鉴于以前依靠的主要力量会党组织涣散，难于指挥，开始转为运动新军。由于新军的发动比较缓慢，1909年只有同盟会员佘竟成、熊克武等联合哥老会在四川广安发动了一次起义。1910年2月12日又发动了广州新军三千人起义，但很快便被清军镇压。章炳麟、陶成章因对孙中山不满，又恢复了原来的光复会组织，从同盟会分裂出来，同盟会的力量更加削弱。
较之革命运动，立宪运动在这三年中开展得相当出色，成效显著。1908年，立宪派发动各省人民到京上书，请愿确定召开国会年限的运动。清政府害怕丧失人心，8月27日颁布了《宪法大纲》及《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确定预备立宪之期为九年，届时召开国会。1909年，立宪派全力投入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在许多省取得了胜利，掌握了领导权。1910年，立宪派又以各省咨议局为中心，领导了四次全国性的速开国会大请愿，迫使清政府将召开国会的年限缩短了三年。在同年召开的第一届资政院会议上，议员同军机大臣的违法行为进行了激烈的斗争，要求赦免包括革命党人在内的所有政治犯，搞得清政府手足无措，穷于应付。
虽然革命运动的发展不如立宪运动迅猛，革命与立宪的互动局面仍未改变；不过互动的形式不再像以前那样通过竞争表现出来，而是变为两派人士互相支持了。在国内，各省都有一些两派人士彼此熟悉，甚或为朋友、至交，关系比较密切；加之根本宗旨相同，大都能和平相处，遇事相助。立宪派人士看到清政府镇压革命一次，就大肆攻击政府一番，大骂政府专制、欺骗人民一通。这对于革命运动来说，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支持。至于实际行动，如为革命派的报刊遭封禁打抱不平、热心营救掩护革命党人、资助革命经费等等，对于革命党人保存力量、继续准备起义，无疑大有帮助。一些革命党人看到立宪运动蓬勃发展，也投入到立宪运动之中，呼吁速开国会，参加立宪团体、咨议局联合会或立宪派组建的政党，与立宪派人士共同携起手来同清政府斗争。这种互动关系对双方来讲，都是有利无害的。
立宪运动的发展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
1910年2月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仍然主张在广州发动起义，并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重要干部开会，决定了设立领导机关统筹部、组织选锋队（敢死队），以及筹款等事项。统筹部预定1911年4月13日在广州起义，由于一些具体原因，起义计划未能如期实现，参加起义的人数也大为减少。黄兴只好改变起义部署，27日下午率领一百多名先锋队猛攻总督府。经过激烈的战斗，牺牲七十二人，惨遭失败。受此重大打击，革命党的主要领导人都非常灰心，同盟会立即陷于一种分裂、涣散和瓦解的状态。领导起义的香港统筹部和以后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均没有1911年再次发动起义的打算。
但立宪运动的发展却点燃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索。自1910年国会请愿失败后，一部分立宪派人士的思想就开始转向革命。1911年5月8日，以总理大臣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成立。13日，在北京召开的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就确定了以推翻违背立宪原则的皇族内阁为中心议题，两次呈请都察院代奏，另简大员组织内阁，同时公开发布报告书，指出内阁所推行的政策的反动性。而皇族内阁反在7月5日副署的上谕中申斥联合会议论嚣张。联合会人员无不满腔愤怒，又写了通告各省团体书，指出政府罪恶滔天，人民对它深恶痛绝。与此同时，立宪派领导的保路运动在四川广泛而激烈地开展起来，清政府调动湖北新军前往镇压，逮捕领导人蒲殿俊等，屠戮赤手空拳的请愿群众，不但进一步把立宪派推向了对立面，也为革命创造了特殊有利的契机，使得湖北的革命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领导人看到当地统治力量空虚，有机可乘，开始商议发难和统一领导的问题。并在湖北当局搜捕革命党人之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于10月10日晚上仓促地发动了武昌起义。
革命党人占领武昌城，立即得到以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首的湖北立宪派人士的大力支持。他们除通电各省咨议局，号召响应革命外，还从经费、物资和动员群众等各个方面为革命军提供保障，对于扩大战果，保卫革命政权，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普遍发展与高涨，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其后，江南各省相继光复，大多数得力于立宪派及其控制的咨议局，少数是两派的联合行动。辛亥革命的爆发和胜利，是革命运动与立宪运动互动的结果。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