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教授在这篇文章里，以其睿智的历史目光和独特的经济学视角，对后工业时代经济形态的性质、一体化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里企业家的重要性、跨国公司本土化、网络经济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由移民问题，和这些问题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做了全面、丰富、深刻、生动且富有启迪性的论述；藉此，一幅精致的、全景般的未来画卷在读者面前徐徐展开……
“我们正处于工业时代向后工业时代的转折点”，这一判断对中国而言大致不错。工业生产的核心特征是“标准化基础上的规模经济”；后工业生产，至少就目前已经看得见的趋势而言，是“个性化服务基础上的规模经济”。这一特征在网络经济里面被称为“mass customization”——一个似乎有些自相矛盾的概念，却非常真确地表现了后工业时代“规模经济”的形态，既是为客户“量体裁衣”，又是价格足够低廉的“大规模”服务。当生产的自动化程度覆盖了足够广泛的经济部门（生产，分配，交换），从而自动化生产线专门为单个客户生产小批量个性化产品的成本下降到足够低的水平时，目前发生在丰田汽车制造厂的事情就可以在整个社会经济里实现。
从“丰田生产方式”到“体验经济”
丰田案例这样描述高度自动化所降低的成本：1960年代世界第一流的汽车制造厂商需要每批最少100辆同一型号汽车的订单才可能开动流水线（竞争性市场价格约束下的最小经济规模），从客户订货到汽车出厂，如果是小批量就至少需要1个月等待时间（虽然平均每辆汽车的装配时间为8小时）。而1980年代“丰田生产方式”所创造的奇迹是：流水线可以为单独客户的每一辆单独的汽车进行生产，而客户等候的时间小于1天（平均每辆汽车的装配时间为8分钟）。不仅如此，丰田汽车在1990年曾经宣布：20世纪末将把丰田汽车的平均制造成本下降到1990年的三分之一水平上。这一承诺的经济学含义是：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丰田自动化生产模式，不仅可以大范围地为每一客户“量体裁衣”，而且可以进一步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成本。
所谓“丰田生产方式”，它的制度的实质是什么呢？我假设读者很熟悉那些源自丰田但目前已经普及到全世界的“生产方式”例如“JIT”（Just-in-Time），或者“看板制度”，或者“零库存制度”，等等五花八门的版本。在我看来，丰田制度的实质可以由这样两个条件概括：（1）以装配工人为核心的灵活生产方式。这已经由丰田制度的创始人加以总结过了，不论是“看板制度”还是装配线的“灵活转换”，或者“机器人组装线”以及后来兴起的“无人工厂”，其操作的核心总是不断在大脑里转换着知识类型的生产工人。这就是为什么丰田将流水线从传统的直线形改造为以人为核心的半圆形，让机器以射线方式从人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2）以最终用户为核心的Extranet价值链。这就是所谓“需求拉动式生产方式”，它是实现“零库存”的前提。如果没有整个价值链上每一个供货商的合作，任何单独的厂商都无法实现自己内部的“零库存”。而整个价值链的合作，要求链上的每一个厂商对上游和下游的厂商足够信任以致同意将自己的中期生产计划和日常生产调配纳入其它厂商的生产计划与日常调配体系之中——Extranet。正是这个Extranet把最终使用者到经济资源之间的整个价值链条联结为“零库存”生产体系。否则，如何能够想象一天之内让客户拿到特别订购的汽车而又没有大量库存呢？
丰田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因为整个社会经济在两个方面发生了重大改变：（1）当收入水平提高到某一关键程度时（例如当基本生活必须品的支出在总支出里的比重下降到20%以下时），消费者便开始追求消费的个性。这使得消费方式从大众的简单划一的“标准化消费”转向旨在让人性获得全面发展的，“一对一服务”基础上的“个性化消费”；（2）当物质资本被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例如当工资支出在生产总成本里的比重上升到70%以上时），大部分简单劳动已经被自动化生产取代，大部分生产性劳动已经转化为管理性劳动，换句话说，由于物质资本的大量积累，劳动的基本性质必定要从体力的支出转变为脑力的支出。不仅如此，脑力支出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亚当.斯密时代简单地支配材料与手的操作技能转变为支配不同类型的操作性知识以及把经验转化为日常性创新的能力。而且，更进一步，在脑力支出的这一新方式中，把经验转化为日常性创新的能力正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而成为脑力支出的主要方式。换句话说，网络经济将要求每个工人都成为“方案设计师”，因为个性化客户服务本身所要求的，正是为客户设计单独的方案。
