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虽然工人是中共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动员的主体，但在中国，阶级分化并不严重，对工农的动员极为困难。中共选择从易于发动的学生运动入手，通过发动学生，促其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宣传和帮助工农建立组织，从而达到动员工农的目的。

关 键 词：学生运动  工农运动  共产党  动员策略

革命，究竟是发生的，还是发动的?这是一个纠缠学界已久的问题。西达·斯考切波认为革命是发生的，而不是制造出来的。她认为革命并不起始于革命先锋队的主观努力，而是发生在特定的结构性情势之下①。与之相反，不少社会学家强调动员在革命中的作用②。亨廷顿认为社会动员特别是政治动员，是落后国家通向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在东方型革命中，政治动员是旧政权灭亡的原因③。在1919年以前的中国，尽管革命精英在推翻王朝统治的过程中，只能倚重下层民众的力量，然而群众动员还没成为革命精英的理念。“走向民间”的观念一直到五四时期才在当时的社会运动中真正出现。在苏俄的影响下，走入群众、唤起群众，以群众的力量达成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目的，成为国共两党的共识。中共成立后，即强调动员群众，使之成为政治力量的核心来源。学界对中共群众动员的研究成果颇丰，但多集中在延安至“文革”时期，对中共早期的群众动员关注不多④。有鉴于此，本文拟对中共早期群众动员的理念、策略及遇到的困难等作进一步考察，以探讨中共早期群众运动的模式与理路。

一、从学生运动到工农运动

共产主义者进行群众动员的基本依据和合法性基础，源自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理论。然而，马克思主义是基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而产生的，中国的问题与西方有着天壤之别。在中国，阶级分化并不如马克思所设想的严重⑤，加上中国传统社会固有道德观念的深刻影响，中共在阶级框架下进行的群众动员工作，最初进展得并不顺利。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提到了在中国进行群众动员的困难。他说，上海“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却没有我们所理解的那种工人运动。……除了唯一的北京附近的铁路工人组织外，只有广东省的工人建立了现代的工会组织。中国工人组织的旧形式，行会和秘密结社，如上海的红帮、青帮，倒不如说是开展正常的工人运动的障碍。现代产业工人的人数甚少。”而“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是农民，他们虽然穷，但几乎都是小有产者。内地人同外界的资本主义几乎没有联系。对于中国农民来说，没有象俄国农民和印度农民那样的阶级斗争；也不象印度和朝鲜农民那样必须缴纳重税。因此，农民群众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也不会发挥任何政治作用。他们消极地忍受着频仍的军阀混战。”⑥

相较工农而言，学生显然是一个较易入手的群体。学生作为动员的对象，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方面，作为成年人，他们已经能独立自主，但没有家庭和子女的牵绊因此敢闯敢闹。同时，学生又是社会上同质性最好的一个群体，他们的年龄、生活经历和知识结构都比较相近，因此容易一鼓而起。最后，学生有着较好的组织，文化知识又给了他们较强表达怨气和愤恨的能力。在这些条件下，学生往往会成为一些社会运动的先锋⑦。对于学生的动员优势，中共早有认识：“因智识的关系，因年龄的关系，最易受我们的宣传最易对无产阶级革命表同情的，就是一般青年学生。青年学生，具有一种勇敢进取的精神和天真烂漫的性格，目击社会黑暗、政治腐败种种不平的现象，自易感着不满而起改造之念，随之若我们宣传得法，投其所需，则必有多数人聚集于我们主义旗帜之下。”⑧

毋庸赘言，五四时代新学生的出现与激进主义的成长，恰恰为共产主义组织的群众动员提供了机会。五四时代，是新与旧对立并开始强烈冲突的时代。旧制度的崩溃与新思潮的激荡，给予学生很大的刺激，促使他们重估一切信仰与价值，同时向旧中国的社会组织与家族观念发起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学生特别容易倾向集体行动，因而五四时期各种学生社团与团体活动特别蓬勃。而3年高等教育机构高度集中于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这又为学生们的组织与串联提供了便利，助长了学生们集体行动的发生。

在五四运动发生前，学生的组织就起了极重大的变化。教育的腐败使学生深感学生自治的必要。1918年，学生自治会首先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大学和浙江第一师范组织起来。这些组织的活动范围，都是偏于校内，以谋改进教育为主。五四运动爆发后，由于学生自治会的力量有限，学生纷纷组织学生会，同时自治会亦日渐向学生会转变。5月6日，北京学校率先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5月11日，上海也成立了“上海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随之，天津、南京、杭州、武汉等地的学联会也相继组织起来。各地学联的成立为全国学总的成立创造了条件。6月16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相较于自治会，学生会与学联组织不仅是学生参与校务和改进学生本身利益的一个团体，而且它们更加关注政治上的根本改造，是对抗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强大组织⑨。

