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后，第一阶段是和风细雨的。彭德怀在５月30日的会议上讲话，虽然把批判教条主义上纲到很高的程度，但不想整具体人……如果按照彭德怀的意图开会，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的问题都会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解决，但毛泽东的意图不是如此。会前他并未给会议定调，也没有干预会议进程。５月29日海军副司令员方强中将给大会主席团写信，对会议的开法表示不满，要求会议“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彭德怀将信转呈毛泽东，毛以极大的兴趣阅读并作了批示。
由于历史原因，文中述及的问题以往都是禁区，只在一些当事人传记和回忆录中偶尔提及，许多以讹传讹的不实记载流传社会，使人们无法了解真相。而这些，今天已经有了结论。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反教条主义”的斗争。在当时复杂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党内“左”的思想影响下，这次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刘伯承、叶剑英、粟裕、萧克等一批主持全军训练和军事院校工作的将帅，对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进程造成了不良后果。
这次会议，由最初的“反教条主义”转化成一场军队内部的政治斗争，其中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和人事因素。由于历史原因，这些问题过去都是禁区，只在一些当事人传记和回忆录中偶尔提及。许多以讹传讹的不实记载流传社会，使我们无法了解历史的真相。笔者试从1950年代我军建设的历史事实中，回顾“反教条主义”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演变，以总结经验教训。
刘伯承、彭德怀等人如何看待苏军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承担着保卫国家安全，反击外敌入侵的重要使命。这就要求我军从战争年代的兵种单一、装备落后、编制和规章制度不统一以及游击习气中改变过来，转化成多兵种合成军队，适应现代化条件下的作战。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后，这种愿望更加迫切。1952年毛泽东给南京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中指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这是我军建设的基本方针。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当时最现实的选择是向苏军学习。上世纪50年代初中苏结为同盟，关系密切。特别在抗美援朝战后，苏方向我军提供武器装备、派出专家顾问，使解放军在短短几年内实现了由单一陆军向拥有陆海空三军的多兵种现代化军队的转型。那时全国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军队也是如此。当年在训练总监部工作的彭施鲁少将回忆：“1952年前后，我们在建军工作的一系列问题上，开始了一个向苏军学习的阶段。编制体制、兵役制度、条令规程、薪金制度、军衔制度、奖惩制度等，几乎全部是仿效苏军的做法。当时在总部工作的一些领导还提出过一些不恰当的口号，如‘不走样地学’、‘高学低用、死学活用、先学后用’等。”这些话，有的是国防部长彭德怀讲的，有的是当时主管训练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提出的。
在“全盘苏化”背景下，解放军军事训练和教育工作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教条主义倾向。有的过分依靠苏方顾问，有的过于推崇苏军制度，并生搬硬套到日常工作和学习中。例如，南京军事学院曾实行“六小时一贯制”，每天上午连续学习６个小时，晚上加班学。学员感到很疲劳。考试实行口试，由一名主考和两名陪考向学员发问，被学员称为“三堂会审”。下级见上级要有报告词，哨兵换岗时要击鼓吹号。在军事学院学习的一些高级将领对这些教条的做法很有意见，认为违背我军的传统和作风，应予纠正。
在我军组织的军事演习和战役中，苏军顾问也与我军指挥员产生了分歧。1955年攻打一江山岛，是我军首次三军联合登陆作战。战前制订方案时，苏军顾问援引二战诺曼底登陆经验，主张利用夜色掩护实施登陆。前线指挥员张爱萍等认为黑夜登陆难度大，容易造成伤亡，主张白天登陆，争论得很激烈。结果否定了苏军顾问的意见，一战而胜。1956年军委组织济南战役演习，苏军顾问坚持主力由黄河正面反攻济南，刘伯承元帅则主张由徐州外线迂回敌后，争持不下。刘帅感觉苏军训练自成系统，我们的传统战法与其难以融合，报告军委请求加强我军传统军事理论教育，将以前的一切教材重新审查，斟酌取舍，同时建议自己编写军队的各种条令和教材。
刘伯承早年留学苏联，系统学习了苏军的理论，尊重苏军的正规化、多兵种协同作战经验。在主持南京军事学院工作期间，他亲自翻译苏军的条令和教材，将其引进到教学和训练中，同时他也研究中国古代兵书，从传统军事理论中汲取营养。他留用一批原国民党军将领，让他们讲授军事基本理论，并组织我军将领根据解放战争的作战经验，编写出一批战例。公正地说，刘伯承力求博采众家之长，为我军的训练和教学服务。
