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海内外欣起一股对“中国模式”的讨论的热潮。各种版本的“中国模式”竞相上市，对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什么是“中国模式”、“中国模式”的根源、“中国模式”的成效、“中国模式”的代价、“中国模式”的意义、“中国模式”的出路等诸多问题进行辩论。不同版本的“中国模式”形成强烈的对垒之势。而其中丁学良先生版本的“中国模式”被认为是“独树一帜、观点独到、基于良知和理性之作”，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在丁学良的《辩论“中国模式”》一书中，丁回溯了“中国模式”的由来，探讨了“中国模式”的特征，丁将“中国模式”解剖成3个相互交织的子系统分别代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这3个子系统分别是“核心列宁主义”的权力架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丁把它们作为构筑“中国模式”的铁三角。丁还探讨了“中国模式”取得的绩效、付出的成本、面临的困境，以及“中国模式”替代的方案等问题。全书还是比较全面、客观、透彻地分析了“中国模式”的问题。

同时丁学良先生在《辩论“中国模式”》书中，不断强调他是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探讨“中国模式”问题，但是通读全书，会发现显然丁先生在整本书中前后不一、表里不一，并没有完全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将“中国模式”理清。如果说对“中国模式”的探讨是一次对“中国模式”病学意义上的诊断，那么可以说丁学良犯了病学意义上的诸多错误。因此，有必要理清丁学良版本的“中国模式”的逻辑，以更深刻地检视“中国模式”。为了对话的需要，本文首先承认存在丁学良意义上的“中国模式”。

一、“中国模式”与丁学良商榷

总结丁学良在《辩论“中国模式”》一书中的逻辑，丁在诊断“中国模式”时犯了诸多错误，具体如下：

第一，对病史的诊断有误。丁对“中国模式”的诊断仅仅回溯到1970年代末期起步的改革开放，显然是忽略改革开放之前的状况，而“中国模式”的病源绝不是1970年代末期，丁显然对病史的诊断有误。

丁学良将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末期的10余年定义为“中国模式”的史前阶段，将1970年代末到1984年的大约5、6年期间作为“中国模式”的史前史的前半部分，并将1989年夏作为史前阶段和正史阶段的分界线。实际上丁的回溯更多的只是关注于经济领域的“中国模式”问题，丁着重关注的是中国在经济改革方面对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借鉴、以及对东亚四小龙模式的关注。

但是按照丁的逻辑，丁认定“核心列宁主义”作为“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但是 “核心列宁主义”历史远远早于1970年代末期，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共成立初期，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的中共，全盘“以俄为师”，早就拥有列宁主义特征，甚至在很多方面与苏俄的列宁主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将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末期的10余年定义为“中国模式”的史前阶段，对“中国模式”仅仅追溯到1970年代末期，认为在中国模式的史前阶段没有形成“中国模式”，而后面又强调“核心的列宁主义”基本保持不变，那作为“中国模式”的核心的“列宁主义”从哪里冒出来的呢？显然丁仅仅追溯到1970年代末期是无法解释这个问题。因此，可以断定丁对“中国模式”政治子系统的“核心列宁主义”没有深刻挖掘其历史，对“中国模式”病史的诊断有误。

第二，对病根的诊断有误。如果说中国模式的内涵是病学意义上的“病根”的话，丁对中国模式的“病根”的诊断同样有误。

首先，对病根的挖掘不够深刻。丁尽管点明了”“中国模式”最核心的元素：政治子系统中的权力架构——“核心的列宁主义”，但是丁基本上没有阐述列宁主义的本质特征，将核心的列宁主义一笔带过。

其次、忽略了其他的一些病根。在丁版本的“中国模式”内涵中根本没有涉及军队、意识形态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同样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次，没能理清不同“病根”之间的关系。丁并没有阐明“核心的列宁主义”与其他“病根”之间的关系，丁没有阐明“核心的列宁主义”与“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等其他要素之间的深刻的内在关系。