五四运动中，学生运动不仅迫使北京政府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而且释放了被捕学生，和会代表亦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一役，显示了学生运动的巨大政治能量，使得广大民众对学生刮目相看。在时人的眼中，此时的“学生界奇军突起，恍惚成了一个特殊的阶级”⑩。据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宁波地委报告，五四运动以来，“宁波的一切民族运动，莫不由学生领导。宁波的学生，虽有一部分相信先读书后救国的理论，可是当一种运动起来时，他们都不期然而然的认救国是他们的天职，没有落后的。所以宁波的学生在过去和最近已取得民族运动的最高地位，无形中使宁波各阶级民众不得不承认他——学生——是民族运动的领袖。”(11)

尽管学生具有独特的动员优势，在共同的诉求下容易一呼而起，充当社会运动的先锋。但学生运动却有着天然的弱点，学生是一种身份而不是一种职业，缺乏明确的阶级定位，难以充当坚定、持久的革命力量。当时就有人指出，“学生在学校中受了校外校内的压迫，尚能迎接光明的新势力去反对黑暗的旧势力；若出校到社会上向军阀官僚政客和资本家求得相当的地位及生活，也能迎接黑暗的旧势力去反对光明新势力，现在的官僚政客是从前的学生，将来的官僚政客就难道不是现在的学生吗?”(12)对于学生的弱点，中共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尽管中共非常注重学生的力量，另一方面却始终认定“青年学生本没有确定的经济基础，因此，他们也没有确定的阶级倾向。他们是依附于社会各种有经济地位的阶级而存在，绝对不能自成为一整个的阶级。”中共认为学生的这些阶级属性，决定了其无法成为社会革命的主体，“学生离了民众，便一事无成，……学生虽能引导各种运动，如果得不着民众的后援，结果总不免于失败。”(13)

对中共而言，其阶级基础建立于工人之上，工人才是中共社会动员的主体。使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并非中共进行学生运动的最主要目的。中共认为，从事学生运动的最重要目的是使学生充当动员工农群众的媒介与桥梁(14)。陈为人指出，所谓“学生运动，不过是运动学生向各种青年群众中去运动反抗黑暗的旧势力的意思。”(15)连一向极为关注学生运动的施存统也不得不承认，学生运动其实是“以向青年工人中发展为目的，向青年学生中活动为手段”(16)。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明确指出了学生运动的意义所在：“学生在目前政治运动中，是重要的推动力，所以学生须参加这种群众的政治运动。然而这始终不能算学生运动的最重要的目的。学生运动的最重要的目的，是怎样使学生能与工人、农民运动结合起来，使他们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宣传和帮助他们组织。”(17)

中共欲通过运动学生进而运动工农，从而达到运动全体群众的目的。但青年学生的社会地位、教育程度以至言谈举止、衣着打扮等方面，均与工人、农民有天壤之别，要从事工农运动，并不如理论上简单。学生从事工人运动首先遇到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工学界限”问题。在工人们看来，工人是命运安排才受苦受难，学生是将来做官为宦之人，是统治工人的候补者，学生居然要为工人谋利，其中必有蹊跷。政客官僚们唯恐学生造反，扰乱秩序，也不断向工人聒噪：“学生是危险人物，是过激派，穷党。他们是专门来煽动工潮，借此捣乱的，你们千万不要上学生的当!”(18)这样更加深了工人和学生的隔阂。“工学界限”使学生难以接近工人，影响革命宣传与组织的深入。据罗章龙回忆，“工学界限”问题是当时从事工运的最大难关。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共采取了各种方式缓和工人对学生的抵触情绪。如一开始有人主张采用旧社会拜把子、结兄弟的办法与工人建立友谊。李启汉、杨殷等曾采用过这种办法，与工人在神像前烧香歃血为盟。但旋即发觉这种方式缓不济急，且易生流弊，决定禁止采用。后来采用的主要方式是召集各种工学座谈会，进行宣传、解释，讨论工学联合、工人团结等问题。经过长时间的互相讨论，澄清了工人们的一些误解，双方的感情也日见接近(19)。

此外，中共采用发动学生设立工人夜校、成立工人俱乐部等手段进行宣传、联络和组织工人。但即使是用办工人夜校、义务帮其补习这样的方法来发动工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20年4月，章积和曾致信陈独秀谈及此事。章积和作为工人义务补习夜校的筹办主任，一方面贴招生简章，一方面请工头与工人接洽，不仅不收费用还供给纸张笔墨书籍。条件如此优厚，章积和预料工人定会积极参加，怎知到了开学的时候，来学的人竟很少，令章积和百思不得其解。原因其实很简单，工人们说“我们一天到夜，要做八九点钟工作，很是吃苦!一到夜里，马上就要去睡觉了。不然，那末第二天早上就不能够起来做工了。要晓得我们不做工，就没得饭吃，所以我们还是不去读书的好。实在读书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那里是不肯去读呢?无奈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罢了。”(20)

