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黑色的日子。这一天，蒋介石指挥的国民革命军在上海开始捕杀共产党人，实行“清党”。
这个时期，正是大革命和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并肩战斗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为何突然变成仇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中有政治的原因、党派的原因，还有共产国际的影响在内。如果详细叙述，既烦琐又不得要领。其实，两党的国民革命观念从开始就是不一样的，这导致了工农运动中一系列的冲突。当革命和北伐即将取得最后胜利，要建立全国政权的时候，国民党对共产党就不客气了。
国共“分家”是早晚的事
国民党本来是个组织松散的政治团体，孙中山一直想用暗杀、暴动等手段推翻清王朝。由于没有坚强的组织和自己的军队，清朝瓦解之后，军阀势力取而代之。没有军事实力的孙中山只好把大总统拱手让给袁世凯，民国又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孙中山想依靠广东军阀战胜北洋军阀，结果又以失望和逃亡告终。这时，苏联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并指示中国共产党与其合作。孙中山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在苏联帮助下，组建国民革命军。
在孙中山最危难的时候，蒋介石来到他的身边，成为他最信任的干部。1923年8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安排下，孙中山派蒋介石和共产党员张太雷等4人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
蒋介石从苏联取经回国，创建了黄埔军校，在此基础上组建国民革命军，并仿照苏联红军的政治体系，建立了国民党党代表制度。国民党开始有了自己的武装，走上了发展壮大的道路。但是苏联之行，使蒋介石得到一个切身感受：“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这是他日后决意铲除共产党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与国民党不同的是，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隶属于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服从国际的路线，接受国际提供的经费，在领导人的安排上，更是完全听命于国际。这个起点对中共后来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国际指导下形成的几次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上海法租界里秘密举行的。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共只能秘密发展。1923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来中国，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确立新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并与中共领导人磋商，使孙中山接受共产党人跨党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
有了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大批革命青年投入黄埔军校，一些著名的共产党员担任黄埔军校的教官和国民革命军的各级党代表。更多的共产党员深入城市乡村，开展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
大革命时期广东、湖南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千百年来，统治乡村的都是地主和乡绅。美国学者费正清写道：“在地方上，当地的小绅士，以及有时也可能出现的大绅士，他们左右着众多的事情。他们共同主管各种公共事务，如修桥梁，设津渡，建围墙和寺庙，筹措学校和书院的费用，发起和印刷地方志……”然而，并非所有的地主乡绅都这么乐善好施，也有一些地主豪绅称霸乡里，无恶不作。他们侵夺穷人田产，放高利贷，压榨佃户，把持宗祠，勾结官府。
当共产党开始在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起农民运动，群众抑郁多年的仇恨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各地纷纷成立农会，取代地主宗族把握乡村的权力。对土豪劣绅，农民采取吃大户、戴高帽子游街、清算罚款的手段，直至公审枪毙。一时间搞得天翻地覆。
其实，大多数农民天性憨厚老实，只要有几亩田能维持生计，一般不会去造反。特别是打人杀人这样的暴烈行动，轻易不会去做。共产党要发动和组织农民起来反抗地主和官府，是很不容易的。
农民运动究竟怎么搞？开始谁也不知道。只要是造反，把过去的制度全部推翻就是了。这一来搞得乡里大乱，地主乡绅头等的跑上海，二等的跑汉口，三等的跑长沙，四等的跑县城。他们到处制造舆论，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
乡绅的舆论引起了中共领导层的关注。主持湖南农民运动的李维汉(罗迈)晚年在回忆录中承认：“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乡，随意罚款打人，以至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牌位，等等……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本人就是大教授，他对农民的造反是很不赞成的，也不愿意因此引起国共合作的破裂。1926年底，他与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李维汉多次谈话，要李采取措施限制农民运动的发展。在1927年1月的中央会议上，陈指责农民运动“过火”、“幼稚”、“动摇北伐军心”。遵照陈的指示，湖南党组织在1927年初进行了“洗会”，把一些行为不端的流氓无产者清出农会，以平息国民党内的不满。
农民斗争地主，毛泽东是完全支持的：“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谁个劣，谁个不劣，谁个最甚，谁个稍次，谁个惩办要严，谁个处罚从轻，农民都有极明白的计算，罚不当罪的极少。”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口号：“有土必豪，无绅不劣。”
