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改造社会的计划，是特定集团理论体系及价值追求。从民生主义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人原创的意识形态，对于统合政党与民众行动起到重大的引导作用。民生政治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是对阶级及专政的意识形态的救赎;目前改善民生在中国有最为广泛的政治共识，构建以改善民生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持续执政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 民生政治;意识形态;集体行动;执政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政治的主题由单纯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转变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执政党由关注物质财富的生产本身转向关注、解决民生问题，民生政治成为当今中国最为基本的意识形态。对于具有历史主动性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重视自身意识形态的建设，传统的关于阶级的、专政的、单纯发展的意识形态式微，构建富有时代精神，更具有说服力、感召力的及实践性的意识形态，成为执政党当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中国社会在近百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快速的变化，人们由传统的、分散的、自然经济，转入到现代化的、工业社会，社会处于工业化中期发展阶段。在这百年变迁中，有经济社会的自然进步;也有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时间里，组织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采取集体行动，回应西方工业化社会政治经济的挑战。意识形态发挥着重要作用，统合着民众的行动，引导着中华民族走向世界民族之林。
一、意识形态的百年解构与祛魅
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术语，自18世纪未由法国哲学家特莱西首先使用之后，两百年来其内涵被反复讨论、贬谪、构建、称颂。
最初意识形态表达的是一种观念的科学，是一种系统的世界观，既是理论又是政纲，社会和政治改良是意识形态的主要目标;从意识形态概念产生之初就与政治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讨论意识形态，“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实际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到就象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那末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①]马克思重点讨论的是如宗教等意识形态的表面的虚假性，意识形态本质上反映的是不平等的阶级结构，是在一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进入20世纪之后，意识形态是最富有争议和贬义的概念之一。善于研究人类思维规律的德国人不断地对意识形态加以分析研究。1929年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继承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观点，“人类思维中的意识形态成分总是与思考者现存的状况密切相联的。根据这一观点，人类思维不是在社会真空中，而是确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并活动的。”他还分析了意识形态的特点与作用，“意识形态是超越情况的思想，它们事实上从来没有成功这现自己所设计的内容。”[②]他也把超越环境的思想称作乌托邦，从这个意义在考虑，在曼海姆那里，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是有相通之处的;“今天的乌托邦可能会变成明天的现实：‘乌托邦常常只是早熟的真理。”[③]充满愿望的思考总是出现在人类事务中。意识形态以其特有的价值观念对现实世界做出具有指导性的解释说明，从而为文化构造提供明晰的范畴。这样一来，它们只能是具有党派特色的和精心设计的。但是，在所有非传统社会中，意识形态从功能上讲都是不可少的。
汉娜·阿伦特从犹太人独特的政治经验出发，把意识形态与恐怖统治、极权主义联系在一起，恐怖是极权主义的本质，意识形态则是极权政体的准则。她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种解释工具，“即令信奉者满意的，可以解释一切事物和所发生的一切现象的各种主义，它们的解释方法是从一个简单的前提出发来推论”。“对极权主义统治十分有用的因素。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前，意识形态的巨大政治潜能还未被发现过。”[④]在她看来正是对种族主义简单推理的意识形态，造成犹太人毁灭性的遭遇。并非一切主义都是意识形态，只有宣称洞悉历史发展或万事发生之奥秘而能解释一切的“主义”，才是意识形态;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下，摧毁人任何自发行动的可能性，把人变成严格遵从客观法则的动物。显然，阿伦特定义的意识形态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所定义的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发展的极端形式。
意识形态是一定的社会集团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体系，集中反映该集团的政治理想、价值追求和行为规范。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个改革社会的计划。目前相当多的政治家、社会学家对于意识形态这一现代人类社会特有的意识现象持肯定的态度。
——“意识形态是行动的导向的。它不仅描述现实性状况，提供一个美好的未来，最重要的是，它提供了达成目标所必须实行的明确步骤。”[⑤]“一种意识形态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即事物能够比现在的状态更好”;[⑥]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以至现在恐怖主义都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构建新社会的信仰形式，有些意识形态已成为现实的政治制度，由乌托邦实现了现实。
——意识形态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经济生活的，只有社会经济发展与变革，才能为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提供基础。如亚当·斯密主张建立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即是一种古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张：在自由市场中“一只看不见的手”(是无数个体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算计)约束、自我修正着经济生活;社会尽量从政府干预中摆脱出来，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是亚当·斯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提出的社会发展蓝图，实际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过，但在美国这种自由主义是得到极大的鼓励，成国家诸多政治、经济制度的基础。
