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当代文学之个人主义叙事的角度看，踩在1980年这个时代临界点上的“潘晓”形象无疑是一根界桩，一个路标，其所呈现的“个人问题”也无疑最为辽阔、最为幽深。在《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个小小的文本里面，始终包含着一些后来的个人主义叙事作品所无法传递甚至无法想象的东西，并且越是远离那个为1980年代所特有的上下文，这些东西就越是难以被真切地表述出来。
自成为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概念以来，个人总是被装置在各种社会力量谋求自由、解放或者实施囚禁、压迫这类大工程里，并且无论是所谓被开启、被废黜以及被重启，或是所谓被建构、被解构以及被重构，作为对象的个人总是处在一种不断被编织与重织的过程当中，而作为主体的个人则不断领受着认同与反动、在家与丧家的感觉。换句话说，自成为人类政治史、思想史、文学史等等的一个核心问题以来，个人便再也没能摆脱其始终“成问题”的历史际遇。因此，走近那些在当代文学史上始终“成问题”的个人形象，既可能意味着从此陷身于一个极其复杂多样的叙事之阵，面对缤纷万象的言说而焦虑倍生，也可能意味着经由某种知识谱系学与考古学式的思想耕耙，从此切入一种新的精神图景之萌生过程。正是在此途中，某些久已消散的历史印迹每每会在不经意间再次折射出动人的光芒，而发生于二十多年前的“潘晓讨论”便是其中之一。
一、关于新时期文学中个人主义叙事的起点
1980年春天，《中国青年》第5期刊登了一封署名“潘晓”的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以下简称《窄》），结果引发一场关于“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全国性大讨论，此即当时著名的“潘晓讨论”，后来有论者甚至称之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迄今为止，人们似乎习惯于将“潘晓讨论”理解为当代一个重要的思想史事件，但在我看来，“潘晓讨论”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学史事件。
首先，作为整个讨论的中心和此次讨论中最为关键的文本，《窄》完全可以被视作一件书信体文学作品：
1.大量抒情性的语句制造了此信最为核心的文本气质——随想式的自白。第一人称、诸多人生苦难的铺陈与叠加、浓烈炽热的情绪、毫无距离感的叙述口吻、散文化的行文，例如“潘晓”多用这样的句子诉说自己：“我从小喜欢文学，尤其在历尽人生艰辛之后，我更想用文学的笔把这一切都写出来。可以说，我活着，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它——文学。”
2.通览全信，形象化是其最基本的表现手段。尽管《中国青年》编辑部相关人员“编写”此信的初衷是向广大读者和组织提交“一份思想典型材料”，然而在此信的实际“编写”过程中，形象地塑造“潘晓”这个典型人物形象却对信件的展开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在此信中，四下散漫的思想火花被众多的感性经验和人生图景支撑着，离开它们的搭建，那句“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思想传递就会黯淡许多。
如果我们能够稍稍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而非绝对地将其约束在近、现代以来的种种“纯文学”范畴之内，那么《窄》就不但是一件承载了“潘晓”个人之经验直观与反思的思想性文本，而且是一件承载了“潘晓”个人之经验直观与反思的文学习作。如此一来，那场由《窄》引发和围绕着《窄》而展开的“潘晓讨论”自然也就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当代文学史事件，而不仅仅是一个与当代文学史相关的事件，一个只是可以被带入文学史叙述的思想史事件。
其次，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打开我们的文学史叙述框架，而非继续将其关押在当代“审美性”神话日益保守且傲慢的屋檐之下，那么整个“潘晓讨论”就不会因《窄》一文在审美形式上的不够成熟典雅而沦为一个非正宗、不入流的文学史事件。如果我们能够进一步摒弃那种长久盘踞在文艺经典图谱上的文化精英心态，稍稍朝着文艺大众的方向开启一下视野，那么整个“潘晓讨论”势必会成为一个重大的、同当时诸多“文学青年” 发生灵魂性关联的当代文学史事件。