毛泽东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争议。陈独秀肯定是不能接受的。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支持毛泽东，他要求把毛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并写了一段热情洋溢的序：“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
农民在乡村里造反，工人运动更是热火朝天。共产党在各城市成立工会，领导工人与资本家进行斗争。长期以来，工人的劳动强度极大，工作环境和各种保障极差，工资非常微薄，多数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工资的增加赶不上物价的增长，实际生活水平未见提高，反而下降。各工厂工作时间每天都在10小时以上，有的更是“自鸡鸣以至夜半，自岁首以至年终，无向晨昏，无向寒暑”。加以民国初期军阀混战，造成交通阻塞，工厂倒闭，失业严重，工人真是痛苦不堪。
工人运动使国内民族资产阶级感到不安和反感。1926年11月，上海民族资本家荣宗敬联合同业致函汉口劳资仲裁委员会，对于汉口工潮表示不满，认为“增加薪资，减少工作，而服务未见勤奋，出品未见优良”，担心这样下去，“驯至层波叠浪，愈演愈烈，商店歇业，工厂停机，市面萧条，为何如景象！”
在这方面，国民党人与民族资本家的立场是一致的。在汉口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朱霁青分析工运问题说：“工人生活的痛苦，大部分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本国的大资本家并不很多。在武汉许多大企业都是外国人经营，我国资本家经营的大企业很少。今日要增进我国工人利益，必须劳资协作来抵抗外国的经济压迫，要在劳资两利中去求取工人的利益……现在共产党动辄以罢工手段来对付本国资本家，无异摧残我国幼稚之工业发展。工厂关闭，工人有何利益可言？反而有害。纵然以罢工手段对付外国企业家，罢工又多半是政治性的，一旦外资撤退，我国工人必然要遭受失业的痛苦。”
这样，国民党在政治上与资产阶级站在了一起，与共产党产生了矛盾和冲突。国民党的主旨，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建立一个三民主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共产党则是按照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观念，要以暴力革命推翻一切剥削阶级，建立一个工农掌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这种大方向的不合，预示着国共合作早晚要分家。而工人运动则成为国共分裂和政治斗争的导火线——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在江西赣州枪杀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成为一个重要的信号。
共产党的迅速崛起令国民党右派深感不安
陈赞贤在1926年下半年到赣州从事工人运动，把一万多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总工会，又组织起56个基层工会和工会支部，为工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实行8小时工作制而斗争。1927年1月，国民革命军新编第1师进驻赣州，赣州商人和资本家纷纷向党代表倪弼诉苦告状。当时又出了赣州二女师事件，工人与学生发生冲突。倪弼的政治态度是反共的，下令搜捕陈赞贤和钟友千等人。后来陈赞贤被国民党右派军官枪杀在县政府。
陈赞贤当然是烈士，现在还被敬仰。但是人们在纪念他的时候，除了痛恨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很少有人反思一下：倪弼等人与陈素不相识，为什么会下此毒手？从陈本人那里有什么问题值得反思？新中国成立后，在江西党史座谈会上，当年在赣南从事建党和农民运动的陈奇涵上将回忆：“陈赞贤同志……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他与赣城资产阶级奋勇搏斗，最后牺牲了自己，这是十分光荣的。但是，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他是有严重缺点和错误的。在洋货、绸缎、布匹店员进行加资减时斗争时，他不分别情况，区别对待，而是一视同仁，以至造成工作中不应有的损失。那时洋货、绸缎店员的工资仿照钱业店员骤然增加到原薪的14倍，钱业、洋货、绸缎店主资本雄厚，店员不多，还可负担。但是布匹店员的工资也照样增加到14倍，那就非布店主的力量所能胜任了。布店资本少，店员多，与农民群众联系广，随之而来的布匹涨价，引起了农民群众的不满。布匹店主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乘机兴风作浪，到处做反革命的宣传，以至纠缠两个多月不能解决。要他到省委亲自解决，虽然到了，但省委也没有说服他。结果反革命分子蓄谋枪杀了他。令人十分惋惜的是，他不听党的话，私自回到赣州，不但招致了他自己的牺牲，接踵而来的是党的联系遭到破坏，党的工作全部坍台，这些则是最为惨痛的教训。”
陈赞贤被害的消息传来，江西和各省共产党和工会极为愤慨，纷纷开会通电，要求严惩凶手。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倪弼逃离部队，躲藏起来。蒋介石也被迫宣布将倪撤职，以平息民愤。郭沫若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蒋假革命、真反共的实质。通过赣州事件和相继发生的一系列冲突斗争，蒋意识到共产党力量的强大，他的反共决心已下，只是等待适当的时机了。
其实，蒋介石先于共产党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他在国民党内不是元老级人物，凭借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一跃成为国民党内最强大的实力派。他的革命理念与共产党完全不同，所以他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力量的日益强大深感不安。在北伐开始之前，他就在广州借“中山舰事件”驱逐共产党。