实践证明，“全盘苏化”带来了一些消极因素。1956年８月25日，战役系学员李夫克少将给刘伯承院长写了一封长信，除了对“六小时一贯制”和考试制度提出意见外，也谈到教材中空话太多、内容陈旧等问题。他强调学习现代战争理论应该和我军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刘伯承正在上海养病，对李夫克来信非常重视。他写信给院党委，建议将该信印发各级党委，展开讨论。在刘帅积极倡导下，军事学院内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讨论中，有一些同志认为：苏军的经验是先进的，应该认真学习，即使是“批判地吸收”也要先学会了再说。没有学，怎么知道哪些应该批判？战史系教授会主任蔡铁根大校1956年10月20日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信指出：向苏军学习已经五六年了，“在程度上说，我们还只‘升堂’，尚未‘入室’。‘要批判地接受’，‘要学习先进的经验’，这是科学的。可是当着还没有学，还没有学会、学通，甚至还没有沾过边的时候，就要来批判，他会批判出个什么结果来呢？”他说：“我们有不少这样的人，只重视自己的经验，不重视别人的经验；非要自己流血牺牲换来的经验才叫做经验，总是轻视别人的经验。这种思想不是出于盲目的骄傲，便是出于狭隘的经验主义。这种思想不克服，我们将非走弯路不可。”蔡铁根的这封信，反映了学苏问题上的另一派意见，这样的意见明显处于少数。
对于苏军经验，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元帅也经历了一个由学习到怀疑的过程。起初他全力提倡学习苏军，一度设想在部队中实行“一长制”。经过调查研究后，他主动放弃了这个设想。后来在检查海防工作时，他对部队按照苏军顾问的意图部署海岸炮兵极为不满，认为我军的空军力量与苏军不同，完全照搬苏军的防御体系不符合中国国情，在实战中是要吃亏的。1955年我军在辽东半岛组织大规模抗登陆演习，他认为演习的过程和文件都是事先准备好的，不符合实战要求。表示“这作为示范性教学是可以的，但不宜再搞。只有临时出情况，才能考验指挥员的处置才能，同时检验官兵素质和装备是否适合实战”。当中央号召反对教条主义时，他在行动上紧跟，是发自内心的。
军内对彭德怀“反教条主义”有不同看法
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是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的。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中苏两党关系的变化。不久，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提出向外国学习“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并明确指出“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
如何破除对苏联的迷信，反对教条主义，在军事学院和国防部训练总监部，争论尤为激烈。争论的焦点是：教条主义倾向究竟是局部的，还是全军性的；在一个单位中，究竟是占主导地位，还是只在某些方面存在。起初，这种争论是在民主的气氛下进行的，各种意见都可以毫无顾忌地表达出来。但是后来出现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把“反教条主义”扩大化了。
1956年９月，主持军训工作的副总长张宗逊派一个工作组到南京，了解军事学院中存在教条主义的情况。不少人对学院领导提了许多尖锐的意见，从他们说话的口气中，听得出对刘伯承院长是谅解的，但对其他领导借刘帅的威望压制民主则甚为不满。工作组回京报告后，11月张宗逊又带领工作组来到军事学院调查，并写出了正式报告《关于几年来训练工作的我见》，发表在1957年２月９日的《解放军报》上。
看过张宗逊的报告后，彭德怀在1957年２月与陈赓、谭政等率领国防部工作组到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听取干部和学员的汇报后，彭德怀指出：“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产生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他指责院校党委在反教条主义的问题上“采取徘徊、犹豫、拖延的态度”，强调“我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所表现的一个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以劣势的装备技术战胜优势装备技术的强大敌人。这个特点过去一贯是我军制定作战原则的主要根据，因而我军的基本经验也是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经验。”“说我们过去的东西没有什么值得学习，是没有根据的。”“我军在学术方面现在最大的缺点，是我军的经验没有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总结。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学院应当着重研究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著作，作为指针，来整理我军的历史经验。”回到北京后，彭德怀对讲话记录进行了整理，４月24日送毛泽东。
为了强调“反教条主义”问题，彭德怀又整理了一个《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报告》，５月20日上报中央。经毛泽东批准后，发表在军内刊物《八一杂志》上。