换言之，《窄》这件作品具有着同其思想史价值相契应的重大文学史价值，而从今天来看，其中弥足珍贵的地方在于：正是因之而来的整个“潘晓讨论”首次较大规模地捅开了新时期文学领域个人主义话语的生存空间。然而在现有种种对新时期文学的叙述中，大都认为1980年代早期的文学领域并未出现公开、独立的个人主义话语，即便有些许萌芽或苗头，也往往是依附在当时的人道主义话语中，虽然当时的人道主义话语在总体上色彩也比较驳杂，不乏同个人主义相交之处，但在文学领域则主要是由一些通俗版的人道主义观念在发挥作用，通常局限于在不违背官方主导型意识形态的前提下要求恢复某些普遍、抽象的“人性”，因此和众人所预设的个人主义相去甚远。如此直至1980年代中期，随着《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等现代派作品、“第三代诗歌”、“先锋文学” 等文学样式的出现，随着一种以“非社会”、“非群体”和要求人的内部差异性为旨趣的“美学个人主义”的出现，新时期文学领域个人主义话语独立的生存空间才被打开。正是在这样一种将当代文学领域的个人主义叙事过多预约为“美学个人主义”的思路上，不少当代文学史叙述不但排除了1980年代初文学领域个人主义话语独立、公开存在的可能性，也否定了其潜伏存在的可能性。然而张辛欣发表于1981年《收获》第6期的《在同一个地平线上》就明显具有肯定个人主义的叙事姿态，此外据徐星本人所言，他的《无主题变奏》也早在1981年就写好了，只是以为这种风格的作品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发表，直到1985年他看到刘索拉《你别无选择》的面世，才想到是可以拿出来投稿的，如果再将那部分确如某些批评所言“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到了遮掩整个世界’” 的“朦胧诗”作品也纳入个人主义叙事范畴的话，那么1980年代早期认同个人主义的文学创作就绝不在少数。韩少功曾经回忆说1980年代初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很多文学创作者都是“个人主义的信徒”，是“个人主义狂热的支持者”，他并且分析道：“个人主义是商品经济与民主政治的人格基础，是某种社会制度的心理性格内化。农民承包土地，工人超产有奖，作家享受稿酬，都体现出当时对个人价值的重新肯定和重新利用。《中国青年》杂志开展由‘潘晓’引起的大讨论，提出‘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可以看做这一潮流的自然结果。在这个潮流中，文学与个人主义最具有天生的亲缘性。……张承志说：‘艺术就是一个人反抗全社会。’说的是哲学和美学，但个人主义者们听来就特别顺耳。‘自我’这个词最开始在文学圈流行，后来成了青年人中一个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这无疑又从叙事主体的角度证实了当时文学领域个人主义叙事存在的巨大潜力。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个人主义叙事作品数量的多寡，而在于由它们所征兆的这一叙事形态是否具备了被推上文学潮头的必要条件？答案是否定的。需知当时个人主义常常是同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一起，被官方意识形态视作文革思想余孽或资产阶级自由化观念流毒，因此从正面肯定个人主义的文学作品根本不可能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作品一样，能够有条件聚拢起来形成一股合流，并在主流意识形态那里获得其政治合法性，这从“潘晓讨论”在1983年差点被列为“清除精神污染”就可以看得出来。更令人叹惋的是，1980年代早期的个人主义叙事不仅当时没能成为主流文学样式之一种，后来也没能以个人主义叙事的名义进入各种文学史的叙述，所有这些都使得一个重要的文学史事实——新时期文学中独立、公开的个人主义叙事的出现其实并不晚于或者说并不十分晚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被长期掩埋着，等待着后来者的考掘。
接下来，本文就以《窄》中的“潘晓”形象为结点，对1980年代初的某种同后来乃至今天的个人主义叙事存在诸多差异的个人主义叙事进行一次具体而微的解读。
二、“潘晓”——那个踩在时代临界点上的“个人”
《窄》一信的内容主要有三：
铺垫在最前面的是一种个体性的创伤叙事。在《窄》中，“潘晓”对自己所受创伤的表述又可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1．对其个人在文革中所受苦难的回忆与追认，这与那些被当时官方意识形态所认可的”伤痕文学”的叙述基本相同——无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实质被新政权定性为“极右”还是“极左”，“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还是“封建主义”，其终究被视作罪魁祸首。
2．以其个人的爱情遭遇为例，对文革后人与人之间仍在继续的互相伤害进行经验指认与感性分析，得出现实庸俗与人性丑陋的经验性认知。
3．对那些以共产主义话语为核心表征的集体主义信仰实施拆除手术，声称已看透“人生来就自私、就要竞争”的真面目，从而觉得自己曾经有过的对“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等等信念的狂热追求是“多么可笑”，既传递出一种受欺骗感，也传递出一种因无法彻底甩掉以往精神寄托而导致的内心分裂之苦。