蒋在北伐军中进行大清洗，将共产党员干部统统驱逐。周恩来等人此时被迫离开了黄埔军校。在蒋的压力下，苏联顾问鲍罗廷软了，同意国民党中央通过《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应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全部名册，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管。”“中央党部各部长须不跨党者方得充任。”
共产党吃了大亏，但仍委曲求全。因为蒋毕竟还不是国民党最高领袖，而国民党主席汪精卫号称左派，与共产党关系尚好。1927年3月，北伐军到达上海前夕，共产党配合北伐，发动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不料此举成为蒋介石等决心清党的借口。
国民党右派认为，共产党在上海组织的暴动和选举，是要夺取上海的领导权。上海是经济中心，国民党建立政权的基础，也是西方列强的利益所在，岂容共产党掌控！国民党中一些重要人物开始密谋，起关键作用的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和蔡元培。
吴稚晖从思想上反对共产主义，对共产党力量的迅速崛起非常担心。3月6日，他在钮永健陪同下会见陈独秀。据其自述称：“本委员于本年三月六日晚间八时，偕同钮委员晤见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中国共产党上海首领罗亦农；于上海环龙路二十六号钮委员办公处，谈话甚多。本委员告陈首领，‘研究共产学说，自为共产党之责，若实行共产，五六年前苏俄代表越飞，在广州语孙总理，当在二百年之后。以我理想，二百年尚嫌不足。’陈首领笑我太迂，我言：‘急切轻挂招牌止是鼎。’陈说：‘你更疯癫，请问中国现在的共和，不是伪的么？但你以为康有为之复辟，与伪共和孰优？’本委员遂知中国共产党欲实行伪共产，意在言外，因突然根问陈首领：‘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彼不迟疑而答曰：‘二十年。’余作骇极之情状。时罗首领似怪陈首领直率，合座默然。本委员即乱以闲话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因其强笑而罢。”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李煜瀛(李石曾)等5人聚会，由蔡元培主持。吴稚晖报告了陈独秀与他的谈话经过，提议对共产党“应行纠察”。蔡元培表示同意，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达成共识后，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正式会议，将有关文件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但不让其中有共产党员身份的委员知晓。
吴稚晖、蔡元培都是文人，他们的反共使蒋介石有了理论上的支持。但如何实施清党，则要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蒋在上海频繁活动，与租界当局达成协议，维护西方国家在华利益，并与日本领事会谈，使外国人了解蒋的立场，并给予支持。他与上海青帮头目杜月笙等密谈，让他们组织“中华共进会”，配合清党，还与广东的李济深、广西的李宗仁在上海商定：同步在各地开展清党。
“四一二”：蒋介石开了杀戒
其实，陈独秀与中共中央负责人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已有警惕。陈独秀在3月25日晚特委会上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使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调百余干部，作为纠察队的骨干，加紧训练。
但请示莫斯科后，这个武力反蒋的计划不仅未获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反而于3月27日、28日、31日连续指示中共中央：“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守我们关于不准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收藏起来。”“开展一次反右运动。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地位，我们不要仓促地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必要时隐藏起来”，“勿以武装力量扰乱租界。”
共产国际的指示，捆住了中共的手脚。而蒋要清党，也必须求得国民党主席汪精卫的同意。汪刚被蒋排挤下台，去苏联考察，4月1日回到上海。蒋介石、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等立即上门拜访，吴稚晖告诉汪：“陈仲甫(陈独秀)他说二十年就把中国变成共产党国了。”汪说：“哪里要二十年呢？两年吧。”这表明汪对中共也是怀有戒心的。于是蒋明确提出两件事：一是赶走苏联顾问鲍罗廷，二是分共，要汪同意。但汪心里另有想法，他手里没有军队，要维持他的领袖地位，对抗蒋介石，还离不开共产党的支持。汪表示这两件事情关系全局，要回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议讨论。为了平息蒋对他的不满，汪在上海直接找陈独秀谈话，陈否认他对吴稚晖说过的话，并表示要继续与国民党合作。于是，陈起草了《汪陈联合宣言》。
这个宣言的发表，使陈独秀背上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黑锅，导致了他日后的下台。陈后来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当年的行为表示深为悔恨。
其实汪精卫也不是坚定地要和共产党合作。蒋介石听说此事后，立即找汪陈述利害。汪遂有反悔之意。但报馆已经开印，撤不回来了。《汪陈联合宣言》刊出后，吴稚晖激烈反对，斥责汪的“联共政策”和“两党合作”立场，激愤之余，对汪开口辱骂“一个兔子白面书生和横眉竖眼的陈独秀吊膀子”。汪大受刺激，甩手不管，次日就离开上海去了武汉。
蒋介石一面秘密准备清党，一面麻痹中共。要清除共产党，蒋仅靠自己手里的武装是不够的，如果用军队出面，政治上也很不策略，于是他借助上海青帮的势力。
当时的上海社会，成分非常复杂。代表黑社会势力的各种帮会渗入上海社会各界，组织庞杂，人数众多。青帮是上海势力最大、影响最广的帮会，青帮首领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政府的地下社会秩序网。他们操纵着上海工人、商贩、无业游民等社会底层的生计，控制着上海大多数的工厂。工厂里的工头和监工大多数都是青帮中人，他们掌握着对工人的招聘和解雇、监督和管理等权力，不加入青帮几乎不可能在工厂找到工作，还会在工厂受到排挤和欺负。因此，工人不得不投靠帮会，把帮会作为求职谋生的靠山。