在农民运动方面，中共最初往往不得不藉由出身农村精英家庭而前往城市求学的知识分子来深入农村。但即使是本地出去的学生，要打入当地闭塞的乡村社会，亦非易事。以彭湃的亲身经历为例，彭湃虽是赫赫有名的“农运大王”，然在其着手农民运动之初也着实吃过不少苦头。据彭湃自述：1922年5月的某日，他身穿白色学生服，头戴白通帽，走进海丰县赤山约的一个乡村。一个30多岁的农民见状，即好奇地问：“先生坐，请烟呀!你来收捐吗?我们这里没有做戏。”彭湃回答：“我不是来收戏捐的，我是来和你们做朋友，因为你们辛苦，所以到这里来闲谈。”“呀!苦是命啊!先生呀请茶，我们不得空和你闲谈，恕罪!”农民说完这句话就走开了。不久，又来了一个20多岁的农民，问彭湃：“先生属那个营?当甚么差事?来何事?”彭湃答：“我不是做官当兵的人。我前是学生，今日特来贵村闲游，目的是要来和你们做好朋友……”农民笑着说：“我们无用人，配不起你们官贵子弟，好说了，请茶吧!”头也不回地走了。彭湃不甘心就此离开，走到第二个村庄准备再碰碰运气。那知刚进村，一头恶犬便对着他大吠特吠，张牙舞爪。村内门户深锁，空无一人。彭湃走到第三个村庄，时已夕阳西下，进村不便，不得已只好打道回府。彭湃吃过晚饭后，打开日记，想把当天的成绩记在里头，结果只有一个零字。此后连续数日，仍是如此，工作毫无进展。后来彭湃结识了张妈安、林沛、林涣、李老四等几位农友，在他们的协助下，并通过魔术杂技、改编歌谣等手段扩大宣传，才逐渐打开局面(21)。

相较居于城市的青年学生而言，居住在乡村的小学教师对于动员农民有着更多的天然优势。乡村小学教师一般多为高小毕业因经济原因而不能继续升学的年轻学生或中等师范学生，虽然是知识分子，但“乡村小学教师的生活状况，与佃农及手工业者相差不多，而容易领受革命要求与革命知识”(22)。因而中共将乡村小学教师视为动员农民的重要媒介，一方面要求“青年团学生分子散布到各地乡村学校中去当教师”(23)，另一方面积极吸纳乡村小学教师加入党、团组织。为此中共中央还专门通过了《乡村教师运动决议案》：“为要发展我们的乡村工作，我们应当首先注意于在乡村中知识比较进步而有领袖地位的乡村教师，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介绍他们加入我们的团体。乡村中教师多系青年，穷苦被压迫不能升学的师范中学学生，他们在乡村中，过很苦的生活，受恶劣的风俗习惯所束缚，压制，所以应当很容易同情于我们的主张……乡村教师往往可以做我们农民运动的着手处。”(24)

虽然，中共强调通过学生来进行工农运动，然而成绩并不理想，尤其是青年团的青工与青农运动。直至五卅之前，青年团的青年工人运动仍被中共批为“至今没有一点成绩”(25)，青年团的青年农民运动“还是一种调查与宣传的工作”(26)。为了加强学生对工农的动员，1925年7月，由青年团主导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召开第七届代表大会，通过了《援助工人农民运动议决案》，确定各地学联须注意工农运动，且明确规定在各级学联委员会中，增设工农部(27)。至此，中共方初步实现了其从运动学生到运动工农的本意。

二、群众动员中的策略运用

中共向以擅长群众动员著称，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积累了一套群众动员的基本策略和技巧。在共产党与青年团建立伊始并开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这种群众动员的策略与技巧已初试牛刀。

不同的动员对象，其特点亦各异。针对动员对象的不同，中共对宣传动员的内容、方法亦做出相应的调整。施存统一再强调“应该从各种问题的不同和宣传对象的差异而变易我们宣传的态度”(28)。青年学生一般在20岁左右，这个年纪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他们富有热忱、充满激情，以天下为己任，且对未来满怀浪漫与憧憬，在国家危亡关头，多能充当时代先锋。对于学生，中共多从激发其救国救民的爱国情怀出发，告诉他们，“要解决中国的纷乱，只有实现社会主义；要实现主义，只有靠无产阶级的势力壮大；要使无产阶级的势力壮大，须得学生到无产阶级群众中去帮他们教育，帮他们组织”(29)，从而引导其走向民众，投身共产主义事业。

对深受生活压迫的工农而言，谋生的压力比救国救民的理想更为现实：“民众所望的只是这一类生活上的切实东西，他们所以至今还眼巴巴地希望着‘真命天子’那个奇迹，也无非是为了它可以给他们以马上可以兑现的好的生活!”(30)显而易见，发动工农参加革命，需要“使一般民众肯定他们底命运与革命的必然关系”(31)。恽代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倘若我们能有一个切实的方法——可以马上把一切物价低减下来的——提供于民众之前，以为革命的保证，则民众之乐于革命，勇于前进，当较我们过之百倍”(32)。