——意识形态在表达方面是简单的，要求人们采取明确的行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意识形态诉诸于普罗大众的，具有鼓动性的，鼓舞人们尽最大的努力来达成意识形态所设定的目标，要求人们致力于改变世界。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⑦]在意识形态的表达中，理念变更加实用、更为现实，本身就是一种凝聚剂，把各种政党、派别、群众都聚合在一起，人们可以更好的奋斗，承受个人的牺牲和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考虑，丹尼尔·贝尔把意识形态“看作在19世纪产生的一组特殊观念和情感。”“意识形态把观念转化成了社会的杠杆”;[⑧]“意识形态之所以具有力量也就在于它的激情。抽象哲学探索总是千方百计地消解激情，而人总是企图合理化所有的观念。对于思想家来说，真理产生于行动，它的意义是通过一种‘顿悟时刻’被赋予经验的。思想家不是在沉思中求得生存的，而是在‘行动’中求得生存。实际上，可以这样说，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潜在的作用就在于诱发情感。除了宗教(以及战争和民族主义)以外，很少有哪种形式能够把情感能量引了出来。宗教符号化了人的情感，使它们枯竭了，把来自现实世界的情感能量通通转化成了祈祷文、礼拜仪式、圣礼、信条和宗教艺术。意识形态则使这些情感融合到一起并把它们引向了政治。”[⑨]从意识形态诉诸于群众及社会运动来考虑，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具有巨大能量，群众往往被意识形态的激情所驱使，前仆后继地奋斗。毋庸置疑，一些极端的意识形态也可把群众带入疯狂的境地，如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表达曾把亿万群众，引入到一个构建无权威的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社会的无效努力之中。
——意识形态难以终结。基于西方世界福利国家建立、混合经济体、多元政治体系以及后来苏联的解体，贝尔、福山先后宣称意识形态的终结，“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我们却找不出比自由民主理念更好的意识形态”。[⑩]构成历史的最基本的原则和制度可能不再进步了，原因在于所有真正的大问题都已经得到解决。然而，随着本世纪的到来，世界各复杂矛盾的显现，福山终结判断显得极不适时宜。“我们来到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一面是过去150年以来工业时代主导的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另一面是刚刚萌动兴起、尚未冠名的新时代。”[11]西方国家发生足以撼动其基本经济制度的、深刻的金融危机，那种建立在传统上对欠发达国家褫夺基础上(实物的、制度架构上的如知识产权)的福利国家受到从未有过的挑战;日本福岛的核危机把种挑战推到高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比利亚空袭依然是某种意识形态驱动下，采取的集体行动;恐怖主义正是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反动。在传统的意识形态观点终结的形势下，人类社会向何处发展，依然存在着多种选择。西方社会本身都存在着民主社会主义、生态主义、绿党政治、女权主义、社群主义等多种意识形态的选择与竞争。发展中国家也在创造和实践自己的意识形态，对于这一趋势丹尼尔·贝尔半个世纪前就有预见：“亚洲和非洲的大众意识形态则是地区性的、工具主义的，并且是由政治领袖创造出来的。旧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是为了达到社会平等和广泛意义上的自由，新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则是为了发展经济和民族强盛。”[12]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能不说是包含着丰富内容的意识形态，推动着13亿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而努力。
总之，对于意识形态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社会变革的事实是不容怀疑的，当代世界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及多样出是客观存在的，不是几个学者宣布终结便可以终结的。从此意义上考虑，对于意识形态既不可魔鬼化，且不可简单化，依然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与变化的有效工具;不论用不用“意识形态”这个词儿，它赫然显现在当代世界历史变迁的进程之中。
二、民生政治是中国原创的意识形态观念
意识形态本身是西方学者创造的概念，两百年来以西方人为主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指导人们的行动。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是拥有亿民众的大国，不断受到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与冲击，中国的志士仁人在吸收西方文明成果的过程不断的回应。中国人也探索出自己解决本国问题的方式，民生政治是中国人原创的、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意识形态，是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行动指南。
孙中山先生是民生政治的首创者。19世纪末，中国在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国家处在亡国灭种的边缘，孙先生于1905年提出：“三民主义”，在他看来欧美之进化都是奉行了三大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主义皆基于民。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孙先生那里极为清楚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功效，只是没有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他说：“甚么是三民主义呢?用最简单的定义说，三民主义就是救国主义，甚么是主义呢?主义就是一种思想、一种信仰和一种力量。大凡人类对于一件事，研究当中的道理，最先是发生思想;思想贯通以后，便起信仰;有了信仰，就生出力量。”[13]孙先生把三民主义作为国民党进行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总纲，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形成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适合于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和社会习惯，打倒列强、除去军阀、人人平等、安乐、富庶，这些表述通俗易懂，易记忆。三民主义到现在依然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生政治事关全体国民的生计的事体。孙先生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中国的吃饭问题还不能解决。现在我们讲民生主义，就是要四万万人都有饭吃，并且要有很便宜的饭吃，要全国的个个人都有便宜饭吃，那才算解决了民生问题。”[14]孙先生明确提出要用政治和法律的方法来解决耕者有其田，来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这就是民生政治。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分析，孙中山先生是意识形态的高手，他用三民主义的思想统合、动员了中国人民，推翻了两千年的帝制，使中国走向了共和。只是在他那个时代尚未有足够的时间来解决民生问题，民生政治尚未展开。
中国共产党用革命的手段实现了民生政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义革命，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毛泽东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28周年时，明确提出：“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个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5]毛泽东在这里表达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从建党的那天起我党就是是把马克思主义党的指导思想，直至现在。同时，我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是继承吸收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用打土豪分田地的方式，迅速地解决了亿万农民的民生问题，实现了最大程度的革命动员。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说明确地说：“我们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要得到群众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么?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16]没有亿万人民群众的参与，中国共产党是无法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的，没有基本民生问题的解决，群众也是无法动员起来的;由此可见，民生政治的初步展开，是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的政治经验之一。