在国民革命的背景下，青帮也在政治上逐渐靠近国民党。特别是蒋本人年轻时也有青帮背景，所以黄、杜、张等转为支持蒋介石。黄金荣刚开始怕国民党斗不过共产党，一时拿不定主意，想观望一下再说。但杜月笙认识到共产党当家，不会有他们的好处，因此力劝黄、张与蒋合作。在这个关键时刻，杜月笙的立场对蒋在上海发动清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进攻总工会之前，杜月笙要先将总工会的负责人打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与杜月笙保持着良好的私交，黄、杜在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期间，曾经为掩护共产党人、通融租界关系方面提供过协助，共产党也注意与青帮搞好关系。杜月笙下请贴，请汪在4月11日晚到杜公馆赴宴。汪没有疑心，乘小轿车按时到达。刚一进门，杜的打手一拥而上，将汪绑架。杜月笙连声关照：“不要做在家里。”打手们将汪寿华塞进另一辆车，开到沪西僻静处杀害。随即，杜月笙等指派青帮弟子以“中华共进会”名义，带上“工”字袖章，分几路扑向上海工人纠察队驻地……一天之内，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被26军全部缴械。
周恩来获悉事变情况，立即赶到商务印书馆，与26军交涉，随即也被带到2师师部，与顾顺章一起被扣押。罗亦农得到消息后非常焦急，派周的联络员黄逸峰(黄澄镜)找关系营救。在2师党代表的帮助下，2师师长斯烈同意将周和顾放出。这样，在国民党大屠杀之前，周恩来和顾顺章奇迹般地逃过一劫。
4月13日下午1时，工人游行队伍由青云路、东横滨路转至宝山路，队伍浩浩荡荡延续2里长。当游行者高呼口号，到达宝山路三德里附近，军队突然向游行队伍射击。前面群众顿时纷纷倒地，非死即伤，现场秩序大乱。半小时后，枪声始停息，军队捕去许多工人。这就是宝山路血案的经过。
杀戒一开，蒋介石便公开宣布清党。4月17日，他与一批右派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政治会议，发布清党通电，并发出秘字一号命令，通缉共产党的首要分子197人：首要为鲍罗廷、陈独秀，其次为林祖涵(即林伯渠)、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刘少奇、张国焘、彭湃、邓颖超、蔡和森、方志敏等人。一些非共产党的左派人士，如沈雁冰、柳亚子、邓演达、章伯钧等，也在通缉之列。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代结束了，血雨腥风向共产党人扑来。
阴云翻滚，共产党人何去何从
上海共产党人的唯一出路，是逃往武汉。
汪精卫主持的武汉国民政府，当时还与鲍罗廷和中共中央实行合作。4月10日汪由上海回到武汉，受到共产党及群众的万人欢迎。汪发表演讲，声称要加强国民党中央的权威和纪律，并手书“革命的向左边转，不革命的快走开去！”刊登在报纸上，矛头指向蒋介石。4月18日，蒋介石通电在南京组织国民政府。22日，武汉国民政府由汪精卫领衔，孙科、邓演达、宋庆龄、张发奎、吴玉章、毛泽东、恽代英等联名发布通电，斥责蒋的分裂行为。这就形成了“宁汉对立”的局面。
4月下旬，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大批共产党人纷纷离开上海前往武汉。据武汉报纸称，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顾顺章于22日抵达武汉，对记者控诉蒋在上海屠杀共产党人的罪行。顾是来参加中共五大的上海代表，动身应该早些。据陈独秀的秘书郑超麟回忆，陈在4月初就离开上海去武汉，而他是在22日前后秘密离开上海的。与他同行的是团中央的陆定一。他们登上了一艘英国轮船，前后有两艘英国军舰护航，因此国民党特务不能上船捉人。虽然票价昂贵，船上还是挤满了人。郑在船上发现了中央委员罗亦农和李立三，还听说郭沫若也在船上。船在南京没有停留，过了安庆后，船上的人员开始活跃起来，高谈阔论，原来多数都是逃离险境的共产党人。(《郑超麟回忆录》上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这时，周恩来在哪里？官方的《周恩来传》与《年谱》都语焉不详。还是周恩来晚年自己讲了出来。1973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那天上午，周恩来来到上海大厦18楼等候外宾，在贵宾室，他走上外边的阳台，俯视着黄浦江和外白渡桥，旁边有一座英国式的老建筑，是浦江饭店。周恩来告诉上海陪同人员：“过去这里叫礼查饭店，是公共租界里一座比较豪华的饭店，我在这里住过，那还是在1927年‘四一二’事变以后……”周恩来讲起了一段尘封40多年的往事：“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以后，蒋介石叛变革命，当时的形势很紧急，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我和邓颖超住进了礼查饭店。”第二天，邓颖超向陪同人员证实了此事。她说：“对！对！那可是一个高级的饭店呐，当时住的都是外国人和‘高等华人’。我们住进去以后也要充阔佬：恩来穿的是西装革履，我呢，身上穿的是旗袍，脚上着的是高跟鞋，冒充阔太太。我们在礼查饭店足足住了两个多月，不能出门，靠地下党组织派人来联系。真把我们给憋死了！”
礼查饭店是美国人在1910年建的一幢6层楼高、具有英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维多利亚巴洛克式建筑。在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国际饭店尚未建成之前，这是上海最豪华的宾馆。西方名人政要来上海，多下榻于此。由于地处租界，又是名流荟萃之地，国民党当局是不敢上门捉人的。礼查饭店价格昂贵，周居住的311房间是套间，当年的房价是每天12元，相当于上海普通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据记载，4月25日，释放周的国民党军师长斯烈通报：国民党悬赏2.5万元缉拿周恩来，周此时应该正在酒店隐蔽。5月中共在汉口召开五大，周被缺席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秘书长。5月下旬，周才秘密乘坐英国轮船到达汉口。
周恩来在白色恐怖期间能隐身豪华宾馆，实属特例。这么高的费用如何支付？从当时发生的另一件事中似乎可以找到答案。7月2日，中共中央委员、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负责人赵世炎(施英)在上海被捕。新闻报道称：“(施英)乃该党中之著名人物……北四川路志安坊190号之机关，由史(施)主持。故挟巨款以便发给其手下党徒之需……将史拿获。搜出钞票38832元，当时犹不知系属史英也。”由此可见，在中共早期没有固定的财务制度和机构的情况下，党的经费均由负责人分头掌管。领导人亲自把握钱财的情况，在中共党内长期存在。(1941年3月，新四军政委项英在皖南事变后藏匿于山洞中，因随身携带黄金，被副官刘厚总谋财害命，是一个典型案例——作者注)
