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可能是最为关键的一年。而2011年的关键就在于在采取政策措施努力稳定经济的同时，能否在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

2011年可能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最为关键的一年。如果说2009年是我国经济进入新世纪以来最为困难的一年，2010年是最为复杂的一年，那么，我认为，2011年可能就是最为关键的一年。而2011年的关键，就在于在采取政策措施努力稳定经济的同时，能否在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不仅中国经济，全球经济也是如此。

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依然较大

2011年，中国经济、全球经济形势如何发展演化，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如何选择，政策实施的短期效应和长期影响如何，虚拟经济中的严重问题能否缓解、会不会进一步恶化，实体经济能否振兴，产业结构调整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等，所有这些，无论对于中国还是全球，都将成为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为关键的一年。

从全球来看，经过多方努力，全球经济形势逐步好转，但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世界经济还没有步入稳步增长的良性循环，系统性和结构性风险仍然比较突出，国际经济环境不确定性依然较大。

一是全球经济复苏的不平衡性加大。

美日欧等多数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失业率、负债率居高不下，总需求依然不足，通货依然紧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11年，美、日、欧三大经济体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程度可能超出预期。同时，新兴经济体和一些发达经济体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过热迹象，物价走高，资产泡沫较为严重，通胀或通胀预期加剧。“金砖四国”的CPI上涨幅度均超过了预计的通胀目标。韩国、越南、阿根廷等国，也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通货膨胀。最近，泰国、韩国又相继加息，国际农产品价格连续走高，都加剧了新兴经济体的通胀预期。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如何巩固和扩大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成果，统筹协调当前和长远发展，在继续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处理好短期问题与中长期问题的关系，努力缓解和消除经济社会中的突出矛盾，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二是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进一步分化。

特别是在局势初步稳定之后，各国经济表现和发展趋势发生变化，政策目标出现差异，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增大，各国已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像危机爆发之初那样协同一致地采取大规模大力度的刺激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分化。目前大致出现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美国、日本为进一步刺激经济复苏，采取了财政货币双松的政策；第二种是欧盟各国为治理财政风险，采取了紧财政、松货币的政策；第三种是新兴经济体和部分发达经济体为控制通胀和管理通胀预期，在保持宽松财政政策的同时，不同程度地收紧了货币政策。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复苏不平衡性的增加，宏观政策分化将进一步加剧，政策协调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并增加了全球经济走向的不确定性。

三是刺激政策的负面影响将进一步显现。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投放了大量的流动性，尤其是美日等国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全球流动性过度宽松、美元贬值，并刺激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加大了新兴经济体热钱涌入和输入性通胀的压力。近期美国采取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势必造成热钱流入新兴经济体套利和推高大宗商品特别是初级产品价格，同时也会导致其他一些国家采取增加本国货币的流动性促进贬值，货币战争一触即发，给全球经济增加新的变数。

四是国际大宗产品价格持续走高。

2010年以来，伴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再加上受到极端天气条件影响，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连创新高，大豆和玉米期货价格创下29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目前，国际市场小麦、玉米、大豆、棉花以及其他农产品价格均处于2008年以来的高位，原油价格重新回到90美元以上。国际市场大宗产品价格持续走高，大大增加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甚至有引发“滞胀”的风险。

2011年面临的三个压力：稳增长、调结构、防通胀

从我国来看，目前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应时顺变、攻坚克难的紧要关头。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现代化建设有了更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在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日益突出。而且，这两年实施的经济刺激政策效用出现递减，负面影响开始显现。2011年在稳增长、调结构、防通胀等方面，都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难度。

在稳增长或保增长方面，2011年拉动经济增长的需求基础发生重大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在于需求而非供给，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情况尤其如此。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的超常规增长。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95.2%，拉动GDP增长8.7个百分点。2010年，出口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11年中，2009年投资超常规增长、2010年出口大幅回升的因素都将不复存在，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投资、消费、出口协调拉动，保增长的难度大大增加，这对宏观调控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发挥财政政策在稳定增长、改善结构、调节分配、促进和谐等方面的作用；要着力改善和保障民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增强消费拉动力，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条件、培育新的消费热点；要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一体化、网络化发展的城镇化新格局；要有效发挥我国在国际经济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吸收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继续稳定和拓展外需，加快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等。

在防通胀方面，2011年价格上行的压力进一步加大。2010年11月份，CPI涨幅已创下28个月来的新高，达到5.1%。2011年，抑制和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同时存在，但涨价因素更强、更突出。一个是流动性过多。我国广义货币M2与GDP的比例，2000-2009年平均为156%，明显高于全球平均的95.7%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67.1%的水平，在2009年全球货币宽松条件下，美国该比例为60.5%，欧元区为92%，日本为161%，而我国高达178%。通胀说到底是货币现象，流动性过多势必造成价格走高。再一个是成本推动。比如钢铁，价格势在必涨的压力很大。2011年，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疏堵结合，切实管理好通胀预期，稳定价格水平，丝毫不可掉以轻心。要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把好流动性这个总闸门，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更好服务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增加市场供给，切实降低流通成本，稳定农产品价格；要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结构，合理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要利用好汇率政策，缓解输入性通货膨胀，控制热钱流入；要加快完善住房供应体系，缓解居民房价负担等。

在调结构方面，加快调整的紧迫性越来越强，难度也越来越大。最终走出危机、走向新的繁荣，不可能依靠频繁的经济刺激，而必须依靠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调整。这一点，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谁调整得早，谁调整得快，谁调整得彻底，谁就能在后危机时期的国际经济竞争中赢得主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在采取措施稳定经济的同时，都加大了结构调整的力度。

“十二五”期间，我国都将处于向中高收入水平迈进的阶段。从国际经验看，这一时期若发展方式不能及时转型，经济将面临被原有增长机制锁定的风险，从而在中等收入阶段处于停滞徘徊期，即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2011年，尤其要在加大结构调整力度方面下更大的功夫，务求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培育一批适应市场需要、拥有核心技术、重视创新、机制灵活的优势企业和产业，提高产业集中度；要加快壮大服务业规模，全面提高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水平；要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推进产学研紧密结合，扎实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要强化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和环保产业，加快低碳技术研发应用；要严控产能过剩，防止新的低水平重复建设等。

我们说2011年是最为关键的一年，还体现在对经济刺激政策退出力度和时机的把握方面。为避免危机造成经济崩溃和深度衰退的灾难性后果，采取反危机的刺激性政策是必要的，但刺激政策治标不治本，救急不救命，应当充分利用刺激政策赢得的时间和喘息机会，抓紧解决经济运行中的急迫问题和导致危机发生的突出矛盾，并从刺激政策中适时稳步退出。刺激政策的运用应以避免产生灾难性的经济后果为底线，但不能靠它实现繁荣；刺激政策的退出也应以保持社会稳定为前提，避免引发大的社会震荡。如何引导宏观政策由“危机管理”回归常态，也是2011年中国和全球经济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