很显然，在“2”和“3”中《窄》已经同主流的“伤痕文学”分道扬镳。
接下来是“潘晓”对“个人本位”观念的阐释和认同。在《窄》中，这方面的内容表述虽然不多，但它却构成了整封信的言语支点。其中就有那段曾经让无数读者为之动容的话：“我体会到这样一个道理：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就象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所以我想，只要每一个人都尽量去提高自我存在的价值，那么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也成为必然的了。这大概是人的规律，也是生物进化的某种规律——是任何专横说教都不能淹没、不能哄骗的规律！”
躲在最后面的内容，则是《窄》的灵魂所在。对个人主义的思想认同所带给“潘晓”的并非从此心中一派安宁，反倒是一种发生在个人主义观念内部的激烈冲突与挣扎：是选择缥缈却诱人的“伟大的事业”呢，还是选择平庸无奇的日常生活？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人，“潘晓”一方面“不甘心浑浑噩噩、吃喝玩乐了此一生”，不甘心社会把她“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因此像当时无数的文学青年一样决心以文学作为自己的事业，试图用作品来表明她的存在，她“拼命地抓住这惟一的精神支柱”，就像在要把她吞没的大海里“死死抓住一叶小舟”，另一方面，她又对“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的想法深感怀疑，与此同时，日常生活的压迫、磨损以及魅惑也时时萦绕着她——“按说，一个人有了事业，就会感到充实、快乐、有力量。可我却不是这样，好像我在受苦，在挣扎，在自己折磨自己。我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可自知内里是脆弱的；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我有时会突然想到，我干嘛非要搞什么事业，苦熬自己呢？我也是一个人，我也应该有一个温暖幸福的小家庭，去做一个贤惠的妻子、慈爱的母亲。”在此种种情形的交相逼迫下，某种精神上的危机不断迸发出来：“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可我一个人已经很累了呀，仿佛只要松出一口气，就意味着彻底灭亡。真的，我偷偷地去看过天主教堂的礼拜，我曾冒出过削发为尼的念头，甚至，我想到过死……心里真是乱极了，矛盾极了。”或许是受了写文章应当“首尾呼应”的观念的影响，《窄》的这个收尾又把我们又带回到它的开头：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回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
在今天，虽然“崇高”、“伟大”、“理想主义”等等这些曾经显得无比“坚固” 的字眼日渐颓圮，但重读《窄》的这句开头，依然能够感受到某种由一个新生的自我对另一个刚刚死去的自我所发出的无限感伤与哀悼。我们知道，《窄》是一件在黄晓菊和潘祎二人来稿的基础上经由马笑冬之手编辑加工再经《中国青年》编辑部集体把关而成的作品，因此至少在部分创作者的群体意识或无意识层面，它正是1980年代初的许多个人在以共产主义话语为核心表征的集体主义信仰或者共同体幻象坍塌之后，一时又找不到新的足以支撑下一段生命旅程之自我认同的产物。不过也正是在种种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观念才刚刚冒芽，还没有强健到足以对自我实施其精神专制的历史性时刻，《窄》这个小小的文本让我们看到了当代自我认同的多个故事性，以及当代个人主义叙事的多种选择性，其中既有集体主义的信仰残余，也有个人主义的新政宣言。而在个人主义的新政宣言里，也是既有个人主义之宏大叙事——“搅动生活，影响社会”的激情召唤，亦有个人主义之小叙事——“安心过好自己的小日子”的细密纠葛。其中最让人觉得需要留神的是，在潘晓的个人主义宏大叙事愿望和集体主义信仰残余之间，似乎还存在着某种隐秘而又暧昧的关联。尽管潘晓在阐释其“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的个人主义观念时有言：“我想写东西不是为了什么给人民做贡献，什么为了四化。我是为了自我，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然而接下来她还是不由自主地提到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向前发展”，并且习惯性地使用了在以往文学叙述中十分常见的一个意象——“太阳”，还特别强调了其“照耀万物”的客观功能，似乎想借此来建构一种其个人与他者及整个世界之间的契合关系，纵观全信，潘晓这种个人主义宏大叙事的最大动力来源似乎并非其当时的现实生活本身，而恰恰是其原有的集体主义信仰。