长期以来，工农大众深受资本家与地主士绅的欺压，他们无力反抗，只好逆来顺受。他们对于自己的悲惨生活，并不认为与社会制度有何关联，只是将其归咎于自己无从掌握的命运。这种把现世的遭遇合理化并加以接受的宿命论深植在广大工农的思想意识中。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阶级意识”。尤其是在乡村，“居民是按照群落和亲族关系(如宗族成员、邻居和村落)，而不是按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来看待他们自己的”(33)。所谓“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套“阶级话语”对广大的中国传统社会来讲是一种外来话语，很难直接被广大工农所接受。因此，必须找到一种方式能使“阶级话语”打入广大工农的心中。

中共注意到中国工农大众普遍贫困的现实，并以此为突破口。工农的生活很苦，而资本家、工头与地主、富农的生活则相对好得多。中国人自古以来便是“不患贫而患不均”，贫富悬殊的这种现实与民众自古以来就有的“均贫富”的平均主义理想形成尖锐的对立，必然导致广大贫苦大众对现实的不满。常言道“一家富贵百家怨”，这无疑是一种可以利用的潜藏在工农内心的革命动机。因而中共动员工农的第一步是和他们谈话，引导他们自诉苦况，从而使工农心中的这种不满充分释放出来，进而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对工人谈话，“第一是问他们各种情形，使其先说出自己的各种苦况，然后告以：你们的受苦并不是天命使然，并不是没有法想，只是你们人不一心，没有团结的缘故，你们如有团结就可达到你们的希望，并证以外间工人之如何有了团结如何得了胜利。”(34)为了说明团结的道理，党、团员们还经常采取一些简单的事例来证明。如拿一张纸，让工人用手指去戳，结果一戳就穿。再拿一叠纸让工人去戳，结果工人的手指头都戳痛了也无法戳穿，以此教育工人团结的道理。识字教到“工人”二字，就说到工人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更进而说到工人应该打倒压迫和剥夺他的人。即使是和工人拉家常式的闲谈，里面也是有技巧的：“我们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是要用他们实际生活状况的材料来说明，我们不能凭空说军阀、资本家是我们的仇人，我们应该打倒。我们要说他们的工钱如何这样少，就说到资本家是要赚钱，说到资本家赚的钱从那里来的，工人如何受剥削。以他们的生活如何这样苦，就说到物价这样贵，就说到关税厘金之如何层层累剥，军阀如何刮取赋税苛捐，商人如何贪图取利，穷苦人民如何受掠夺。说他们如何受警察、兵士、法律等的虐待和压迫，就说到警察、兵士、法律、政府等，都是卫护资本阶级的，所以我们要推翻他。”(35)

此外，中共在引导工人反抗资本家的过程中，其方法亦依资本家性质之不同而截然相异。如反抗洋资本家，则利用工人之民族精神；反抗中国资本家，则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提高其阶级斗争意识；反抗官僚资本家，则明确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以引起工人群众对于政治革命的同情(36)。

1925年11月25日发布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告青年工人书》充分体现了以上革命动员的逻辑。《告青年工人书》首先指出：“青年工人们，你们是受苦的阶级，你们出卖体力来维持你们的生活。你们除了像成年工人那样生活得不到保障、受工厂资本家的压迫、遭受失业的痛苦之外，还受到更多的痛苦，并且还没有受教育和任何娱乐的机会。你们工资不足，受到资本家的欺负和虐待，因此你们受的压迫更深、痛苦更多。”继而指出“所有这些都是资本家的罪恶，你们的痛苦是目前资本主义社会给你们的唯一礼物。”“你们要从痛苦中解放出来，只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我们目前能做到的，即要求增加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经济上的)；另一条是参加革命，取得政权(政治上的)。这是你们要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的唯一能做的事情。”最后归结到“你们要实现革命，你们不能仅仅依靠工人协会的机构，你们应该有一个革命党，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37)通过这样的逻辑关系，层层推演，最终达到“他们非走我们这条路不可”(38)的目的。

中共对农民的动员方法亦大同小异。以团三原支部对农民的宣传动员为例，跟农民谈话的范围及次序大概如下：

“1、发问

(1)作何职业——可知他的经济地位。

(2)籍贯?

(3)姓名?

(4)现住哪里?

(5)家里几口人、雇人未?

2、说切身痛苦

(1)有无土匪——对乡人?

(2)去年能共出多少捐款?

(3)十七年的粮已征开啦，你纳啦没有?

(4)去年你支人家的麦来没有?支棉花来没有?

(5)去年你填过几次官仓?一回填多少?

(6)你那里没有基督教吗?

(7)乡里织的布卖多钱一尺?