在这个阴云翻滚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人何去何从？遗憾的是，在共产国际的遥控下，中共中央不但没有做出有力的决策，反而自己乱了阵脚。
当时中共中央的太上皇是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他1923年秋来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并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高等顾问。他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具体计划，使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北伐时期，他支持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让共产党人在政府中发挥骨干作用。当蒋开始清党后，老鲍更加依靠武汉政权，所以对汪尽量拉拢。斯大林对鲍逐渐不满，于1927年2月派印度人罗易到中国，以共产国际特使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4月罗易到汉口后，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和鲍罗廷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矛盾冲突，中共中央内部产生了分裂。
首先，在军事行动方面，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和鲍罗廷主张北伐，攻打张作霖；罗易和蔡和森主张立即实行土地革命，巩固湖南、湖北根据地，北伐应该在实行土地革命的条件下进行；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首先讨伐广东军阀；瞿秋白、周恩来、罗亦农则主张东征讨蒋。争来争去，还是按照鲍罗廷和汪精卫的意见，继续北伐。
宁汉分裂，蒋占据长江下游，正常的经济往来大受影响。5月中旬以后，武汉地区的财政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汉口的银行钱庄关门，商人们停止兑换铜元，拒绝中央票币。百姓蜂拥至中央银行，银行闭门，兵士将群众驱散。工厂也相继停工停产，许多人携家带口逃入租界或乘船东下，仅迁入租界避难的市民即达3800户，40000多人。油、盐、柴、米和日常用品奇缺，价格陡涨。湖北省总工会为镇压反革命、稳定社会秩序，向各基层工会发布命令：1.调查各钱庄所有铜元之数量，保证兑换，不得拒绝中央纸币。2.调查收集粮食，供给武汉百姓，不得抬高物价。买米一石内自由交易，一石至五石须得党部、总工会证明。3.禁止码头工人，汽车、马车、人力车、手车工人替人搬家。这些措施带有明显的强制性，执行过程中弊端也不少，不仅未能平息社会动乱，反而搞得人心惶惶。
武汉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一方面是蒋的南京政府对上游的封锁造成的，另一方面也与当时武汉的工人运动和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造成的动荡有关。
刘少奇对当年左倾错误的反思
10年后，刘少奇对当年工人运动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反思。他在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说：“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官与国民党人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共产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共产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共产党的指示，这就影响共产党与各方面的关系。”(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农民运动也出现了失控的局面。据国民党方面调查5月间湖南情况说：“先是共产党大捕彼辈所认为土豪劣绅者，各地监狱为之充满……各县乡村，同时宣布戒严，凡无农会工会之徽章，不能通行，否则视为奸细，或土豪劣绅逃亡者。于此时也，商不安于市，农不安于野，人人自危，家家恐怖。”汪精卫6月1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气愤地说：“照他们这样胡闹，打到湖南，湖南完了；打到江西，江西完了；打到河南，河南又完了。中央只好关门，还革什么命！本席可以大胆说一句：农民协会是一个空前的错误，国共两党同志都应该明明白白承认的。我们看，农产品被摧残完了，工商业家都打得跑光了。上不要中央，下不要人民，还革什么命！”
这不是汪精卫个人的看法，而是武汉政府中多数国民党人的看法。这就形成了一个局面：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怕得罪汪精卫，汪又怕得罪手下的将领唐生智、张发奎和朱培德。然而拿枪杆子的军官们认为共产党危害了他们的利益，率先造起反来。5月间先后发生了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乱。
这在武汉国民政府和中共中央引起很大震动。陈独秀的秘书黄介然回忆：“陈独秀认为都是农民‘过火’引起的，流露出一种理亏、内疚的心情。事变发生后，蔡和森、任弼时等同志和陈独秀、谭平山等人争论得很厉害。我记得陈曾说过：‘中央开会就像起哄，吵吵嚷嚷的，意见难以统一。而在两党联席会议上党又要表示意见！’很觉为难。回想那时，陈独秀真是六神无主，束手无策，情绪焦躁、慌乱，心情坏透了。”
陈独秀在危急时刻的这种表现，其实已透露出他并不适合政党领袖的职位。共产党的重新崛起，还有待更有能力的领导者担起重任。
陈独秀的挣扎与毛泽东的彷徨
平心而论，陈独秀从心里不赞成农民运动。他是大教授，虽然从事的是唤起民众的革命，但广大农民真正起来了，他又怕得要命，属于毛泽东所说的“叶公好龙”之类。陈对农民的定义是：“农民占中国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但是，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下，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畏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