上述的两个方面的重大改变，通常被概括为“知识经济”。但这是一个引起了很大误会的模糊概念（参见我写的“知识，经济，自由——知识经济批判”，《方法》，2000年即将发表）。一个更准确的名称是由彼德·德鲁克普及了的“知识社会”（参见Peter Druker，The Post-Capitalist Society）。这一知识社会的经济状况被称为“体验经济”（the experience economy），这个概念比所谓“知识经济”准确得多。在“体验经济”里，人们追求的是“体验”本身。“体验本身”意味着：“过程”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例如，当“目的”仍然很重要时，你或许必须“买”一套，而不是简单地去“租”一套结婚礼服，因为前者的目的在于“拥有”，后者的目的在于“体验”。这在经济学上差异巨大，因为“租”是服务业的内容，而“买”则是从生产者那里去买。也就是说，当社会普遍地转向“体验经济”时，经济就从工业主导转向了服务尤其是信息（“方案设计”）服务主导的经济。“体验经济”在它的供给方面，则如上面论述的那样，要求工人从简单的体力劳动者转变为“方案设计师”，否则他将难以完成面向客户的“一对一”服务，他将被解雇。
资本制度的核心：企业家才能
上述的收入，技术，与人性发展的一般趋势，还必须被放在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这一具体历史情境中来理解，才成为现实经济学。那么，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主要特征是什么呢？这个被人们叫做“资本主义”的制度的实质是什么呢？我已经在许多文章里回答过了后一个问题（参见我写的“哈耶克扩展秩序思想研究”，《公共论丛》1996、1997），这里仅引哈耶克的一句话来概括：我们通常叫做“资本主义”的那个东西，应当被叫做“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不错，我们必须批判资本的贪婪与人性的异化，必须看到“资本主义在每一个进步的同时也表现为一种退步”（参见我在《财经》月刊的专栏，“边缘”）。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资本的利润机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无法取代的贡献。这就是为什么我甚至愿意接受通常的提法，把“后工业社会”叫做“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我们还没有见到哪个具体的社会可以从工业时代不经过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后工业时代。
那么，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最主要特征是什么呢？也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追逐利润”。对人类社会作出贡献的，不是“资本”，而是“利润”，是叫做“利润机制”的那种制度因素。正因为有了利润机制，市场竞争才可能成为充分的，而充分的市场竞争导致企业家创新与成本最小化原则。这里出现了三个关键词：（1）资本，（2）企业家，（3）利润。在全球范围内，那些意识到潜在市场及其潜在利润的企业家，他们要说服经济资源的所有者 （劳动，土地及自然资源）按照他们设想的方案来对这些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假如他们有足够好的信誉（创新成功的历史），假如他们愿意支付资源所有者足够高的费用（竞争性价格），那么他们就可能获得资源支配权并且可能实现创新和获得足够补偿创新努力的利润。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关键词——“信誉”。整个“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之所以能够不断扩展，就是因为合作的“信誉”能够不断扩展。支撑着信誉扩展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包括与契约有关的法律，审计，财会等等制度在内的“支撑体”。因此信誉的扩展绝非朝夕之功可成，而需要经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这样一种眼光下，“资本”就绝不是简单的“金钱”，而是上述的一整套制度支撑之下的企业家用于追逐利润的信誉关系。