3、解决痛苦之方法

(1)组织农民协会

(2)组织农民自卫军

4、痛苦之来源

(1)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方式。

(2)由帝国主义之侵略使中国一切破产——农业破产。

5、苏俄待中国之态度

(1)苏俄不是帝国主义。

(2)苏俄是穷汉人掌握政权的国家。

(3)苏俄是农人工人——不分国界人种的国家。

6、农民协会怎样办?——据党《告农民书》说”(39)。

以拉家常的形式，不知不觉中把农民引入其设定的阶级情景中。首先使他们知道自身痛苦的根源所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启其愤懑；其次告知其解决痛苦的办法——组织农民协会与农民自卫军；进而介绍苏俄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势与可能，以增加其勇气，坚定其信仰。

当然，动员内容的选择亦非常重要。确定动员对象后，在具体的动员过程中，中共一再强调应“根据共产主义的眼光来分析各种日常发生的事实和问题，从分析这些事实和问题中来灌输我们的主义。”譬如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驱彭挽蔡”运动等全国瞩目的事实或问题来作主义的宣传，以激起大多数人的同情，激发大多数人的觉悟。其他如工人困苦问题、兵匪问题、外债问题、家庭问题、婚姻问题等，亦是中共宣传动员的上好材料。中共一再强调“我们的宣传不是在高谈理论，而是以具体的事实为出发点解释我们的理论。我们须将事实与理论融合在一起，将小的本身问题与大的政治问题相连接(如教育经费无着，青年工人生活降低，是军阀战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40)，“应该从各种问题的不同和宣传对象的差异而变易我们宣传的态度。”(41)

任弼时严厉批评那种过于空泛、艰深，并且没有注意日常生活各种实际问题的解释的宣传煽动资料，因为这种宣传煽动会使接受宣传的群众不感兴趣，从而失掉宣传的效能。如许多党、团员向群众宣传“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反抗地主和资本家”，但是没有说明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地主怎样压迫的事实及应该打倒的方法。有些党团员在工人大会上演说19世纪的法国革命怎样怎样，但完全不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任弼时批评这种行为，因为“初觉悟的工人，思想是很简单的，他们的需要就是目前怎样解除切身的许多压迫，在群众大会上说十九世纪的历史，他们只认作是海外奇谈，不能使他们感觉切要。”(42)

要把群众动员起来，除了动之以理之外，更要晓之以情。情感联络在动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恽代英认为“一个被人信爱的人所说的话，常常可以比尊长严师还更有影响。现在一般青年人要人家相信他的话，却不肯先用一番力量去博取人家信爱的感情；他说得人家不能相信时，却一味只怪人家是不可救药，这是如何错误的事呢?”(43)恽代英要求学生党、团员应把“课余或饭后的时间，专意去设法接纳比较生的朋友”，倘若“能在人家需要帮助的时候，告诉人家学校的例规，或者购买书物最便宜的处所，有时甚至于只要是代人家取一件物品，或付几枚车费，便可以做我们结交的媒介。新学生进校的时候，他们人地生疏，需要帮助的事多得很；做学生运动的人，不可不努力的捉住这样个做学生运动的机会。”(44)对于工农群众，通过“与三五家作朋友，帮助他们或他们的子弟，写信，写契约，教书，教唱歌，教拳术，教体操，讲故事，自由谈话等”(45)，借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从而减少动员的障碍。

在动员过程中，动员时机的选择也同样重要。对于学生，宣传最容易收效的时机，在于学生反抗学校闹学潮及参加其他政治运动的时候。因为在运动过程中，学生革命热情高涨，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宣传(46)。对于工农群众亦然，当中共与青年团领导工人罢工或农民要求减租、抗租之时，是“宣传的最好时期。”(47)此外，中共要求“凡遇着各种临时的事变，应利用这个机会作临时动员的宣传与煽动，在此事变中尽量吸收同志”(48)。

三、从动员到形成运动

革命运动的发生，固然需要发动者的动员策略与技巧，倘若没有群众的需要与历史提供的机遇，再高明的动员策略与技巧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23年1月由蔡元培辞职引发的“驱彭挽蔡”运动以及两年后五卅惨案的发生，为中共的群众动员提供了由动员到形成运动的机会。

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过后，学生运动一时沉寂下来。直至1923年“驱彭挽蔡”运动的发生，学生运动才再度蓬勃起来。1922年11月，北京政府任命“品行卑鄙，学术无长”(49)的彭允彝为教育总长。彭允彝为换取其担任阁员的同意票，有意讨好军阀、议员，公然越位违法，提出“罗案(50)再议”，导致本被释放的罗文干再度被收押，引起轩然大波。1923年1月17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以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痛心于政治清明之无望”，“不忍为同流合汙之苟安”(51)，辞去校长职务，离京南下。1月18日，北大召开全体学生大会，青年团北京地委执行委员黄日葵任主席。在黄日葵的主导下，大会通过了“驱彭挽蔡”的决议。为了保证运动的顺利进行，会议并决定重组北大学生干事会。重组后的干事会八股负责人中包括黄日葵、邓中夏、何孟雄等中共骨干(52)。

重组后的北大干事会于1月22日刊行《北大学生新闻》，指出此次运动绝不是“一个挽蔡问题，驱彭问题，或是一个司法独立拥护人权问题，乃是中国被压迫阶级中的知识阶级……感觉现在政治的恶浊，与被压迫的痛苦，兴起而实行革命的大问题”，呼吁要本着五四精神，“和全国人民在一起，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53)。邓中夏更明确断言：“此次运动的真因，并不是单纯是一个校长问题，也不单纯是一个教育总长问题，乃是一个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压迫我们的问题。”因此，此次运动的目标，不是“驱彭”、“挽蔡”，也不是简单的“维护人权”或“教育独立”，这些都是枝节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是推翻反动的军阀统治，“只要反动势力政治，即军阀政治根本推翻，这些问题便可‘迎刃而解’。”(54)