所以，陈独秀一方面尽量迁就汪政权，一方面下令纠正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而领导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和蔡和森、瞿秋白等人，不同意陈独秀、鲍罗廷一味退让的立场，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歧。作为代理中央秘书长的蔡和森感觉很难办。他说：“五次大会后，好几位重要首领牢骚满腹，善使性气，秘书厅工作是最难做的。”（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陈独秀不能容忍蔡和森这个处处与他对立的秘书长，6月底改由邓中夏接任，蔡和森只好到毛泽东家养病去了。
毛泽东预感到风云将要突变，一场劫难很快就要来临，但自己的主张又不为鲍罗廷、陈独秀等决策者接受。他独自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黄鹤楼前。面对滔滔长江，填词表达他内心的忧虑：“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后来，毛泽东解释写这首《菩萨蛮？黄鹤楼》时的心情：“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毛泽东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诗词十九首》书眉上的批注）
陈独秀也明白，汪精卫的立场逐渐右转，与共产党分手是迟早的事情。在这个时刻，敢不敢同国民党决裂，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是中共中央面临的一大抉择。陈独秀后来回忆：“蒋介石、李济深相继屠杀工农后，国民党日益看轻了无产阶级的力量，汪精卫及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的反动态度与政策日益发展。我在本党的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我们和国民党的合作日益入于危险，他们和我们所争的，表面上好像是……各个小问题，实际上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已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同时我和秋白谈论此事，秋白说：‘宁可让国民党开除我们，不可由自己退出。’我又和鲍罗廷商量，他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容许。’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纪律和中央多数意见，而未能坚持下去。我自始至终都未能积极的坚持我的提议，一直到此时实在隐忍不下去，才消极地向中央提出辞职书，其主要的理由是说：‘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陈独秀的这些心声是日后回忆时的感叹，当时的表现还是尽量维护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关系，并压制党内与国民党决裂的呼声。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犯了致命错误
“马日事变”后，形势日益恶化。江西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也在6月5日转向右派。他没有杀共产党人，而用“礼送出境”的办法，把在江西政府和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方志敏等22人召集起来，每人发200块大洋，让他们离开南昌。随后，朱培德宣布南昌戒严，禁止工农运动。
共产国际也在关注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在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面对中国革命的危急局面，斯大林仍认为“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汪精卫是可以依靠的左派。会议最后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开展农村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群众，但坚决反对退出国民党，积极参加武汉政府的活动，并不指名地批评了陈独秀对上述问题的动摇态度。
在共产国际会议结束的当天，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罗易和苏联驻汉口总领事柳克斯发出指示电。主要内容是：1.进行土地革命。通过农会从下面实际没收土地。同时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动用军队。2.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暂时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3.改变国民党领导层人员的构成，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同时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扩大国民党地方组织。4.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5.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军事法庭，惩办迫害工农的反动军官。这就是“五月紧急指示”。
6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为什么呢？他在后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对当年国际的指示进行了逐条批驳。陈独秀认为：“企图在国民党内执行这些政策，仍然是幻想的口头上左倾的机会主义，根本政策一点也没有转变，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
