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行业的缓慢衰落已经打开了公共话语受到意识形态推动下的错误情报泛滥的大门。对此，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肯定会不高兴。

先交代一下笔者的个人历史：我1982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华盛顿特区的两个智库实习。因为认定自己要在这个领域发展，两年后返回学校攻读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在此期间我得到纽约一家自由派智库的暑假实习岗位。获得硕士学位后曾打算仿效海明威在巴黎闯天下，失败之后返回华盛顿，我把实习中获得的本领成功地转变成每个月赚1000美元的工作，那是在1986年，作为报纸特约通讯员为评论刊物和报纸评论版提供辛苦获得的智慧，同时还担任当地另一家报纸的专栏作家，负责艺术栏目。

毕竟，我们是纽约的智库，我唯一看得见的义务就是一个月一次给国会山记者和国会临时成员供应硬面包圈早餐。在那里我将介绍一些左翼名人举行讨论会，解释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言行为什么是错误的。作为自由作家，我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我发现无法对付即使最受追捧的成功也似乎天生存在于的必然的厌弃和排斥。所以在32岁时，我返回学校攻读历史博士学位，最终落入现在从事的行当，同时在大学、媒体和智库三个领域工作。

在那个时期---从此后---我有了更多时间来思考这三个领域各自对“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讲真话”的理解是多么不同。讲真话，是啊，可这里有困难。“真话”到底是什么？在不同的地方，它的意思会发生变化。

李普曼与杜威的辩论

让我们回顾一下1920年代沃尔特·李普曼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著名辩论。这次辩论开始于李普曼在1919年和1925年之间出版的三本精彩的系列著作，到1927年杜威对李普曼的代表作《公众舆论》做出像书一样长的回应后终结。这次辩论同时涉及到许多议题，但最终落在两人对真理的不同认识上。李普曼认为现实是“可描绘的”。通过把独立的、客观的现实和与之对应的语言结合起来，人们可以发现真理。在李普曼看来，这就是民主理论的失败之处。

李普曼认为决定我们集体命运的社会和政治事件远远超过了公众的经验和专业知识范围。只有通过不完整的、理解并不透彻的媒体报道，人们才可能了解这些事件。因此，公众舆论人们对世界的“地图”或“形象”而不是世界本身的回应，是受到操控的。民众的政治意识并不涉及真实的“世界”而是与一个中介性的“拟态现实”（pseudo environment）保持一致。

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是，该“拟态现实”因为人们接受的方式而受到腐化。考虑到新闻报道在经济上和专业知识上的局限性，李普曼认为，新闻“来到我们身边时往往像一团乱麻”。这对棒球技术统计表、跨越大西洋的飞行、或君主的去世来说很好，但在画面更加复杂的地方，往往造成“错乱、误解、和错误解释”的结果。李普曼把普通民众比作体育比赛中坐在后排什么也听不见的观众：“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发生这种事，应该发生什么事；他生活在一个看不见、听不懂的世界，因而无法监督。”

约翰·杜威并没有试图为公众在公共事务方面缺乏思想深度辩护，但他坚持认为李普曼误解了民主社会中真理的意义。虽然李普曼鼓吹的是后来新闻学学者詹姆斯·凯利（James W. Carey）所说的“知识的旁观者理论”，杜威认为知识具有“交流和结社”的功能。李普曼具体化的系统性探索对杜威来说不过是知识的开始。他写到“视觉只是旁观者，听觉才是参与者。”民主的基础不是信息而是对话。

新闻和错误信息

无论在新闻界、学术界还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政策世界，公共讨论的多数参与者都假装像李普曼一样追求事实，通过杜威的交流和对话文化得出结论。大学教授们对他们评论的话题或者撰写著作的专业研究领域往往比记者的知识更丰富，对某个具体话题的看法和愿意从中得出的结论往往更加谨慎。他们会使用相关的反证检验他们的真理，并提供注释让持有不同观点的人了解反对意见。