此次本由蔡元培之辞职引起的学生运动，在中共的引导下，由单纯的“驱彭”、“挽蔡”问题，迅速向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转变，它的锋芒直接指向整个军阀政治。

《北大学生新闻》每天出四开四版一张，共出13期。继《北大学生新闻》而起的《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于1923年2月7日创刊。这两个为中共领导的刊物实际上成为了此次运动的喉舌，上面发表了北京及各地学生会的许多通电、宣言、声明以及其他文章，其内容除了抗议北京政府和国会的暴行、声援北京学生的正义行动之外，更以大量的事实揭露封建军阀盗卖国家主权、拥兵割据、制造内乱的罪行。这些情绪互相激荡，对运动起到了推动作用。

随着斗争的进一步升级，运动的矛头同时指向了军阀背后的帝国主义。《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在分析中国的政治状况时明确指出：“中国现在的政权是被两大势力支配着：一是国际帝国主义，一是本国封建军阀。将近一世纪以来外国侵略势力在中国的发展，不但使资本主义列强宰制了中国的经济生命，且已是站到操纵中国政治的主人地位；而他们立意在将中国造成他们纯粹的殖民地，永远由他们宰割，所以他们常站在帮助反动军阀势力的一边，压制中国一切进步及民众势力的发展。”(55)“我们现在的第一需要，在打倒造成现状的原因——本国及外国双重压迫的势力……我们认定：外国侵略势力的澎涨(胀)，实于军阀莫大的帮助，所以要打倒军阀，不得不同对外国帝国主义有力的攻打；同时我们也认定，封建势力的宰制不但使中国革新势力不得发展，且也助长外国侵略的机会。”所以，我们必须“向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下总攻击，宣告一个你死我活的战争!”该刊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十分了解：打倒军阀和外国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这种工作，不是仰仗那一派军阀来打倒别一派军阀可成功的，更不是帝国主义的‘友邦’的‘帮助’能赐予的。我们的成功，只有是靠被压迫者的力。在国内我们要团结一切被压迫人民在一条阵线，以之为打倒军阀的武器；对国外我们要联合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苏俄，团结在一条反帝国主义的战线上”(56)，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随着运动的升级，此次学生运动很快由北京蔓延到全国各地。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后，中共为了有计划、有组织地推动运动的发展，决定恢复和加强全国学总。1923年2月2日，由中共领导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向全国各地学联和各学校发出要求重组全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的“冬电”。

3月15日，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第四届评议会在上海召开，大会秘书为中共骨干夏曦、黄日葵。会上通过了《中国学生联合会章程》、《中国学生联合会活动之范围》、《中国学生联合会进行方针》、《中国学生对于现实政治的态度》等文件。其中，《中国学生联合会进行方针》是根据湖南学联代表夏曦提出的草案通过的。在该文件中，明确提出：对外“为‘民族生存’、‘国家独立’、‘世界和平’、‘人类解放’，应该联合一切被压迫的各民族各阶级，来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对内“要联合一切民众，在民主革命的旗帜之下，结成联合战线来打倒曹吴及其他军阀”(57)。这表明中共与青年团所提出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已成为学总进行学生运动的新方针。自此，改变了以前学生运动“只问外交，不问政治”的倾向，学生运动乃由外交运动、教育运动而趋向政治运动。“驱彭挽蔡”运动成为了五四后学生运动从低潮逐步走向高潮的起点。

如果说“驱彭挽蔡”运动使得中共提出的“打倒军阀”口号广为人知(58)，“打倒军阀”成为一种民众共识的话，五卅运动则进一步把中共“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推向了全国(59)。从此，“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成为了脍炙人口的口号。

中共素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相标榜，工人是中共的组织基础所在。虽然中共一再强调要注重工人运动，但直至五卅之前中共的学生气仍很重，青年团还不时被讥为“社会主义学生团”。1925年“五卅惨案”的发生，为中共的工人运动打开了局面。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第七厂工人顾正红被日本职员枪杀，激起工人义愤，引发上海日商各纱厂中国工人的同情罢工。当晚中共上海地委便接到刘华报告，得悉此事。中共中央于16日、19日连续发出通告，指示各地党、团员立即号召社会各界援助罢工工人，发起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5月19日，中共上海地委与团上海地委召开联席会议，李立三发言，提出公祭顾正红，“作一大示威运动”的计划，获会议通过(60)。

裴宜理曾经指出共产党对于“情感工作”的高度依赖，认为这是国共两党的重要区别之一(61)。共产党人在土改、镇压反革命、“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历次运动中，对“情感工作”运用自如。其实，在此之前，中共在五卅运动中就已经成功地进行了“情感工作”的演练，从而进一步把运动推向高潮。其中，公祭顾正红就是中共运用“情感工作”的一次重要排演。