周恩来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对的，他在延安整风时期反思道：“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没有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去篡党篡政篡军，搞土地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体执行委员会议对中国问题的决议包括这四点：改造国民党使工农分子大批参加进去，这就是篡党；把农民协会变成为乡村的政权，这就是篡政；组织七万军队，其中要包括二万共产党员，这就是篡军。”
在这个关键时刻，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竟然把电报拿给汪精卫看。用蔡和森的话说，罗易是中了“汪毒”。汪精卫看了电报，明白了国际指示中共的意图，决心分共了。他后来说：“兄弟看过以后，觉得严重时期已到了。已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做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一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走一个，更无他法。”
罗易的泄密，使汪精卫确立了分共的决心。这时，素有“倒戈将军”之称的冯玉祥也开始转向反共。他得到了苏联的援助和武器，看到蒋的力量越来越大，决心再次倒戈。6月22日，冯玉祥回到郑州，即制定“清党”章程。这使鲍罗廷幻想依靠冯玉祥的计划完全破灭，共产党的处境更加险恶。
6月底，在武汉附近的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何键也借口武汉工人纠察队要暴动，准备带兵进城。最后，在鲍罗廷主持下，中共中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
6月29日上午，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等执行了这个决定，将枪支弹药交到国民政府管理武汉卫戍事宜办事处，而总工会办公楼则由国民革命军第8军2师李品仙部接管。当时中央机关一片混乱，未向总工会和下边作出具体布置，总工会也不明了中央的意图，弄得手忙脚乱，一些人弃枪而逃。5000人的队伍，2000多支枪，就这样自行解散了，根本没有并入张发奎的部队。共产党失去了与国民党对抗的最后一张实力牌，陈独秀后来承认这是“莫大的错误”。“文革”中，中央专案组将此归结为刘少奇的一大罪状。其实刘仅仅是执行者，周恩来等人才是真正的决策人。
在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何键等相继反共的情况下，共产国际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仍然把汪精卫、唐生智看成是国民党左派，认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搞好同武汉政府的关系，因此对汪精卫处处采取迁就态度。解散工人纠察队的自杀行为，就是这种错误立场的产物。迁就的结果是不但未能挽回局面，还使整个形势更加恶化。
罗易的泄密，使鲍罗廷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感到极为愤怒，罗易在1927年6月初被调回苏联。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感觉鲍罗廷也不能执行他们的命令，于是派遣两位新代表——纽曼和罗明那兹来武汉，传达共产国际的新指示。
“七一五”：国共终于全面破裂
随着局势一天天恶化，中共中央内部的争论也日见激烈。蔡和森向中央提交他起草的《两湖问题决议案》，要求组织5万农民军，围攻长沙，解决许克祥。陈独秀训斥他“天天写信唱高调”，先撤去蔡和森代理中央秘书长职务，实行组织惩戒。陈独秀、鲍罗廷在离职前几天还决定调蔡和森到海参崴，调毛泽东到四川，使他们远离中央。在6月27日的中央会议上，团中央书记任弼时发言批评陈独秀，要求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精神。陈大发雷霆，说这是党的会议，青年团没有资格发言，并把团中央所作决议弃之于地。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太雷、瞿秋白赞成蔡和森、毛泽东的主张。6月6日，张太雷发表《武汉革命基础之紧迫的问题》，指出在当前反革命一齐向革命民众进攻的时候，我们“不应是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是整顿与强固我们的队伍，并一变以前无组织的反抗，使成为有组织的抵抗反革命的进攻。”瞿秋白6月13日发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危机》一文，指出当前革命的迫切任务是夺取革命领导权，集中势力进攻新军阀，巩固扩大革命的领域。他对陈独秀拒绝接受蔡和森的建议十分不满，认为“在大敌当前，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我们绝不能把中央内部的矛盾，全部暴露给蒋介石、汪精卫”。他忧虑地说：“在一些问题上，过多地迁就陈独秀，是会使党的事业受损失的。”
这时，共产国际也预感到汪精卫要与共产党决裂，指示鲍罗廷对“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指导权”。矛头指向不听话的陈独秀。鲍罗廷与陈独秀立场接近，对共产国际改组中央的训令秘而不发。鲍决定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并提议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革命问题。陈独秀知道鲍要推卸责任，并对共产国际先前的政策深为不满，他拒绝去苏联，也表示了与共产国际的决裂态度。
7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由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从此，陈独秀不再主持中央领导工作。临时中央开会讨论挽救时局办法，决定在张发奎部队中发动军事暴动，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等省举行秋收暴动。
7月13日，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政局宣言》，表示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决裂。参与起草宣言的政治局委员张国焘后来说：“这是中共的退让政策走到了穷途，转而奋起反抗的一个信号……其实，这个宣言所起的实际作用，只是提早了国共全面破裂的到来。”
