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比较，为什么中国政府做的事对了，而那些国家政府做的事却恰恰不对？我们曾有过一个初步探讨，以一种历史方法，比较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东欧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是经过20多年极其残酷的武装斗争，登上执政党地位。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共产党受到千锤百炼，其组织结构的严厉，党内干部的选拔，党的领导的个人能力，都是卓越的。由这样一群人来做任何一件事情，恐怕都比东欧、或被外国军队扶植上去的人都会做得好一些。
国际社会上流行的一个观点，就是比较落后的体制，其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表现总体来讲都会较差些。这种观点是否成立？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历史上的强权或集权政府，让人感叹的就是公元前四世纪到三世纪时，秦国六代君主，在持续100多年时间里，使秦国从战国七国中最弱小的一个，成为最为强盛，最终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府。那么秦朝政府，做对了什么事情？和中国共产党很多措施类似，一是经济实行自由化，解放了众多农奴；二是实行一个稳定的低税率，给地方老百姓提供强大的激励；三是干部对官员，有比较严格的考核制度；四是对领土，甚至可以采取一些特区政策，即减免税务，不征兵役，不征徭役，最终结果是在100多年过程中，秦朝越变越强大，最终可以扫平六国，统一中国。
这是一个非民主、非现代的国家机器，取得了非常卓越、辉煌成绩，并持续上百年经济发展。为什么远古以前的集权政府能做的那么好？我以为，独裁者和集权政府，同样可以做的很好。但集权者和独裁政府真正的缺点在于它没有可持续性，在长期、持续和政策稳定性方面，集权政府比民主政府差远了。
所以，真正需要解释的问题，还不是中国政府做对了什么，而是说为什么有些政府持续性强，而有些政府持续性不强。针对此问题，我们可以用“改变政府成本”理论来解释政府不同的行为。为什么集权政府会有极端行为，而民主政府会有稳定的政策和行为。
在民主国家，改变政府的成本通常很高，但在某些特定时间，改变政府的成本非常低，这些国家的人如果想改变政府，他们就选择最佳路径；而非民主政府、集权政府、独裁政府，其特点是改变政府的成本可能始终很高。当一个社会发生负面效应时，集权政府一定是快快采取集权行动，把这个形势修补过来。而民主政府，即使是发生负面效应时，不是立刻采取行动，来补救当前的局势，而是盘算其最佳时候，其行动可以缓和一点。
反过来讲，如果一个社会发生了正面效应，把这两个成本都抬得很高，非民主政府就会认为非常安全，政策的随意性也很大，或许会更多地追求那些不符合大众利益、而是符合个人或者利益集团利益的一些政策。这时，一些破坏性政策会走得更远。而民主政府，无论你正面的效应有多好，把这个平常的成本抬得有多高，而改变政府的成本没有发生变化，所以形势再好也不会过多脱离对大众有利政策，或去追求个人小集团的政策，因为那样则会丢掉其政府，被老百姓推下台。
所以，政策的稳定与不稳定，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稳定时间点，使得老百姓可以等到那个时候，来降低成本改变政府。这也决定了政府在短期内碰到问题时，是耐心反应，还是在短期内强烈地反应；在形势好的情况下，更多地追求个人目标，还是仍然不忘大多数人的目标与利益。
金融危机，中国政府采取强烈的政策措施来解决当前问题，这确实比西方民主政府做得好得多。但也像其他所有集权政府一样，政策的大起大落，也要突出得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