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打天下28年，治天下60年，其基本经验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而时代化、大众化，是“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或者说不将其等同于民族化的大“中国化”概念就包括时代化、大众化。总结历史经验，归根结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打天下和治天下的法宝。

中国共产党尽管从建党伊始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但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88个春秋的胜利与挫折、成功与失利的历史表明：最重要的是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念，真正弄清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中国”是什么，“中国化”是什么，怎样“化”中国和“化”成什么样子。从近90年的发展历史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共产党打天下和治天下的法宝，最根本的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著作很多，基本理论观点很多，不可能读完了马克思主义的书再去打天下和治天下。最重要的是弄清它的精髓是什么。尽管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提出了实事求是思想，但真正明确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在半个世纪之后1992年的邓小平南方谈话。他说：我读的书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所谓“不要提倡本本”，是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反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要坚持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地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即要像毛泽东在建国初期提出的“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要破除迷信”；也如邓小平所说的“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因此，以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这些年来一直强调全党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这既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有着十分突出的时代特色，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第二，真正地了解中国现实实际，一切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除了弄清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之外，还要弄清“中国”是什么，对中国的国情，首先对中国的现实状况有真正了解。这两者缺一不可。因为全面地科学地认识中国国情，是制定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基本根据。过去的教条主义，不仅不能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实质，也对中国的客观实际缺乏真正了解，因而不能以科学的态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正确地分析中国国情，认识中国的革命规律，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发生严重曲折和挫折，也是因为制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不符合客观实际，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国情。改革开放以来拨乱反正，对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有了明确的清醒认识——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大的客观实际，党的路线和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30多年来，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能保持快速持续平稳发展，没有犯超越阶段的“左”的错误，与坚持对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认识有密切关系。当然，客观实际是不断变化的，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能一劳永逸。这就需要不断关注现实情况的动向，对国情问题作出正确分析（无论是大国情、小国情，也无论是宏观、中观乃至微观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坚持不断地作深入实际的科学调查研究。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新的历史时期，尽管进行调查研究的对象、内容、手段、条件都发生了新的变化，但是调查研究在党的决策工作和全部领导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丝毫没有改变。如江泽民所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任重道远，在前进中会遇到许多复杂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不断探索和解决。而对任何问题的探索和解决，须臾也离不开调查研究。

第三，继承优秀历史文化，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形成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是民族化。这既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于各民族国家具体实际的必然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所谓民族化，即是要研究民族的现实斗争内容，继承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创造民族的特殊形式，形成民族的特色风格。上面讲的国情问题，换一个视角看，就是民族的现实内容。民族的历史和民族的现状、民族的形式和民族的内容是很难割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将两个方面结合好。如毛泽东所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用以帮助指导当前的伟大革命运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对待民族历史文化的基本原则，主要有三条：一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即对古代文化的“民主性的精华”要吸收，“封建性的糟粕”要剔除，不能不加区分地兼收并蓄。在革命时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历史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改革开放以后又发展了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代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二是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即对于历史文化中“民主性的精华”，也不能简单地照抄照搬，而必须经过一定改造，进行批判的继承，或作新的解释，或赋予新的内涵。毛泽东对典籍“实事求是”的新解，邓小平赋予“小康”思想以全新的时代内涵，是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古代经典文化的范例。三是古为今用，“双百方针”。前者是继承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原则，后者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尽管在“左”的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特殊时期，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这个方针，但改革开放以来在坚持“双百方针”、推进文化创新、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这方面作了巨大努力。

第四，坚持世界眼光，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党的近9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问题，绝不能没有科学的世界眼光，绝不能离开世界发展的大背景。在正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党就能充分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反之，就不能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坚持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定要与时俱进、与世俱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化、当代化，最核心的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和成就，抑或曲折和挫折，都与此密切相关。从党艰辛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看，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要处理好三个问题：一是继承和借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从哲学上讲是对立和统一，从政治层面说是对抗和继承。党的指导思想正确时，能科学地认识两者的关系；反之，不能正确地把握两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矫正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认识，在哲学理论上既充分认识两者的对抗性、斗争性、排斥性，又强调两者的统一性、共存性、渗透性、可转化性和互补性；将其应用到政治层面，强调资本主义已有几百年历史，各国人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发展的科学和技术，所积累的各种有益的知识和经验，都必须继承和学习。二是共存和补充。在政治制度方面就是“一国两制”，在中国内地，社会主义是主体；在港澳和台湾地区将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在经济制度方面，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吸收外国资金、技术和企业等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三是辨析和吸纳。不是简单地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都说成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作具体分析。有的属于人类社会创造的文明成果都可以用，一些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管理方法，不存在姓“资”姓“社”问题。党辨析、剥离、吸纳、结合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内属于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最大成果，是将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体制，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根本标志。

第五，总结群众实践经验，让理论掌握群众改造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党的实践活动，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问题；另一方面又要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极为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之马克思主义化，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党的历史经验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不仅是双向的，而且是不断地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这里的双向结合和互动过程的关键是创造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不断总结广大群众的实践经验，反复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成功路径。从毛泽东思想到科学发展观，都是以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化作为其本源的。同时，又让理论掌握群众，使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由自发上升为自觉，从而更具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改变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在革命战争年代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来，我们国家能发生翻天覆地的惊世变化，就在于党不断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广大人民群众，使之成为了改变中国的强大物质力量。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我以为，这是它的根本要义。大众化的这个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