当一个地区的经济已经有了比较健全的“资本”制度时，资源配置权就主要以金融资本的方式在各个企业家手中流动。所以熊比特说“银行家是资本主义的守门人”，因为这时，企业家只要说服了银行家，就可以获得资源支配权了。当一个地区的经济还在“发展阶段”时，资本的支撑体系就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金融资本流动，从而经济合作的信誉就不得不更多地由其它方面的手段来支撑，这包括血缘关系、朋友关系、政府干预以及黑帮组织等（参见我写的“制度创新的一般理论”，《经济研究》1993年6月）。由于这些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经济效率，它们所支撑的信誉的成本会高于纯粹金融手段所支撑的信誉的成本，而这就意味着更高的风险（合作关系的不稳定性）。资本与风险之间的均衡关系是：高风险资本要求高回报率。这是发展中地区与发达经济区域相比普遍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的原因之一（资金供给方面的原因）。发展中经济具有更高的投资回报率的另一个原因是那里普遍地比发达经济存在着的更多的投资机会（资金需求方面的原因）。这主要是因为后发展地区可以利用已发展地区开发出来的先进技术，即所谓的“后发优势”（catching-up effect），而后发优势的隐涵假设是技术进步的“路径依赖性”（即先进技术的开发要以此前的技术为基础）。不论如何，更多的投资机会意味着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更高的投资回报率。
因此，当我们一般地声称“资本的本性是从低回报率流向高回报率地区时”，我们应当补充一个重要的看法：如果全球经济处于均衡状态，那么根本就不会有回报率上的差别；如果全球经济处于非均衡状态，那么使资本流向高回报率地区的是有能力创造新的制度来控制风险从而把那里的潜在利润转变为现实利润的企业家（参见我写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对于那些不懂得如何控制风险的投资者来说，发展中地区的“高回报率”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高回报率意味着高风险，而不懂得风险控制就意味着潜在利润将可能会转化为投资的巨额亏损，所以，资本制度的核心就是企业家才能。
“自由移民”与跨国公司“本土化”
综合了上面的全部讨论，我们得到这样两个判断：（1）后工业时代的“体验经济”，其价值链条的最大增值部分是提供“一对一”服务的人（方案设计师）；（2）人类合作秩序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就“资本”制度而言，表现为企业家通过创新而获得潜在利润的一系列活动。从这样一幅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图景里凸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很显然，是那种掌握着并且不断在头脑中转换着各类知识的人。于是当代资本流动的逻辑可以这样表示：懂得“市场”的人和懂得“服务”的人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并提供他们的劳动。这导出我这篇文章的主要话题——“自由移民”问题，以及为缓解这一问题同时满足资本流动的要求而导致的诸如跨国公司“本土化”、民族企业“国际化”以及“企业间网络关系”等这类公司形态的变化。最后，我还想指出“自由移民”问题其实不仅仅是个经济发展问题，而且更根本地说它还是实现人类理想世界秩序的一个重要前提。
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意味着那些懂得服务的人，例如香港的裁缝、中国的厨师、新加波的酒店管理者、日本的百货公司经理、德国的工程师以及美国的企业家等等，所有这些人要能够自由地移居于世界各地。但事实上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它要涉及到两方面的阻碍，即政治上的障碍以及文化上的隔膜。这里，我只讨论文化隔膜所造成的障碍，因为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要与文化有关。