中共临时中央将《对政局的宣言》在武汉街头广为散发，使汪精卫终于下决心清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于7月14日晚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的“分共”主张。15日，国民党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三项决定，其中第二项为“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实质就是制裁共产党。这就表明汪精卫政权也公开反共，即中共党史所称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中共中央虽然宣布与武汉国民政府决裂，却没有反抗的力量，只能做一些政治鼓动。7月19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发表了《告全国劳苦青年群众书》，号召全国青年为打倒武汉政府而奋斗。汪精卫在7月25日的政治委员会上，恼羞成怒地说：“我们苦心孤诣维持到现在，并不是不敢翻脸。只要稍微放松一点，哼！看看有没有屠杀！他们这样毫无道理地随便造谣，想我们进攻，简直是有心逼得我们翻脸。在国民党的权力之下，是由他们这样胡闹还是怎么办？应当对共产党提出警告，再这样乱闹，莫怪我们翻脸了！再要闹，只好捉人了！”
起初，汪精卫还想“和平分共”。7月1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级党部发出《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称15日的分共提案“完全根据于革命利益，执行纪律，并非妨害共产同志之个人身体自由”。“有对共产分子压迫，妨害其个人之身体自由，意图倾陷者，务即依法严办”。国民党右派军人才不理会什么训令，四处出动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杀害共产党人。武汉迅速进入白色恐怖状态，共产党无法公开活动了。
中共中央的领导人当然不会坐等国民党军人来屠杀。在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前，就已经各自隐蔽起来。郑超麟回忆：“有一天，中央秘书处或组织部通知在武汉的重要党员，告诉他们有立即发生反革命可能，嘱他们躲避……与国民党有接触的一切头等和二等人物，一窝蜂到庐山去了。”郑超麟本人没有离开武汉，也不掌握全面情况。张国焘回忆：7月13日前后，鲍罗廷、瞿秋白、刘少奇等人去了庐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毛泽东等转移到武昌的秘密机关。因为武昌是张发奎的驻防地，何键的部队过不来，暂时还安全。李立三、林伯渠、恽代英、吴玉章等去了南昌。陈独秀已被共产国际下令免职，就没人关照他了，14日到汉口一个朋友家里躲避，心情非常沉痛。15日，他托人给临时中央送去一封辞职信，表示“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
鲍罗廷、瞿秋白在庐山策划了举行武装暴动的计划，又接到国际指示：新派遣的代表纽曼和罗明那兹即将到达武汉，令鲍罗廷带领他的顾问团原班人马回国。7月21日，鲍罗廷、瞿秋白回到武汉，瞿即与鲍划清界限，等待23日到武汉的新国际代表罗明那兹的指示。7月27日下午，鲍罗廷与他的顾问团130多人登上汉口开往郑州的火车，经冯玉祥的辖区回国。临行前，武汉国民政府的要员汪精卫、宋子文等聚集车站，礼送老鲍离去。汪精卫还送给老鲍一封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全体成员签名的致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内容是：“鲍罗廷同志自被任本党顾问以来，尽心赞助，厥功最多。今因鲍罗廷同志回国之便，特修此函，证明鲍罗廷同志之工作，为本党同志感念不忘。”国民党给足了鲍罗廷面子，鲍罗廷却神色黯然，一点也打不起精神。
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
从“四一二”到“七一五”，蒋、汪相继清党，鲍罗廷离去，陈独秀下台，标志着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其实这个失败，只是共产党的失败。国民党依靠共产国际的援助，有了钱，有了枪，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政权。而共产党最后被国民党一脚踢开，从合法转为非法，遭到国民党的驱逐和捕杀。激愤之下，中共中央将失败的责任都推给陈独秀，说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断送了共产党和大革命。但是很少有人反思，为什么国民党要和共产党分手？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党自身究竟有什么问题和教训？
十年之后，只有刘少奇作过反思。他在给张闻天的信中说：“革命的失败，无疑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除客观原因外)，但在失败以前及以前很久，并不是没有‘左’倾错误。这种‘左’倾错误至少帮助了反革命，正如西安的错误帮助了右派一样。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从‘八七’会议以来即不承认过去有‘左’倾错误，批准过去的一切‘左’倾错误，认为这些过火的行动是最革命（的）行动，不独不应纠正，还应大大发扬。而且谁要谈过去有‘左’倾错误，就是机会主义，就是对中国无产阶级不相信……我想在研究西安的‘左’倾错误的教训时，应该提到十年来我们对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问题。这个历史教训深入每个同志思想中，如果不正确解决的话，那以后的问题还正多哩！”（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的一个问题》，1937年2月20日。《党史研究资料》第2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但这个声音在中共内部，显得太微弱了。
面对国民党的清党屠杀，正如毛泽东所说：“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大规模武装暴动之路。大革命时期“左”的种种教训不但没有被吸取，反而认为“左”得还不够。在以后的日子里，左倾错误升级到盲动，给共产党造成了更惨重的损失。（全文完）
（作者系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来源: 《同舟共进》2011年第4、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