西德尼·塔罗认为，“死亡能触动人们强烈的情感因素，并使除悲伤和同情之外没有多少其他共同点的人走到一起。死亡为公众集会提供了合法的理由，它是官方不敢贸然冲进人群或取缔公众集会的极少数场合之一。”(62)因而，死亡往往成为了集体行动的起因。其实，死亡本身不会引发集体行动，生者对死亡特别是惨死的反应，才是集体行动的起因。这也就是公祭顾正红为何能成为推动运动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上海《民国日报》报道，当时约有1万人参加了追悼会(63)。李立三、恽代英等中共要人在公祭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痛斥帝国主义的暴行，号召会众誓死反抗日本资本家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从而使公祭大会成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大会。在演讲过程中，工人的情绪更加愤慨与激昂，一致挥舞拳头，高呼：“支援日本纱厂工人!”“反对东洋资本家打人骂人!”“反对东洋资本家枪杀工人!”“为顾正红烈士报仇!”……口号声中，工人们都激动起来，一个又一个地跳上台去发言。民众已经被调动起来的情绪极为激昂，对正在周围值勤的大批警察，似乎全然置之不理。警察慑于群情激昂，亦不敢轻易干涉(64)。

当时，中共打算发动一个暴动，以给凶狠的帝国主义一个大的打击。公祭顾正红的第二天，团中央即发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掀起一个“大运动”的通告。通告要求各地团组织应即与当地的党组织召开联席会，“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65)。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召开联席会议，明确提出要将工人的经济斗争与反帝斗争结合起来，作出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决定于30日下午组织学生上街演讲示威。

在中共的策动下，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3000多人前往公共租界散发传单与发表演讲。租界工部局出动大批巡捕企图驱散学生，双方发生冲突，不少学生遭到拘捕。学生和市民近万人聚集到南京路老闸捕房前示威，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对手无寸铁之示威学生和市民开枪射击，打死十余人，打伤数十人，造成“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当晚，中共中央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和制定反帝斗争的策略。会议决定发动全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和学生罢课，将运动进一步扩大为各阶级和阶层的联合斗争。6月2日，团中央签发关于就“五卅惨案”扩大反帝运动的通告，要求“应即刻全体动员”使运动“尽量扩大到全国”，号召各地学生“一律罢课”，各地租界“举行政治罢市罢工”(66)，引导运动从局部的反日运动向全国规模的反帝运动转变。

在五卅运动中，中共领导的上海总工会与青年团领导的上海学联在运动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实际上充当了组织、引导和推动五卅运动发展的两大主角。五卅运动从上海引发后，迅速波及和席卷全国。五卅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张太雷称颂“五卅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开一新纪元”。因为“五卅运动是中国民众普遍的、自觉的、有组织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五卅运动是全中国各地民众及各种的民众都参加的运动，这样的普遍性的运动是中国从来所没有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五四运动，都不能算是民众自觉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五卅运动反帝国主义旗帜的显明及民众参加运动目标的明白认识，是以前的运动所没有的。从五卅运动起帝国主义要遇见有组织的全中国民众的抵抗。”(67)

四、结语

虽然工人是中共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动员的主体，但在中国，阶级分化并不严重，对工农的动员极为困难。学生相对于工农而言，有着独特的动员优势，因而中共选择从易于发动的学生运动入手。但使学生参加政治运动，并非中共进行学生运动的最主要目的。中共从事学生运动的最重要目的是使学生充当动员工农群众的媒介与桥梁。通过发动学生，促其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宣传和帮助工农建立组织，从而达到动员工农的目的。

在长期的革命过程中，中共积累了一套群众动员的基本策略和技巧。然群众运动的勃发，离不开适宜的政治环境。在发动革命的过程中，动员群众最为简便且最易收效的方法莫过于突发性的重大流血事件对民族感情的激发。历史证明，在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非常严重的时期，这种方法往往在短期效果上胜过理性诉求。五卅运动中，中共“打倒军阀”，尤其是“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有机地把民族主义的理性层面和感性层面结合起来，最终赢得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众多民众的认同，使他们纷纷投身国民革命的洪流。

注释：

①[美]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如赵鼎新就认为，社会结构只是为革命的成功创造了条件，但如果革命者是一帮很平庸的人，革命照样不会成功。详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③[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243页。

④王奇生是较早注意到中共早期群众动员的学者，其《革命的底层动员：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一文对中共早期农民运动的动员参与机制进行了深入与精彩的研究(《中国近代乡村的危机与重建：革命、改良及其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⑤孙中山认为，“中国人通通是贫，并没有大富，只有大贫、小贫的区别。”见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二讲)》(1924年8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订：《国父全集》第1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81页。

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25～226页。

⑦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187页。

⑧存统：《本团的问题》(1923年6月12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内部发行，1981年重印，第278页。

⑨陶孟和认为：“学生运动是民间对于政府的一种反对的，批评的，监督的表示。”见陶孟知：《评学生运动》(1920年5月3日)，陶孟和：《孟和文存》卷3，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第8页。

⑩罗家伦：《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新潮》1920年第2卷第4号。(11)《宁波地委特别报告——反英运动的一幕》(1926年10月14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8年编印，第315页。