而实质上“核心列宁主义”的核心内涵是：列宁主义政党和以政党为核心的政党—国家体制。匈牙利著名学者乔娜蒂通过对苏东国家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深刻的研究之后将政党一国家体制的要素归结为5点[1]：党等级体系；国家（非党）等级体系；垄断的国家所有制；把党等级体系与国家等级体系连接起来的依附连线，超越制度障碍连接到各个决策者的依附连线和反馈体系。更具体地说，依附连线是党的权力的政治工具，这些工具包括干部任免权（党管干部）、事务负责制（归口管理）、地区负责制（指示体制）、党的纪律等，党通过这些工具实现对国家的控制，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络，构成了一个极其微妙、极其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权力结构。

因此，需要对“中国模式”的核心内涵有更深刻理解，才能理清核心的列宁主义和其他元素，诸如国家、社会、军队、意识形态、市场等之间的关系，才能理解丁所阐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等因素。因为中国以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政党—国家体制的内核没变，所以政党主导其他元素的发展，政党控制和影响国家、社会、军队、意识形态、市场等元素的发展。而且只要以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政党—国家体制的内核没变，政党与其他元素之间的关系就不会有根本的变化，有的只可能是政党对其他元素控制的范围和强度的上的变化。只有理解了这点，才能真正地深化理解“中国模式”的内涵。

而丁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诸如丁将中国政府管制的市场经济比喻为“东亚资本主义的变体”这点显然是不准确的，中国的经济模式从来都是在政党主导政党管制之下发展的，而不是什么学习“东亚资本主义的变体”。同时对于“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体系”，丁强调了五大方面军，但是显然丁过于忽视了第一大方面军——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控制系统，同时且没能将五大方面军整合起来看，没能理清在列宁主义政党-国家体系的全面的控制、渗透能力，不同“工具”的具体运行机制。

因此，如果没有深刻理解“核心的列宁主义”就不可能理解“中国模式”的内涵。丁对“中国模式”的病根的诊断，并没有深刻挖掘核心的病根，以及病根之间的内在关系，这必然导致丁对后续的诊断产生影响。

第三，对“病害”和“病症”的诊断有误。丁将“中国模式”的成本归结为4大成本，分别为：被相对剥夺的弱势、环境生态的破坏、体制性的腐败、公共政策缺乏透明度。

尽管这些成本很重要，但是丁的归纳显然也会让很多人会质疑：”“中国模式”的代价仅仅是这4大成本吗？这四大成本是“中国模式”的根本性代价吗？

那垄断的权力之害、行政之恶所带来的悲剧是成本吗？法治的缺失使得基本的正义和权利都得不到保障是成本吗？高校行政化、官僚化导致的大学教育的僵化、思想桎梏是成本吗？ 同时“中国模式”造成的仅仅是体制性的经济上的腐败吗？民主的缺失导致的众多的决策失误、决策不公、问责不力是成本吗？“中国模式”的成本仅仅是公共决策缺乏透明度吗？

显然，丁所列的4大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只可以称得上是“轻症”，远远不能涵盖更多的“中国模式”的“重症”。而如果对病害的诊断不准确，那势必会影响之后的对症下药。

与此同时，丁对“中国模式”的症状诊断有误。丁将“中国模式”的内在困境归结为“三驾马车”、“三个轮子”的问题：出口拉动乏力、投资的低效率、居民消费的抑制。丁认为“出口将长期堪忧”、“投资饥渴症”、“弱小的私人消费”、“维稳开支居高不下”等问题是中国所面临的困境。

但这“三个轮子”的问题主要是经济领域存在的困境。这必然又会让人深深地质疑：这三个轮子真是“中国模式”内困所在吗？解决了这三个轮子的问题就真的能解决中国的困境、解决“中国模式”的诸多成本问题吗？而这“三个轮子”本身又是由什么造成的，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又是什么？

