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国有制体系确实让政府调动资源很容易，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发展到现在，也有很多弊端。比如，民间消费占GDP比重，从1950年代初的69%直线下降到最近的35%。相对应的是政府开支增长，1952年时，政府消费相当于GDP的16%，到最近则上升到30%左右，翻了一番。过去60年，民间消费占GDP的比重直线下降，而政府开支的比重直线上升。这两种趋势无论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期间，都没改变。
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当年可支配收入。那时是全能政府时期，城市人的工作、教育、医疗、退休、养老、住房等，都由国家包办。随着改革开放深入，到1994年、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5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相对规模在改革开放第一期减少了一半。
而1995年的税收体制改革，直接效果是使政府从国民收入中拿到的比重大规模回升。到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上升到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收入，比1978年还大。2008年以来，由于金融危机冲击，政府在开支和投资方面支出增加，再次使政府规模上升。1978年的国家财政税收等于当年8.5亿农民的纯收入；1996年时，相当于3.8亿农民的纯收入；到2007年这个数字是12.3亿。
许多人会说，政府得到财政税收及财产性收入，不是在给民生做很多投入吗？不是为了共同富裕吗？一些经济学家说，征税是现代国家转移支付的手段，即所谓“第二次分配”。但实际情况可能跟理想相差很远，当财政预算是暗箱操作时，靠什么保证第二次分配真正实现，分配到你希望的对象和项目上？
2007年，巴西政府在医疗卫生这一项上就花了GDP的10.4%，而中国在医疗卫生、就业福利和社会保障三个项目上的开支仅花了GDP的2.4%。巴西政府的教育开支相当于GDP的5.4%，而我们不到3%。所以，那些“第二次分配”和“共同富裕”的理念，并没有被中国的数据支持。
另外，尽管1970年代、1980年代苏联的高科技发展跟美国军事发展基本相当，但我们今天生活中用到的各种科技，特别是跟生产力、生活有关的技术，没有哪一项是苏联当年留下来的。因为那些离民生太远，离重污染、重资源的消耗性工业太近。而之所以国有经济、国家主导型经济都偏爱重工业，轻视民生类行业，是因为制度激励安排会逼着官员们按某种方式去做决策。相比之下，如果整个社会的主要资产和国民收入由老百姓决定怎么花、怎么使用，由此产生的需求结构会更侧重消费品和民生服务品，看淡工业品。
归根结底，只要国有经济唱主角的局面不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就不可能改变，从国富转变为民富也只能是一种愿望。
如何改变？我主张两点：第一，是民主宪政方面的改革，这是最直接约束征税权、政府管制权并对财政预算过程进行更透明监督的必要条件。第二，是把剩下的国有资产注入国民权益基金中，把原来“全民所有制”理想中还没到位的、虚的“全民所有”具体落实到每个公民身上，最好是允许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自由交易。
(本文摘编自《同舟共进》201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