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因为工作的缘故移居它乡，他的孩子（涉及到相应的学校、医疗保险、医生、孩子的朋友等），配偶（涉及到与她相应的医疗保险、朋友、社交圈子等），父母，朋友，他的社会关系，社交圈子，文化生活，他日常的饮食，宗教，许多其它方面的习惯等等，他生活的所有这些方面都需要相应地作出调整。而所有这些调整，在市场经济里都被货币化为“成本”——迁移成本（migration cost）。如果他是公司雇员，那么公司将负担这一成本的相当大部分（50%？）；但迁移成本的相当大一部分是无法用货币来补偿的，这被叫做“心理成本”（psychic costs）。就我所知，一家日本公司把雇员送到香港去工作，需要支付该雇员两倍的工资，外加高额房租补贴和探亲机票；一家美国公司为其派驻香港的高级雇员要支付每月4万美元的房租；韩国的一些企业90年代中期把它们在印度尼西亚的工厂拆迁到中国的延边和山东，其最主要的理由是“文化障碍”；出于同样的理由，台商和港商在内地的初期投资几乎多分布在广东、福建两省。
当迁移成本超过移民在海外可能实现的潜在利润时，迁移就会停止。没有服务人员和市场开拓人员的流动，市场扩展的速度也会大大放慢。在后工业时代，贸易的最主要成分是服务（包括产品的售后服务）而不再是产品；而服务与产品之间的本质区分就在于前者的销售过程本身就是服务过程，而后者则不具备这一特征。你无法把理发师的服务买回家去消费，因为你能够占有的不是理发师而是理发师的服务时间。
自由移民是如此重要，以致100多年前的李嘉图（《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1817）曾经这样猜测：假如全世界能够自由移民，那么肯定会有一些国家变为荒漠，因为这些国家所在的地区或许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这里的人口将全部移民到其它更适合居住的国家。但是由于现实中没有移民自由，所以在这些国家与其它国家之间有了国际贸易，由此他还进一步阐述了各国间的“比较优势”。后来的“俄林-萨谬尔逊”定理则证明：一定条件下，国际间的产品贸易足以使要素（劳动与资本）的回报率在各国间趋于平等。但是，这个“一定条件”却无法在服务业和人力资本占主导的后工业时代得到满足，所以才出现了发达国家主要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的“悖论”。事实表明，最关键的服务和技术转让总是由人来完成的，后工业时代的经济一体化不能够单纯地由产品贸易来实现。
仍然是由日本人带头，国际性的大公司试图以海外公司“本土化”的方式来克服文化障碍给资本流动造成的困难。在网络经济崛起之前，这被认为是最有效的跨国公司经营战略（包括公司在当地避税的优势）。但是“本土化”要求主要从本土雇佣人力资本，这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合算的。例如在不少发展中国家，由于教育落后以及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雇佣本地人所引起的培训成本，企业内部纠纷所导致的成本以及信息扭曲成本往往高于传统经营方式。所以，“本土化”这一跨国公司发展的大趋势，需要等待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进一步改善才可能最终实现。
“自由移民”与“网络经济”
现在我可以讨论网络经济了。网络的技术特征——分布性空间，决定了它可以极大地缓解由于不能“自由移民”而产生的“市场割裂”问题。当产品或劳务不能自由流动的时候，就会产生产品或服务市场的割裂（market segregation），例如厂商可以就同一产品在不同市场里实行“价格歧视”。夏威夷本地居民可以只付50%的价格入住最豪华的希尔顿海滨酒店，那是因为海外来的观光客不得不接受100%的房间价格。而不得不接受高价是因为海外的酒店（“不动产”）是不能“自由迁移”到夏威夷来的；美国软件研制人员的工资收入比中国同类雇员的高许多，那是因为软件人员不能从中国自由流动到美国，所以软件人员的劳务市场在国际间是割裂的；日本国内大米的价格比美国的大米价格贵4倍，那是因为日本长期对海外封闭米市。总之，市场割裂的结果便是价格差异。只要就同样的东西而言存在价格差异，就存在潜在的交易利润，就会有企业家试图将这潜在利润转化为现实利润。Intranet是把地区间要素价格的差异转化为现实利润的有效技术手段之一。换句话说，企业，不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只要发现了潜在的市场，总可以在要素价格便宜的地区设立生产基地而在产品价格高昂的地区设立销售基地，Intranet则成为使企业产销渠道畅通的支撑系统（假设服务可以通过网络自由流动，例如软件产品）。最近有一家新上市的“医疗咨询”公司，它为专业手术医生提供网上服务，医生可以通过临床视像系统将手术情况实时转播给该公司在各地的一百多位权威人士并获得实时的手术指导咨询。这就是典型的在不能“自由移民”情况下缓解市场分割的几乎算是自由流动的“专家服务”。类似的网上服务还有法律咨询，会计事务，专业计算和设计，翻译，烹调，园艺，心理咨询等等，不胜枚举。