彭德怀的《讲话》和《报告》，对军事学院的教学和训练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把教条主义提高到战略和军队建设的基本方针之争的高度。军事学院的主要领导不能接受，学院党委在３月间举行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但是对彭的定性有不同的看法。主持工作的陈伯钧副院长提出三点：１.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２.教条主义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３.过去的方针、口号是正确的。院党委的《决定》体现了这个基调，把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写为“教条主义倾向”，而不是彭提出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钟期光政委到上海向刘伯承汇报，刘伯承对彭的提法是不同意的。他对钟说：你在南昌暴动时就当红军，难道会“背叛优良传统吗”？还说：“海、空军有什么传统？海军出航，你看宣传鼓动棚设在哪里？”
关于“以我为主”，总结我军革命战争经验，刘伯承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对这一点，刘伯承即使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检查时，也实事求是作了说明。他说：建院之初，“在传统教育方面，教了毛主席著作，且经常以毛主席思想方法和中央决议整风和做思想工作，教党史、教政治工作、编讲战史，并曾经三次组织赴朝鲜学习作战经验，和组织学员编出许多战例，汇集为课业之用，成立战史系主要学党史、毛主席军事著作。”而编写我军战史的工作，是1956年４月彭主持军委第63次会议才决定由叶剑英、李达等组成筹备委员会，开始着手进行的。后来的事实证明，编写我军战史，总结我军经验，是一项长期的、艰苦细致的科研工作，决非短时期能够实现。
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训练总监部干部认为应追究责任。萧克等负责人认为：军队产生教条主义的责任首先在张宗逊。张宗逊在学习苏联高潮时期，曾提出“不走样地学”等过火的口号，现在又不切实际地夸大教条主义的严重性，令人难以信服。主持训练工作的叶剑英元帅也指出：张宗逊“当时在六位上将副部长中，他是唯一孤立的一个。大家对他意见很多。”张宗逊调离训总，回总参任副总长，1958年３月训总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后来演变成对张宗逊的批判会。
训总干部会议反映出一种情绪：许多人不赞成彭德怀对“反教条主义”的提法，有的干部要彭收回他给中央的报告，这样就使矛盾激化。彭德怀看了训总干部会议简报后质问萧克：你们哪里是在批斗张宗逊，就是批彭德怀么！这时正值中央成都会议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反对教条主义的讲话。训总干部会议的立场得不到支持，被迫休会。而毛泽东对训总四级干部会的否定和军队内部争论的升级，导致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反教条主义”斗争。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一封信，为军委扩大会议升温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根据中央成都会议的提议召开的，意图是用整风方式讨论军队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会前酝酿时，军委委员黄克诚大将表示：“训练问题已争了两年，这次会议非作结论不可。”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元帅指出：“萧克、张宗逊两个人的争论，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些话为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定了调子。
５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后，第一阶段是和风细雨的。彭德怀在５月30日的会议上讲话，虽然把批判教条主义上纲到很高的程度，但不想整具体人。31日，他特地将张宗逊、萧克、李达等同志找来座谈，说：“你们对敌斗争都坚决，不搞阴谋，不想推翻谁，都是好人、正派人，但思想方法都有片面性，是思想问题。今天只是整一整思想，分清是非，接受教训，不追责任。”“今天讲清楚，不是整倒哪个，只是把相互间的成见、意气消除掉。”
如果按照彭德怀的意图开会，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的问题都会在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内解决，但毛泽东的意图不是如此。会前他并未给会议定调，也没有干预会议进程。５月29日海军副司令员方强中将给大会主席团写信，对会议的开法表示不满，要求会议“以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为纲，检查军队各方面的工作”。彭德怀将信转呈毛泽东，毛以极大的兴趣阅读并作了批示。信中说：“在我看来，我们的建军方针、建军路线、战略方针都是正确的。在这方面，是不存在什么根本性的问题的。”毛泽东批道：“不存在问题么？”对信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如只强调正规化，不重视我军的传统；只讲学习苏联，不注意总结自己的经验等，毛泽东批示：“一方面有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就整个历史说来不占全军统治地位的另一个恶劣传统是存在着，即非马克思主义的，有时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例如教条主义，军阀主义。”
毛泽东敏锐地抓住方强的信，表达了他的意图。他在信的开头批示：“此件写得很好，提出了问题。”“我暂时不宜于讲话，先要他们把问题都放出来。过几天，我准备找各小组长分别谈一下，调查一下情况，摸一下底。”６月７日，他给邓小平写信，要他“帮助德怀同志将军事会议开好”，“大事抓起来干”，并要求邓“应准备去讲一次话，时机可在结尾的时候”。