显然这三个轮子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问题，不能涵盖中国民主法治缺失的问题，不能解决权力垄断的问题，不能解决权力过分地渗透到每一个党的部门和包括高校、企业等非党机构中的问题、不能消解中国不公平等“中国模式”面临的诸多困境。因此，丁对“中国模式”的“病害”和“病症”的诊断存在重大的失误，不能诊断清“病害”和“病症”所在，必将影响“中国模式”药方。

第四，给出的药方无力。丁认为毛时代到邓时代是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想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转变，是从大众平均亦贫困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特权的小众市场经济。尽管邓时代取得巨大的发展，但是小众市场经济造成了贫富悬殊等诸多困境。

因此丁给出治疗“中国模式”的药方是：中国由特权的小众市场经济走向大众的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中丁认为需要重点关注两个领域：人力资本领域和创业机会领域。丁认为需要强化公共教育系统，建立公共卫生体系；需要增加职业资源和机会公平分布，实现广泛的公平竞争，以消除“国富民穷”、“官富民穷”“城富乡穷”这三富三穷的状况，以真正地拉动民需，实现向大众市场经济的转变。

可以说丁提出的从特权的小众市场经济向大众的市场经济的转变很重要，但是更进一步，丁的药方真的能够解决“中国模式”的诸多成本问题、可以解决“中国模式”的真实困境吗？仅仅关注公共教育系统和创业领域，消除“三富三穷”的现象能够解决中国民主法治的问题，能够消除权力的垄断、监督的缺失等诸多“中国模式”的成本和困境吗？显然丁的 “新中国模式”难以应对上述难题，只能说丁的药方太无力了，药剂太轻，不可能从根本上治愈中国的病症。

与此同时丁还提出了几个参照药方。丁强调“中国模式”转型需要“向前看”、“向外看”和“向后看”。丁指出了“向外看”的两类正面启发：西欧北欧的理性主义方案之下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二战后被全盘改造的西德、日本的转型。同时对于“向后看”，丁则提出了要重拾“向老百姓还债”的价值理念，他认为“模式转型的第一步是在价值理念上，第二步才是政策工具上的推陈出新”， 而“这种还债情结是最为宝贵的道德遗产，是我们发展模式转型的伦理高地。”

从这几个参照药方来看，同样显示出丁的药方的无力。对于“向外看”，社会民主主义和西德、日本的转型和中国的实际有多么大的不同，丁没有提及，就如德国和日本是战败后被他国强力改造之下的转型，丁自己也承认这项条件是中国不具备的外在条件。

而对于“向后看”的“向老百姓还债”这就更加难免让人质疑，诉诸于领导人道德、官员的品质和怜悯之心，是靠得住的吗？丁一方面怎么不提政治改革，谈到中国民主化改革——开放民众参政、推进公平的政治竞争之时，所提的媒体透明和司法独立两条方略之时也没有找出什么更深沉的动力，甚至将中国对抗特殊利益集团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化之上。另一方面也在回避价值的讨论，“向老百姓还债”是一种什么价值呢？难道中国的老百姓就不能直接享有自主、自由的价值吗？仅仅寄希望于领导者“向老百姓还债”的心态，以及国际化的推动，显然丁给出的这些参照药方只能润润嗓子，没有实质的动力，不治任何根本。

第五、诊断的方法上前后不一、忽中忽西。如果说政治学的视角是中医的办法，经济学的视角是西医的办法，那中西医的结合就是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是将政治学和经济学紧密结合，而不是时而政治学，时而经济学。

丁在对“中国模式”诊断前、诊断中都一直在强调“中国模式”是政治经济学的概念，他所谈的“中国模式”是政治经济学概念上的“中国模式”，但是丁在对“中国模式”诊断过程中，显然没有做到他自己所强调的中西医结合的疗法。

对于病史，丁强调史前阶段中国对南斯拉夫、匈牙利经济体制的借鉴，以及对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关注。显然丁在聚焦于经济领域的“中国模式”起源问题，而将政治领域的“中国模式”弃之一边，就如前文所述，丁并没有深刻挖掘政治子系统中的权力架构——“核心的列宁主义”的起源和演变，他并没有深刻地诊断政治学意义上的病史。

