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河鱼之上的空间”留言，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值得大张旗鼓地探讨。可是，这里留言板，只允许发布1000字以内的留言。我自己回复留言，也有这一限制。这篇回复，1180字，怎么贴上去？限制在1000字，分两次贴，却不能，因为回复一篇留言，只能在同一窗口内，不能有两个窗口。下面是我们的对话：
汪老师，您好。关注您的博客很长时间了。一直不明白您说的情境是什么意思？因为我的身边总有一些人拿权宜之计说事。比如现在有人认为汪精卫是为了权宜之计而投降。这是否意味着当事人可以为自己在情境中所犯的错误而辩解呢？再者，获得同情呢？不知道情境是否有这一方面的意思？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值得详细探讨。我发表个人见解：如康德所言，没有人主动犯错误，凡是错误，在主体而言必在事后。事发的情境，以及主体的应对，都是情境理性问题。汪精卫是叛徒，也是事后而言。凡事后而言的判断，就必须考虑事实本身未必正确。我党周恩来在晚年曾被毛泽东“挂起来”，根据是所谓的“伍豪启事”。康生两次确认过，那是国民党的阴谋，但在总理晚年，为何毛泽东不为他正名？所以，但凡历史，不能当朝撰写，必须让下一朝的学者撰写。这是咱们中国的老传统。情境理性，只不过是上述复杂性的某种概括。我在清华讲演过情境理性的十个思想来源。你可查阅。叛徒之名号，是角度问题。以民族之角度，以确认之事实，他是叛徒。蒋介石清党的理由呢？从国民党的角度看，共产党是异己分子。时至不久前，台湾广播仍称我们的领导人“匪”。政治的实质，套用现在最时髦的政治哲学家的看法，就是分清敌友。这一定义，我不赞成，因为太相对主义了。我喜欢的，仍是马基雅维利之前的古典政治哲学对政治的定义，即追求人类全体的道德与福利。当然，古典政治早已沦落，马基雅维利之后，政治早已变得低俗不堪。所以，当我们使用政治的语言时，一定要谨慎才好。一个母亲杀了自己的亲生婴儿，法官当然判处她有罪。但定刑的时候，却要衡量她杀人的动机与情境，若是产后抑郁症所致，则量刑很轻。你明白我的意思吧，真相与情境，决定了什么是“正确的行为”，与我们这些后来的旁观者无关。江苏铁本事件，为何将那位企业家抓起来而不抓那位市长？当然是当代政治决定的司法人员的情境理性使然。我们旁观者怎样评论这件事？现在，我们的态度多倾向于憎恨那位市长而不是那位企业家。对吗？历史常常是如此，尤其民族冲突的时候，各自都有“正确的历史”，德法之间的冲突，是这一历史观的典型。中日之间的冲突，或许还要经过很长时间，才有正确的历史。我首先不很信官方历史，其次不很信现在已有的历史。林彪问题，你怎样看？江青呢？难道她真有那样大的罪？还有，邓本人是否犯过类似的罪？以及其他政治家？今天我们读这些人物的历史，有正反两方面或更多方面的资料，所以，更容易比当时的人们发表我们比较公正的评论。同情，是思想史的基本方法，称为“同情理解”。否则，无思想史可言。情境，我解释过，第一个字，就以它的汉语涵义为要。即情感和同情共感。境，也是中国文字的传统，西方有吗？我认为很缺乏。
你的问题最后一问是关于行为主体为自己辩解的。可是，行为主体要为自己辩解什么呢？设想当时的情境，凡需要辩解的，一定是主体对不起的那些人和事，也一定有主体不能不对不起的理由，否则，主体已经承认是错误，就不会去做了。康德理性，没有谁主动地行动错误。后悔，可以，因为事后承认自己有错，可以后悔，恰好说明当时没有意识到错。周总理的许多行为，很复杂，故当时就有许多辩解，多基于不能不的理由。我们今天读这些资料，仍有同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