此时，毛泽东已经明确军委扩大会议要以“反教条主义”为中心，要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解决问题。邓小平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召集几位元帅座谈，指出：会议的温度不够，暴露问题不够，决定改变会议方法，把大会发言和大字报、小字报结合起来，在一周内造成会议紧张气氛。这使彭、黄等人感到意外。黄克诚回忆：“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领导军委整风，为彭德怀始料不及。我们未能领会中央精神，所以主持会议显得很被动。”在这个背景下，彭、黄开始转弯。９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指示：主席对我们的会议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会议要扩大范围。他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反对教条主义的指示：“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会议的形势发生急剧变化。
６月20日全体大会，与会者增至1442人，会场也从军委驻地三座门搬到中南海怀仁堂。彭德怀在讲话中提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指责“军事教条主义者”“不是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而是搬运苏联的错误经验”，指出他们犯错误有“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他在讲话中还说：“我这个人是没有学问的，是丘八学校和农民学校出身的。出身寒微，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就是他们所说，反教条主义的人都是没有学问的。”毛泽东对彭的转弯颇为欣赏，在简报上批示：“此件值得一阅。”
毛为“反教条主义”定了“路线斗争”的调子
６月21日，毛泽东到会讲话。他的讲话谈笑风生，漫谈我军历史，其中一些话很有分量。他说：“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有许多同志批评我，管军事管得很坏。”“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接着他回顾了我军历史上几次教条主义的错误，指出：“有这么两部分教条主义，一部分是对资产阶级军事学或管理军队的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是一种；再就是对苏联的，或叫无产阶级的军事学和管理军队制度，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在中央苏区一个时期是有的，至于中间两段——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是照实际情况来打的，解放以后又发生了教条主义。”“我看总是有一点吧，多少有一点吧！研究一下看。有些人就是搬外国，不加区别的搬外国，这是妄自菲薄。”
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军队有两种传统：有优良的传统，有错误的传统；有正确的传统，有不正确的传统；有马克思主义的，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在政治上是如此，军事路线方面也是如此。和这些同志我们过去是有争论的，现在都能够团结一致了。个别同志硬是不通，得想办法帮助他们通一通，是说服，不是压服。”毛泽东的讲话不仅为反教条主义定了路线斗争的调子，而且列举历史事例，进一步扩大了斗争的范围。
６月23日、29日，毛泽东两次召集会议各小组长座谈，对军委扩大会议作进一步的、具体的指示。23日的谈话还没有涉及具体人，他指出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29日的讲话则是针对刘伯承、萧克讲的，并对二人作了不同的评价。对刘帅，毛指出他“两头差些，中间好”。这是有深刻含义的。1930年代在江西苏区，刘从苏联留学回来，任红军总参谋长，曾写文章批评过毛的游击战术，指出：“有些同志并不从现代军事艺术的进度和我们现在实际环境来活用现代的战术与战略，硬把古时的三国演义无条件的当现代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的当现代战略。”当时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未成熟，毛尚未在党内确立领导地位和权威。刘伯承认为红军的战术应该正规化，反对游击习气，是在党内正常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此，毛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说：“有人说要学我的军事学，我是没有什么军事学的。我有什么军事学？不过只写过几篇文章。主要是两篇文章，一篇是答复中央苏区那时候的争论的。（指《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作者注）因为怄了一肚子气，人没有气是写不出文章来的。”而“中间”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刘在军事指挥方面的成就和贡献。但是对萧克，毛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抓住一些历史时期的恩怨，将萧克定性为“投机”。