对于病害和病症，丁所归结是4大成本之中，诸如对相对剥夺的弱势以及体制性的腐 败，丁明显的过多的关注于经济领域的成本，而忽略了众多的“中国模式”的政治上的成本。而对于病症，丁将“中国模式”的困境归结为“3个轮子”的经济问题，而不顾造成这些问题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什么，可以说是把“中国模式”的政治困境抛于九霄云外。

对于药方，丁所开出的大众市场经济的药方，关注于人力资本领域和创业机会领域，就更是忽略“中国模式”的政治学意义上的问题的解决，而且并没有针对“中国模式”的政治领域的问题给出给出具体有力的药方。

因此，从丁对病史、病害、病症的诊断，以及他给出的药方来看，丁一直将核心焦点定格在经济领域，他显然是将经济意义上的探讨作为主导，而常常忽视对政治意义上的“中国模式”的探讨。因此，丁在诊疗之时显然没有一贯遵循他自己承诺的中西医相结合疗法，前后不一、忽中忽西，这也导致丁对“中国模式”的诊断片面而不够深入，这也便导致丁不可能达到诊疗中国问题的目标。

总之，丁对病史的诊断有误导致他对病史的挖掘不够，不能深化对“中国模式”的由来的理解；对病根的诊断有误导致他对“中国模式”的内涵的理解不够深刻，没有解释病根之间的关系，遗漏一些重要元素，没能深化“中国模式”本质特征的理解；对病害和病症的诊断有误，使得他忽略诸多“中国模式”“重症”，对“中国模式”的困境也把握不足，这也势必影响他对症下药；对诊断的方法前后不一、忽东忽西，使得他忘记了他的诊疗目标，前后不一的诊疗方法也使得他对“中国模式”的理解片面而不够深入，也势必影响到最终药方的给出。而从丁最终的药方来看，丁的大众市场经济的方案异常乏力，显然难以治愈“中国模式”根本。

二、政治学概念的“中国模式”

从丁对“中国模式”的诊断的失误来看，丁最大的失误莫过于过于偏重经济学意义上的探讨，而忽略政治学意义上的探讨。那是否存在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呢？如果存在的话，政治学概念的中国模式又该着重关注什么呢？

首先需要探讨何谓政治学的问题。政治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学科，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经历了3个阶段：1.政体的研究。2.权力及其分配的研究。3. 对权力约束条件的研究，而从根本上说政治学是研究权力的不同约束条件以及运作的学科。[2]正如政治学界广泛引用的《政治科学新手册》中给出的政治学的概念：政治以权力在约束条件下的行使为基本特征，有关这些约束条件的本质、来源以及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行使社会权力的技巧，分析这些约束条件——包括它们的来源、运作方式以及政治代理人如何在这些约束条件中进行活动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3]

因此，政治学研究是围绕着权力约束条件的研究，需要着重关注权力架构，关注国家、社会、经济等约束条件，关注制度、历史、理性、意识形态、大众信仰等因素。因此如果有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模式”，那也必须着重关注上述核心问题。但何谓模式呢？是否真的有政治学“中国模式”呢？

首先需要理清“模式”的概念。新华汉语词典将“模式”定义为：某种事物的标准样式或让人可以仿效学习的标准样式。[4]新语词大词典则将“模式”界定为：理论的一种简化形式。即对现实事件的内在机制和事件之间关系的直观、简洁的描述；能够向人们表明事物结构或过程的主要组成部分及其相互关系。[5]中国大百科全书则认为政治模式是反映一定政治情形的一种思维建构，是对具体政治现象的抽象理论概括。在广义上，政治模式也指对某个或某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的描述和概括，是这种政治生活全面的抽象表现形式。[6]总结各种模式的概念，可以发现，诸多“模式”的定义包含的主要特征有：内在关系机制的理论的总结、可供复制仿效等。因此，从这个“模式”的概念上来说，模式是对现实事件的内在机制和事件之间关系的是可供复制和仿效的理论总结。