(12)为人：《我们青年在中国如何作青年运动?》(1923年5月16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第247页。

(13)其颖：《青年学生与职工运动》(1925年9月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2)，内部发行，1981年重印，第283页。

(14)《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对于青年运动的决议案》(1925年1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2)，第78页。

(15)为人：《我们青年在中国如何作青年运动?》(1923年5月16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第247页。

(16)存统：《本团的问题》(1923年6月12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第279页。

(17)《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300页。

(18)罗章龙：《椿园载记》，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页。

(19)罗章龙：《椿园载记》，第108页。

(20)《章积和致陈独秀》(1920年4月20日)，水如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256页。

(21)彭湃：《海丰农民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编印，第147～152页。

(22)《中共湘区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1925年10月)，《湖南农民运动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23)《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300页。

(24)《乡村教师运动决议案》(1925年12月23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457页。

(25)《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1925年1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299页。

(26)《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大会对于青年运动的决议案》(1925年1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2)，第77～78页。

(27)《援助工人农民运动议决案》(1925年7月)，《学生组织问题议决案》(1925年7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2)，第194、175～183页。

(28)存统：《本团的问题》(1923年6月12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第283页。

(29)存统：《本团的问题》(1923年6月12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第279页。

(30)匪石：《革命中学生应持的态度》，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第448页。

(31)匪石：《革命中学生应持的态度》，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第448页。

(32)匪石：《革命中学生应持的态度》，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第448页。

(33)[美]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陶鹤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34)《团吉安特支报告——组织民校谈话会、纪念活动及工人运动等情况》(1925年5月11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3-1926)》，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150页。

(35)《安源工人教育计划大纲草案》(1923年)，《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1983年编印，第129～130页。

(36)《经济斗争决议案》(1925年1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2)，第42页。

(37)《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告青年工人书》(1925年11月25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2年编印，第211～214页。

(38)存统：《本团的问题》(1923年6月12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第279页。

(39)《团三原支部给团中央的报告(第十一号)——西关农民俱乐部之成立及农运情况》(1926年3月10日)，《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1年编印，第431～432页。

(40)《宣传问题决议案》(1926年7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3)，内部出版，1981年重印，第202页。

(41)存统：《本团的问题》(1923年6月12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第283页。

(42)弼时：《本届扩大会议的重要意义及其解释》，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

(2)，第337页。

(43)代英：《学生运动》(1923年5月16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第504页。

(44)代英：《学生运动》(1923年5月16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2)，第504页。

(45)《农村运动》(1924年6月28日)，《恽代英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0～561页。

(46)Chanatly：《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的学生》，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

(1)，第488页。

(47)《一般被压迫青年运动的决议案》(1925年1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

(2)，第45页。

(48)《团上海地委工作进行计划(地方代表大会议决案)》(1926年1月)，《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215页。

(49)《北京教潮势将扩大》，《晨报》1923年1月22日，第2版。

(50)1922年11月18日，国会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指控时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在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时有受贿行为。总统黎元洪不经司法程序，亲电军警将罗收押入狱。1923年1月11日，又以证据不足将罗释放。此即所谓“罗案”。

(51)《蔡元培不屑居彭允彝之下》，《晨报》1923年1月18日，第2版。

(52)关于“驱彭挽蔡”运动可参见拙文《中共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学生运动》，《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4期。

(53)《意料以内的流血》，《北大学生新闻》第3期，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58页。

(54)《我对于此次运动的全部意见》，《北大学生新闻》第9期，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第258页。

(55)《被压迫者的召告》，《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8期，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第258～259页。

(56)《被压迫者的召告》，《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8期，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第260～261页。

(57)《中国学生联合会进行方针草案》，《全国学生大会特刊》第5期，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研究室编：《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上)，第262页。

(58)中国共产党中央局报告指出：我们政治的宣传，自1922年起，即是打倒国际帝国主义及国内军阀两个口号。在1922与1923年间，“反对军阀”已成了全国普遍的呼声。见《中国共产党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中央局报告》(1924年5月14日)，《“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285页。

(59)恽代英指出：“五卅以前，中国还有好多人不知道为什么要反对帝国主义，就是一般有知识的学生，也不十分明白反帝国主义的意义……但经过五卅运动以后，反帝国主义的空气就普及于全国，大多数人都知道了。”见恽代英：《五卅运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页。

(60)《中共上海地委、团上海地委宣传联合会会议记录——抗议日人枪杀工人及公祭顾正红计划》(1925年5月19日)，《上海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乙1，中央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1989年编印，第108～110页。

(61)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国学术》2001年第4辑。

(62)[美]西德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吴庆宏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63)《追悼顾正红大会》，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5月25日，第10版。

(64)沈孟先：《关于顾正红烈士追悼会的回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577～578页；《上海工部局警务处1925年5月份工作报告》，《字林西报》1925年6月17日，转引自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573页。

(6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6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40页。

(67)太雷：《五卅运动之分析及纪念之意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五卅运动史料》第1卷，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