29日的座谈中，毛泽东谈道：“学习苏联，过去学，今天学，将来也学习。但学习要和我们具体情况相结合。要同他们讲：我们学你们的，你们又是学哪里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独创？”林彪插话说：“我军在政治上，如党的领导、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我们有一套。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是很高的，主席更不要讲了。”“关于军事科学、战略问题，我们有系统的一套。列宁死得早，在这个问题上来不及搞，斯大林没有系统的一套。不必学苏联的，战术问题上半学半不学……半不学，如战术思想，我们有毛主席的，就不学他们的。”这些话很合毛的心意，毛称赞说：“这样好！”
29日的座谈是军委扩大会议的核心内容。由对事不对人到既对事，也对人。在树立领袖权威方面，彭德怀远不如林彪能体察毛泽东的内心。
以后的大会变成了对刘伯承、萧克等人的批判会。有了毛的定调，刘伯承作了检讨之后，得到与会者的谅解。但是对萧克，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斗争范围越来越大，叶剑英、粟裕、李达、陈伯钧、钟期光、宋时轮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打击。萧克回忆：“这时已毫无民主可言了，我们只能坐在被告席上挨批斗，没有说话、申辩的权力。”
过火的批判，把“反教条主义”的斗争扩大化，由部分单位波及全军。一些历史问题和恩怨也在会议上表现出来。特别是总参谋长粟裕，在事先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遭到批判。批判粟裕的发言者说他有“野心”、“重名利”，把一些工作中的分歧上纲。本来这些问题与教条主义没什么关系，却成了会议批判的重点之一。结果，刘伯承被免去了领导职务，粟裕、萧克、李达等一批将领受到错误的组织处理。蔡铁根则被撤职、开除党籍，“文革”中作为“反革命”惨遭杀害。以后30年间，军队强调突出政治，军事训练和正规化建设无法正常开展。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全军上下才意识到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重要性。但是，我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拉开了很大的差距，要弥补过去的损失，赶上国防现代化的步伐，需要付出几倍的努力和代价。
历史的教训与启示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和“反教条主义”斗争已经有了结论。邓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评价刘伯承同志说：“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仍有重大作用。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
回顾上述事实，我们应当吸取哪些教训？
1.军队建设，应当实事求是地摸索经验，切忌走极端。从全面学习苏联到“反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军由战争年代的非正规化向正规化的多兵种合成军队转变，势必经过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不是通过一两次运动就能达到目的的。19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军队的先进经验是必要的、正确的，不过，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生搬硬套苏军一些做法的教条主义倾向，但这些倾向没有形成全军性的错误。当意识到苏军的经验与我军的实际有差距时，不是采取逐步扭转，而是采取矫枉过正的方法，全盘否定以前的工作，而我军的经验又不能马上跟上，结果造成了思想混乱，欲速不达。
2.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吸收外军的先进经验，是我军正规化建设和反侵略战争所必需的。建国初期对苏军、美军的经验还是比较重视的，后来“反教条主义”，强调“政治挂帅”，盲目自信，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的干扰，拉大了我军与外军的差距。海湾战争爆发后，我们才意识到现代化战争的发展水平，从而全力追赶高科技，研究现代战争。如何借鉴外军经验，我们有许多教训需要总结。
3.军队建设走什么道路，采取什么方式，是一个不断探索、总结的过程，有争论是正常的，绝不能将争论上纲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高度。应该指出，在1958年以前，军队内部的民主空气是相当浓厚的，不论职务高低，大家都可以就国防战略、我军建设等重大问题畅所欲言，并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但是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以后，阶级斗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甚至与宗派山头等历史纠葛混合在一起，给党内军内造成恶劣影响。1958年批判教条主义，彭德怀还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仅仅一年后，在庐山会议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成了集中火力打击的对象。这样的历史悲剧，直到“文革”结束后，我们才开始了真正的反思。
来源: 《同舟共进》201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