其次，需要理清政治学概念的“中国模式”的问题。如果“模式”的概念如上述定义所述，那政治学概念的“中国模式”或许可以归结为：对以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政党国家，以及通过复杂的交叉依附连线将社会、市场、意识形态、军队等其他元素紧密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从而实现政党作为一切关系的中心地位、对资源的垄断地位、对其他要素的控制地位，而形成的政党与其他元素之间较稳固的、全面的关系；以及由于中国的自身的条件、多种因素使得以列宁主义政党为核心的政党国家与其他元素之间的关系在不断的调整、“变种”之后发展出了诸多属于中国独特的政治行为方式的中国政治生活内在机制的全面总结。

因此，对政治学概念的“中国模式”的总结不仅要看到一直以来的列宁主义政党-国家的传统，同时也要看到列宁主义政党-国家传统在中国的内部的调整和变迁，不能将列宁主义政党国家本身当做铁板一块，列宁主义政党-国家本身以及和社会、经济、意识形态等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也是在不断的调整。

就从改革开放30年来看，如邹谠先生所言，在文革以后，权力从社会的深沉渗透中退却，政治控制放松，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十二大与五届人大会议上变成为3类成型的方针：1、改革当的领导制度与干部制度。2、改革国家制度同时重新界定党和国家的关系。3、寻求社会主义民族和社会主义法制，更严肃地对待公民的概念。但是，后来四项基本原则被重新强调。因此，十一届三中中全会和四项基本原则构筑了两大边界地带，界定了一条政治、社会与经济改革得以向前推进的宽泛的中间道路。所有这些改革都被限制在列宁主义政党国家的框架内，这是不容挑战的，制度化是所有这些改革背后的基本过程，它也是一个同时加强列宁式政党国家的过程。[7] 因此，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断反复的政治改革来看，也可以发现中国的列宁主义政党中心主义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有一些细微的调整。

但是列宁主义政党-国家与其他元素之间的关系有较大的调整。列宁主义政党-国家对私人领域的干涉有较大的放松，使得私人有较大的个人自由；对经济领域控制有收缩，使得民营经济、外资经济获得较大发展；对公民社会的控制也有所降低，使得NGO 、环保、慈善、教育等一些非政治性社团还是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也有所放松，使得媒体、有较大的发展，舆论有较大的空间。

而这些不断发展、调整中的中国列宁主义政党-国家体制及其列宁主义政党-国家与其他元素之间的关系特有的内在机制或许就构筑了中国的政治学概念的“中国模式”。

三、反思“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似乎给中国带来光鲜的色彩，特别是从外国人对中国的高度评价中，中国找到了更多的自信。但是同样有些人将“中国模式”拔得太高，肤浅化理解“中国模式”，为中国大唱赞歌，甚至认为“中国模式”拥有非凡的世界意义，可以被复制、粘贴到世界各地，从此走向世界。

这显然是没有深刻的理清中国的内在问题，没有全面的诊断中国问题。外国人对中国投来欣羡的眼光，与其是说对“中国模式”的赞誉，不如说是对中国经济、中国GDP、中国速度的欣羡。他们不会去全面地去观察中国的问题，也没有责任去这么做，但是我们自身需要对中国问题进行全面的诊断，我们不能被一时光鲜色彩所迷惑，中国所面临的困难异常的艰巨和复杂，而需要更多的、更全面的反思。因此，之所以需要着重探讨政治学意义上的中国模式，也是因为太多人仅仅看到中国在经济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太就仅经济问题而谈，而没有深化理解中国在政治领域的存在的问题。

而对于“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的问题，是否中国模式真的可供复制、粘贴，本身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如果说有“中国模式”的话，那也是在中国特有的环境、条件、历史等因素下形成的结果，就如政治学概念上的“列宁主义为核心的政党国家的变种”本身就是历经了近百年的发展，任何国家都难以模仿、复制。