从过去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后果来看，集体主义信仰对某些个人的全方位浸润很可能会造成其对共同体生活及其相关想象的无限向往与迷恋，如其对所谓“自我与他人同在、与万物同在、与整个世界同在”的热切渴望，对那种“觉得自己的命运与整体休戚相关，血肉相连”之生存感受的深度入迷等等，而统治集团用以满足这些向往或迷恋的方式就是操持种种或虚构或真实的共同体宏大叙事，如进行铺天盖地的意识形态宣传，如发动全民性的社会运动。当以共产主义话语为核心表征的集体主义信仰大厦发生坍塌之时，很多人以往那种对共同体生活的向往或迷恋心理并不会即刻便随之坍塌，而是很有可能被带入新一轮的自我认同过程当中。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历史惯性的巨大推动作用，在新一轮的自我认同之初，与以往集体主义宏大叙事尖锐对峙的个人主义小叙事才没能迅速上升为一种普遍性的时代精神，而多是由个人主义宏大叙事担当主角。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当时武汉大学大三学生赵林写给潘晓的那封《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来加以进一步说明。赵林在其信中写道：
“和你一样，过去，我信仰共产主义，把牺牲自我以谋求人类的幸福当作自己生活的宗旨。我为牛虻流过眼泪，更为保尔的事迹所感动，我渴望着一种献身于人类伟大事业的壮举。……但是，生活很快就让我看到了它的真面目。……于是，我终于明白了，个人乃是世界的中心和基础。……从此以后，我开始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和欧美文学中的超现实主义里面去挖掘自我，我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寻找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态度，我从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叔本华、尼采等人的思想中去了解社会的本质，得到很多启示，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崭新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也许是大逆不道的，但它却是从我经历的痛苦中挣扎出来的。……关于保尔的那段人生名言，我并没有改变态度，只是有了新的理解，一个人只要在有限的生命中充分认识了自我，必然使生命之光焕发得比庸庸碌碌的人更明亮；在没有个性自觉的困惑中的悲观厌世，必然会虚度年华。狂热产生于遗弃自我，悲观失望也产生于对自己估量不足。总之，一切非进取的生活态度，一切奇怪荒诞的社会行为之所以产生，根本原因就在于否定了个人(或个人主义)和自私。被发掘了的自我就是一座宏大精深的宇宙，人们将在里面发现无数的宝藏。快去发现自己吧，快去让个体的能量全部释放出来吧！……我从来就是一个进取心极强的人。和你一样，最近我也在写作品。我充满了信心，非写成功不可！我写小说也是为了表现自己，发现个人的价值和普遍的人性，发泄内心的情绪，在外物身上打下自我的烙印。这种进取不是为了功利效果，而是为了满足自我扩张和表现的要求。我相信自己的能力，我也相信在努力提高个人价值，充分表现自我的过程中将会产生对整个社会有利的客观效果。因为自我和社会在发展趋向上并不是相反的。”
从赵林的以上言语中我们首先可以感受到一种所谓“自我”的话语虚构性与历史流动性——自我并没有什么先验的本质，而只是一个个被人翻开并予以讲述的故事，关键就看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版本，如何去讲述了。更重要的是，在这种自我的话语虚构性与历史流动性中，我们还可以捕获到赵林试图将以共产主义话语为核心表征的集体主义和西方现代个人主义缝合在一起的精神幻象。从其各自的历史形态来看，集体主义往往不可避免地属于一种大叙事，而个人主义则有着可以在种种大叙事与小叙事之间自由出入的变通本领，再进一步看，无论是在其经典表述还是在其通俗表述中，集体主义宏大叙事又只能是一种同一性的宏大叙事，因为共同体本位这一不可逾越的底线决定了集体主义叙事必定需要某种“元话语”作为整个叙事大厦的地基，而个人主义宏大叙事则既可为同一性宏大叙事，亦可为差异性宏大叙事。如此看来，同一性宏大叙事恰恰构成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一个话语交叉点，然而再加仔细辨认就会发现，由于个人本位乃个人主义不可逾越的底线，因而个人主义的同一性宏大叙事就只能是一种自我扩张型的宏大叙事，它与集体主义中共同体本位的同一性宏大叙实可谓南辕北辙。然而赵林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施以缝合的情形表明，在未被严格区分和仔细辨别的情况下，并搭乘着人类的某些精神幻想机制，仅仅外在形式相同的同一性宏大叙事就足以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架起一道被“误认”的桥梁。