三、民生政治是对传统的阶级及专政意识形态的救赎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之初，中国共产党对于民生政治的重要性有较为充分的认识。由于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两大阵营的激烈冷战，使得我党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改善民生的政治主题，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革命，造成民生凋敝。只是进入21世纪，民生政治在中国重新展开，逐渐成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国家发展的基本目标。
建国之初对于民生政治的展开就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中国乡村建设的发起者梁漱溟先生在1953年9月全国政协常委扩大会上提出了农民的民生问题，他说：“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共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地的。但自进入城市之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成长起来的干部亦转入城市，乡村便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得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却依然很苦……。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了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共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对于梁漱溟的观点毛泽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17]毛泽东说：“如果照你的办法去做，不是依靠农民自己劳动生产来增加他们收入，而是把工人的工资同农民的收入平均一下，拿一部分给农民，那不是要毁灭中国的工业吗?这样一拿，就要亡国亡党。这个亡党，你们不要以为仅仅是亡共产党，民主党派也是有份。”[18]实际上毛泽东这一观点为近半个世纪中国农民的民生问题定下了基调，以农补工，优先发展重工业;国家的强大，执政党地位的巩固是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中国最广大的农民群众的民生问题要靠农民自己解决，落后的农业还要帮助发展工作，民生政治难以展开。
党的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显示了我党对民生政治的关注。党的八大政治的报告分析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强调了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八大的主张并没有落实。民生政治往往被阶级斗争、政治斗争所代替，
以进行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曾长期成为中国政治的主题，也是动员群众的意识形态纲领。在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路线”。[20]而后，发展成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十年文革的指导思想。激烈的党内斗争，年复一年的群众运动，党的工作重心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始终经济建设处于次要地位，民生长期无法改善，中国的民生政治也就无从谈起。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非正常死亡上千万人。“1976年，全国平均每个农业劳动力创造的农业净产值为319元，仅比1965的增长7.4%，还低于1952年323元的水平;平均每农业劳动力生产的粮食为972公斤，低于1957年1057公斤的水平;每个农民平均纯收入为了113元，仅比1965年增加6元，平均每年仅增加0.55元。”[21]建国25年左右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生活基本没有改善。
直到1978年，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改善民生在中国政治中的位置逐步上升。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22]“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而，政治问题要从经济角度来解决。”[23]政治改革要为经济发展服务，改革的“判断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4]在邓小平主导改革的时期，是政治发展中的动员民众参与现代化建设时期，发展是硬道理，要快速发展，发展更倾向于国家实力的增强。
然而，进行经济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带来民生的改善，经济建设的成功也并不一定能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图所示，GDP的增幅，始终是除个别年份以外均高于城乡居民家庭收入。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反映农村的情况：盲流如洪水，全乡4万人，有2.5万人外出谋生，全乡弃水田面积达3.5万亩，占全乡水田面积的65%;负担如泰山，人均负担350元，80%的农民种田亏本。债台如珠峰，85%的村子亏空，村均负债60万元。朱镕基总理在信上作了批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做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干部的报告，忽视问题的严重性。[25]著名农业问题专家杜润生说：我们欠农民太多。正是在这种上下一致的舆论下，特别中国工业化发展中期，有条件进入以工补农，城市反哺农村的时代，中国最大的民生问题才得以关注，民生政治才真正提到中国政治发展的日程上来，以改善民生为主题的意识形态才开始构建。
四、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了民生政治具体化
20世纪在中国三千年文明史上是变化最大的时期，百年之中，中国的志士仁人为选择一个适合社会发展制度上下求索，以直接改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民生为指向的社会计划及政治活动屈指可数。虽然有无数革命先烈浴血奋战，亿万民众成年累月辛勤劳作，中国国家的GDP在世界已位居第二，但人均GDP在世界的排名依然在百位左右徘徊。目前中国处于良好战略机遇期，以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首次把民生问题，作为了中国政治的首要目标，真正代表和反映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百年诉求。
所谓民生，即民之生计，是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保护的状况。民生政治就是改善民生诸种价值(政策、政策的执行)等的权威性分配。民生政治所具有广泛性及普遍性，各阶级、阶层对于民生的改善有不同的要求，但要求改善民生则是普遍存在的。因而民生政治不同于以往的阶级政治、解放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民生政治与每一个人相关。改善民生目前在中国有巨大的政治共识，可以构建为以改善民生为核心内容的意识形态。
——科学发展观是党的指导思想之一，是党推动社会发展的计划，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表达的就是一种民生政治。在党的十七报告中，胡锦涛提出：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深化改革开放，保障和改善民生。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也不是工具。
