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新华侨报》网站26日刊文专访中国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日前，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推出新著《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在日本东京内山书店的书架上看到这本书时，新华侨报记者意识到这本书的影响正超越国界，所有关注“中国为什么要改革”这一问题的人，大概也都想从这本书了解中国将如何继续改革。

胡耀邦追求理想和现实的结合

《日本新华侨报》：上个世纪80年代，我曾经在中国共青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从事新闻工作，也因此有机会多次见到耀邦总书记。在我看来，胡耀邦是一位具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革命家。理想与现实总是会有距离的，或者说总是会发生冲突的。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未来可能也会存在，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胡德平：可以这样讲，我父亲胡耀邦是一个理想主义革命家。在我看来，我父亲在任何时候，包括在“文革”期间受到打击、受到一些不公正的批判的时候，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都没有消极过。说实在的，我父亲也爱玩，喜欢打麻将，喜欢打桥牌，但他都是有节制的，他不消极、不庸俗，没有低级趣味。

我觉得我父亲胡耀邦也重视把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起来。比如，在中共十二大讨论未来二十年GDP 翻番的问题时，胡耀邦就指示针对这个理想性的目标，必须要考虑前十年如何打基础，后十年如何更快地发展，每年的发展速度究竟是多少。要求精确计算随着经济的发展，有多少农民要进城——他预计有上亿的农民将要进入城市发展。也就是说，面对追求的理想目标，胡耀邦也是很现实的。

过往的改革开放有两大重点

《日本新华侨报》：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现在，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与评估也不尽相同。您在出版《中国为什么要改革——思忆父亲胡耀邦》的过程中，是否认真考虑过对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内容应该怎样概括的问题？

胡德平：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对于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内容，实在是难以用一两句话概括清楚的，因此，有各种评价和认识也就是正常的。在我看来，这场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改革开放运动，在外看来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人的思想的解放。胡耀邦生前主持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对人的思想的一种解放，说到底，是对人的一种解放。如果不去解放人的思想，不去解放人，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改革开放就无法进行。

第二个方面，改革首先发生在中国的农村，在集体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变革了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使用权、责任制，进行了一场经营方式的改变。就是这样一场变革，让我们中国的农民在短短的几年内，能够吃饱肚子，国家稳定下来了。

胡耀邦也想把经营责任制引入国有企业，但这触动了国营企业所有制的一些深层问题，也因此遇到不少阻力，出现许多新的问题，给改革开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民富”应该成为改革开放的目标

《日本新华侨报》：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一种什么阶段，我知道舆论的看法也是不同的。您认为中国今后的改革开放应该怎样搞呢？

胡德平：这个问题我也一直在思索，但还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当年，严复翻译了亚当·斯密的著作，定名为《国富论》，这是在中国受到西方列强欺侮的背景下翻译出来的，显示出译者盼望国家早日富强的心情，也对后世强调“国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实，亚当·斯密原书的题目是《国民财产的收入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他讲的是国民财富，说的“民富”而不是“国富”的问题。因此，未来的改革开放要不要把“民富”放在第一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中日关系重在未来

《日本新华侨报》：我们换一个话题。提到胡耀邦，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他对中日关系发展倾注的热情和努力， 他对中日关系的未来究竟怎样预测呢？

胡德平：我记得这件事情。我父亲宴请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的时候，我没有参加，我二弟参加了，我妹妹参加了，我的女儿参加了。有这样一个小插曲很能说明问题。家宴结束以后，菜单有我父亲的签字，也有中曾根康弘的签名。我父亲对中曾根康弘动情地说：“我有一个建议，把这份菜单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孙女吧。她现在还是一个小朋友，等进入21世纪的时候，我就不在了，我们的第二代也要老了，希望第三代的人能够把中日友好继承下去，我也希望自己的孙女成为见证和促进中日世代友好的未来人。”这个插曲说明我父亲对中日关系是从长远着眼，从小事入手，这在今天也应该有借鉴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