与此同时任何一个借鉴“中国模式”的国家都会仔细考虑“中国模式”的成本、代价、困境等问题，任何一个理性的国家都不敢轻易忽略它们。而如果认识到“中国模式”的成本、代价、困境，那任何一个理性的国家都会审慎地考虑对“中国模式”的问题，那就不敢直接、全盘的复制中国的模式，就如丁学良所说，任何国家都不能仅仅想“进口”中国模式的一部分，必须把全部的成本代价预算清楚。而不能供复制的模式，还能谈得上是模式吗？

而且，“中国模式”不是一个固化的、成型的模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在提倡改革。如果中国真的成为一种模式化、固定化、成功的体系，那为什么还要大力提倡改革呢？显然“中国模式”既没有成型，也没有成性，更没有完全成功。中国自身也意识到中国的问题，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你自己都在变，怎么能够让别人来复制你的你自己都想变模式呢？

因此，对于中国模式，我们自身不能因为外国人的“只言片语”的赞誉而洋洋自得，而放松了对自身的反思。现在绝不是我们能够停下脚步来欣赏“中国模式”风景的时候。我们所面临的艰巨、复杂的问题本身需要我们全面、深刻的反思“中国模式”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进行全面、综合的改革，需要我们将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全面推进，当我们完成这些改革进程的时候，或许才是我们可以真正地坐下来欣赏“中国模式”的成果的时候。

四、与丁学良再商榷

丁对“中国模式”诊断的诸多错误，到底是丁的失误还是由于讨论过于敏感，而使得丁故意把辣椒给放少了呢？正如他自己所言，他的《辩论“中国模式”》是3个辣椒档次，要等到大家某日胃口都变得更加厚实坚韧了，再为大家提供4个乃至5个辣椒的服务项目。还是因为中国问题的确太复杂了，谁都难以拿出可行的方案呢？丁也是不管能不能最终治“中国模式”问题之本，找些偏方试试，他也黔驴技穷，他也手无良方了呢？

但不管怎么说，面对复杂的中国问题，治愈中国的问题都需要探清病源、找准病根、理清病害、断清病症、下准药方。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对“中国模式”对症下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中国模式”的探究应该更加细致、更加全面、更加深刻。

尽管丁学良的对“中国模式”的诊断有错误，但不可否认丁学良对“中国模式”的一些把握是到位、深刻的，就如他的书的起名《辩论“中国模式”》一样，“中国模式”就是需要得到辩论，需要不同面向的探讨、辩论、对话、互动，才能深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中国模式”作为如此复杂的一个问题，需要更多的学者、更多的人经过自身的研究，或者是结合自身的切身感受提出自己的看法。唯有多面向的观察，多面向的反馈，才可能把对问题的认识向前推进。因此，丁学良的《辩论“中国模式”》依旧是目前探讨“中国模式”的最好的著作之一，全面地带动了对“中国模式”的辩论，只不过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丁学良们”。而至于丁是不是真的把辣椒故意放少了，只有丁学良自己知道。丁自身也强调“中国模式”的探讨是学术研究，而不是为了炒作[8]。

观点可以有差异，只要能将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本身就是为中国研究、为中国问题的解决作出了贡献。因为在辩论场上，谁对谁错或许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通过对话不断地凝聚共识，真正地将促进问题的解决，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同样是如此。

（2011.05.30初稿）

【参考文献】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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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匈)乔纳蒂著，李陈华、许敏兰译，自我耗竭式演进—政党国家体制的模型与验证，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第21页。

[2]肖滨主编，政治学导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美）古丁，克林格曼主编，钟开斌等译，政治学科新手册（上下册），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页。

[4]任超奇主编，新华汉语词典，崇文书局，2006，第621页。

[5]韩明安主编，新语词大词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第329页。

[6]凌岩，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来源：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http://ecph.cnki.net/Allword.aspx?objid=35337&ename=ecph&infoclass=item

[7] 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72页。

[8] 丁学良：“中国模式”是学术研究 世界没有炒作，来源：中国江苏网，http://news.jschina.com.cn 2010-0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