——从执政党的基本政策中反映，保障和改善民生已成为执政党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政策，采取行动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也成为中国公众检视执政党行为的标尺。如曼海姆所分析的：“人对政治事件的日常经验首先使他意识到自己思维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并加以审视。”[26]当下改善民生成为中国国内政治的主题，获得了上下一致的高度认同;而不是宫廷的思想是一回事，公共广场的思想又是另一回事。这种对于改善民生的共识是中国社会发展及稳定的宝贵动力，是执政者长期执政的基础，也是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改善民生成为党的路线方针最为简洁明确的表达，也成为动员本党党员及民众投身于党的事业的最有力的号召。解决民生问题成为执政党巩固加强合法性的最重要的基础，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都是以民生为目标。
——民生政治的实现体现社会主义的经济价值。民生政治关注的是最广大民众的生活，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如温家宝总理分析的，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开加快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问题，“我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重视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明显增强。我们取消农业税，结束了种田交税的历史;实行真正免费的义务教育;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框架;实施标准更高的扶贫开发政策;制定和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等”。[27]执政党把经济建设落实到改善民生，使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能够到实惠。
——民生政治的确立是对传统的阶级政治、解放政治扬弃与救赎。“人类思维中意识形态成分总是与思考者的现存生活状态密切相联的。根据这一观点，人类思维就是在社会真空中，而是在确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并活动的。”民生政治产生反映了在社会巨大变革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相对于以往更高质量的生活。而以往的阶级政治只有把人们划分对立的阶级、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才有意义。阶级政治往往是动员和组织人们参与到集体权力中去，而不去计较个人利益的得失。而民生政治在某种意义上是关系到每个公民的生活政治，更注重公民个人的独立和价值。
五、民生政治将造就社会发展的新气象
中国是一个人口超多，文明史超长，地域超辽阔，执政党超强大，共产党员超多的国家，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或意识形态都难以在中国彻底的实行，唯有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施民生政治才可能将中国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民生政治要以人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为检视标准。执政党制定执行任何政策从出发点到结果，都要以是否有利改善民生为尺度;在改善民生问题上形成一种体制的自觉，坚持共同富裕，遏制两极分化的社会趋势;有计划、有步骤地落实公民的法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使民生政治不是一个词儿。
民生政治是大众的政治，要动员广大的群众参与到管理社会、治理社会的政治实践中来。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28]
构建一整套实行民生政治的意识形态。从理论上探讨民生政治基础原理发展规律，构建有中国气派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真实地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体，不能把社会基本阶级的政治参与空洞化、概念化、虚拟化;否则我们不可能建立起各阶级、阶层平等参与的和谐的政治系统。在精神文化方面，坚持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的价值观，倡导真善美，培养公民高雅的生活情趣，高尚审美格调。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平等、正义、友善、祥瑞的气氛。
现代意义的民生政治在中国出现已有百年历史，民生政治真正展开的历史使命已不容选择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若无洗新革面的精神，百倍的专注用心，都是难以完成的。全世界都注视着中国共产党这个拥有90年历史的政党，如何在全球化的时代，践行自己所构建、所承诺的意识形态;中国人的大智大勇就在于此了。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页。
[②]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99页。
[③]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第207页。
[④]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第584页。
[⑤]利昂·P.巴拉达特：《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张慧芝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第9页。
[⑥]迈克尔·罗斯金：《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104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1页。
[⑧]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页。
[⑨]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第459-460页。
[⑩]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页。
[11]彼得·圣吉：《第五项修炼》，张成林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第1页。
[12]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第463页。
[13]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第1页。
[14]孙中山：《三民主义》，第208页。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69、1471页。
[1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8页。
[17]汪东林：《梁漱溟与毛泽东》，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2页。
[1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13页。
[1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396页。
[20]《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第711页。
[2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上册，第969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第195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25]《2000：李昌平就“三农”问题向朱镕基写信》，载http://news.qq.com/a，2009-09-27。
[26]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托邦》，第63页。
[27]温家宝：《关于发展社会事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载《求是》2010年第4期。
[28]《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