另一方面，记者往往把身处权威地位者愿意说的任何话语都当作真理，甚至匿名（如果没有人为此打官司）。一个人的说法的准确性常常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尤其是当这个人是公职人员时。如果一个记者想在报道中塞进来的论点没有证据支持，他就会加上诸如“似乎”或“有人说”等“砰！追逐鼹鼠！”之类童话词语夹带观点进来，不管它的现实基础是多么不可靠。更糟糕的是，太多的记者相信记者工作并不要求他们在多种真理说法中做出裁决。当然，根据客观性原则，任何报道都存在“两个方面”，而且只有两面，但如果双方都因为自身目的而使用谎言和其他形式的故意欺骗，那就是别人的问题了。

智库研究员生产的“真理”位于新闻报道和学界论证之间。这些机构提出的研究成果往往是有脚注的，但这些注释本身往往可疑，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反证除了被作者以讽刺性的口吻提到外，很少会出现。如果符合作者的信念，这个真理就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虽然脚注很好，为了表现出权威的派头，如果他们出借自己的论证就更好了。

在大学、媒体和智库中的任何一个领域，从业者对比较规范的专业刺激和至少最初来自可靠结论的结果做出反应。比如，新闻界的变化太快，根本容不得学界的一丝不苟。要获得复杂事务的准确信息往往需要几十年时间的收集和考察，但政客、公司和个人需要马上采取行动。正如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新闻”不再“新”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价值。但关键是资金充裕的、自我约束的、多面的领域尝试用新的图画取代李普曼所说的公众“头脑”中的“图画”，这些新图画服务于作者或作者代表的利益集团的利益，意识形态的、经济的或个人的利益。如果同时在众多媒体以持久的、训练有素的风格实施的话，这种尝试很可能取得成功。

这恰恰是最近几十年发生的事，像理查德·梅隆·斯凯夫（Richard Mellon Scaife）、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库尔斯兄弟（the Coors）以及最近的科氏兄弟（the Koch）之类右翼亿万富翁已经加入到跨国公司的行列中来，在经济、军事和社会政策上把辩论的政治重心推向右倾。这些人的成功部分是因为那些仍然坚守思想良知的学者和教授除了自己狭隘的专业领域之外，已经失去了向大众讲话的能力。与此同时，右翼脱口秀广播、有线电视新闻、一大群资金雄厚的智库如遗产基金会、美国企业研究所、卡图研究所、曼哈顿研究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已经淹没了意识形态色彩更少的其他智库如布鲁金斯学会和纽约卡耐基基金会的声音。而真正的自由派智库如工会支持的经济政策研究所和最近成立的美国进步中心的劣势就更加明显了。

虽然从杜威的对话角度看，报纸行业的缓慢衰落和不那么专业的网络新闻机构的增长是有益健康的，但这种趋势已经打开了公共话语受到意识形态推动下的错误信息泛滥的大门。

这个结果就在我们周围。萨达姆·侯赛因攻击了世界贸易中心吗？奥巴马的医疗保健改革法案呼吁“死亡专家小组”吗？人类行为的全球气候变化是场骗局，或是科学家为寻求更多资金支持而炮制的阴谋吗？对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减税措施真的能让他们付出代价吗？李普曼写到，只有在人们被剥夺了独立获取信息的机会的地方，江湖骗子、滥竽充数者、好战分子、恐怖分子才会泛滥成灾。但正如我们今天看到的，他有点过于慷慨了。当精英懒得提供准确信息，或者因为自身的政治利益、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而拒绝这么做的时候，这些骗子同样可以轻易地大行其道。而这种问题还需要讨论的事实本身就足以令人感到悲哀，因为它说明李普曼和杜威竭力要我们防范的阴谋诡计和人为操纵等行径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

作者简介：

埃里克·埃特曼（Eric Alterman），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英语教授和新闻研究生院新闻学杰出教授，《国家》、《如意时空》（Moment）和《每日野兽》（The Daily Beast）等媒体的专栏作家，美国进步中心、国家研究所（the Nation Institute）、世界政策研究所（the World Policy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著有八本书，最新著作是《歌舞伎民主：奥巴马与体制的博弈》。

译自：The Professors, The Press, The Think Tanks—And Their Problems By Eric Alterman

http://www.aaup.org/AAUP/pubsres/academe/2011/MJ/Feat/alte.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