我一直认为，intranet和internet都只是extranet的特例。公司内部的intranet，常常可以被公司之间的信息与产品交换——“B2B”所取代，这取决于两者间交易费用的比较。另外，在extranet与B2B之间原本也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从后者可以连续地过渡到前者，这取决于参与交易的公司在多大程度上必须卷入对方的日常生产流程。事实上，跨国公司在打入海外市场的初期，通常先要寻找已经在海外市场里的公司创办“合伙制度”（代理，分销，共同经营，合股公司等），然后再逐渐过渡为一体化的公司。而且，如希克斯早就说过的，由于“企业家能力”的限制，没有任何公司的规模可能扩展为把全世界的生产过程完全囊括到公司内部。或迟或早，企业家将感到没有能力继续以最小成本在如此大范围内提供他的商品。这是公司的边界，超出这个边界，公司将从其它公司购买而不是自行生产自己需要的产品。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B2B”（或extranet）是网络经济的一般形态，它把无数现实的和潜在的企业家能力整合为新古典经济学宏观经济生产函数里那个集结以后的“企业家能力”。
再进一步理解，难道在internet与extranet之间就不存在连续的过渡吗？互联网的那种以极低成本将无数离散的需求汇集起来的特殊能力，在internet这里表现得尤其出色。而每一个“门户”网络，只要能够汇集足够大的需求，都有可能演变为独立的“市场代理”（market representative），再进一步演变为生产厂商的代理人或合伙人，或直接过渡为独立“生产者”，或干脆被收购。随着这一演变，internet便被extranet逐步整合到与生产厂商同步运营的更大系统中去了。谁能否认，目前流行的传销体系（多层市场营销方式）既是离散的消费者群体同时又把消费者（同时也是推销员）结成了“企业”呢？
与跨国公司的“本土化”发展几乎同时展开的，是各国“民族企业”的国际化发展。台湾计算机产业的国际化发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出色的例子。区分“跨国公司”与国际化了的“民族企业”的，与其说是这两类企业的“民族性”，不如说是这两类企业在资本实力上的差异。发达国家“民族企业”的国际化就等于“跨国公司”，而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的国际化，即便已经非常成功，也很难叫做“跨国公司”。
“资本-劳动”关系始终是经济的“轴心关系”。不断演变着的，是资本与劳动的具体形态。后工业时代资本的形态，如上所述，是整套支撑体系之上的“信誉”关系（资源支配权，金融）；后工业时代劳动的形态，则是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人的脑力服务（信息服务，“方案设计”）；后工业时代“资本-劳动”轴心关系的表现形态是怎样的呢？我觉得，上面的分析已经表明，这一关系应当表现为金融资本与知识人的结合。否则，我们如何解释在硅谷获得空前成功的面向一切主要雇员的“认购期权”激励制度呢？在我看来，这一激励制度无非就是传统的流行于各类专业事务（律师、医生、民航飞行员、目前开始流行的演员“票房分成”）领域的“合伙人制度”的扩展。
总而言之，当迁移成本大于建立网络体系（internet、intranet、 extranet）的成本时，企业便投资于网络体系，以此作为“自由移民”的一种有效替代手段。“体验经济”的扩展迟早会把“自由移民”问题提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议事日程上来。即便实现了自由移民，由于互联网能够以极低成本将极分散的需求汇集起来的能力，它仍然特别有希望成为未来的经济一体化的技术基础。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自由移民不仅仅是“经济一体化”的最终议题，它更是人类理想社会的前提之一。亚当·斯密在《原富》的序言里曾经表示过，他始终不渝的理想是要做一个古代斯多葛思想家所说的“世界公民”，这当然也是康德在写“世界公民视角下的普遍历史观”和“论人类永久和平”时的理想境界。而且，从亚当·斯密的叙述中，我们意识到西方思想家们的这一追求还可以回溯到古代印度吠陀学派“世界大同”的涅磐理想。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如何协调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呢？这是哈佛教授亨廷顿提出来的“世纪之问”。对此，我的最概括性的回答是：“自由移民”（人民选择居留地的自由），“万民法”（保护弱势文化与基本人权），“世界公民主义”（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这就把读者引导到了20世纪最后几年里大陆知识分子就“中国自由主义”的道德合法性问题展开的那场辩论的情境中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