这也刚好回答了：为什么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交接班时，那种已经被抽去集体主义内核而塞入个人主义内核的同一性宏大叙事却被许多人想当然地当作以往集体主义的精神传统继承下来？为什么以个人主义宏大叙事取缔集体主义宏大叙事的行动可以不被理解为一种起义或哗变式的革命与断裂，而被理解为一种新的、更加科学且更加现代的继承和发扬？在1980年代初，这种经由同一性宏大叙事的幻想性桥梁而将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连接在一起的个人绝非只有赵林一个，而是有无数人在此思想路径上并肩前行。譬如在当时的文学界，无论主流的或非主流的、中心的或边缘的，安分的或叛逆的，有许多作家都热衷于所谓人道主义的普遍立场，俨然以人民代言人自居，然而所谓“代言”一词本身，就时常隐匿着以个人为中心的主体、对象两分之思维定势，又因当时正值新一轮的自我意识大觉醒，“他者”意识的极度匮乏几乎是一种全民性的精神疾病，再加上携带着巨大历史惯性的同一性宏大叙事也似乎找到了新的历史动因，从而所谓“代言”很容易会变成一种创作主体的文学殖民行为，即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发现他者，诊断他者，启蒙他者，改造他者。那时，顾城就一边强调“新我”的诞生，强调“自己应作自己的主人走来走去”，一边又强调愿意“沿着同伴用失败探明的航线，去发现新的大陆和天空”，强调要用自己的诗歌“去驱逐罪恶的阴影”，去“照亮苏醒或沉睡的人们的心灵”，然而一旦个人偏执于自己的主观想象，他的所谓“照亮”可能恰恰是一次新的欺凌与暴虐，令人遗憾和震惊的是，诗人最后用竟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也正是在其时，张辛欣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男主人公不时将自己勇猛扎身于社会竞争的行为阐释为一种“纯梦幻的理想在现实中变态的追求”，他认为，“不管每一个人在用什么样的速度、节奏活着，整个社会，跟大自然，跟生物界一样，都被安排在生存竞争的和谐之中”，而“整个世界就在竞争中推进”，于是“个人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这里就被提升为一种从总体上结构社会、推动世界的核心方式，因此也就成为一种个人抵达其“与万物同在”这一旧有理想的新颖道路。亚里士多德云“诗比历史更真”，作为一个小说人物的“他”似乎挑明了其所处时代真正主流的精神状况——1980年代初期的“能人”与“强者”们似乎更加渴望能在自我扩张、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向全世界大声倾泄一句指向某种同一性共同体幻象的宣言：
“我就是历史！”
这便如张颐武讨论王小波在1980年代的独特性时所思及的那样：那时的文化氛围有一种热忱，把一切都理解为精神解放和主体超越“异化”，是一种自我实现的结果。我们都有一种强烈的、浪漫的热情，一种狂飙突进的狂热。这些新的理想，替代了“文革”后已经彻底破碎的理想，这种时代氛围其实抓住了每一个人。
但是同《窄》相比，《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又具有明显的文本单一性特征，这也是《窄》之后几乎所有已刊来信的共同特点。面对“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样一个在人世间亘古盘桓的问题，众人都太急于给出自己的“盖棺定论”。好在1980年的“潘晓讨论”从整体上恰恰构成一种较为民主化的对话格局，并且始终没有出现哪一种讲述个人的“故事”上升为统治型故事的迹象，这是特别值得我们珍视的地方。我们看到，在作品《窄》及整个“潘晓讨论”中，一方面是种种小叙事正在公然兴起：潘晓的年轻工友们大多沉溺于以烫发、穿戴等等时尚“小情趣”为征兆的日常享乐之中，并以此作为生活的第一要义，也正因为如此，她们都觉得潘晓过于“清高”、“怪癖”；而潘晓自己也常常会萌生倒向“小日子”的冲动；上海的一位中学生则干脆认为“人生道路就是为金钱、地位、个人幸福”。另一方面则是与存在之整体性这个人类经典故事息息相关相关的宏大叙事也获得了新的叙事支点——个人主义。与此同时，以共产主义话语为核心表征的集体主义虽然丧失了其一时的话语竟争力，但作为一种信仰残余，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参与构成了1980年代初所特有的精神气质。
三、一种为1980年代初个人主义叙事所特有的复杂性与挣扎
最难能可贵同时也在情理之中的是，作为整个“潘晓讨论”导火索的《窄》恰恰属于一个未完成的、非闭合性的文本，它里面存在着诸多不确定，诸多缝隙，诸多可能。与同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中的人物基本都找到了他们各自契合主流意识形态的奋斗目标或精神旨归不同，同时也与从“代言”角度切入对整个社会制度之疑虑的《苦恋》、《飞天》等部分“伤痕文学”作品不同，《窄》首次从单个个人的叙事角度将“文革中的个人成问题，新时期的个人也成问题”作为一个重大的精神命题提了出来，这是其尤为深刻的文学史意义。换句话说，在《窄》中，潘晓始终是作为一个“提出问题”的个人形象出现的，她的生活不仅在文革当中“成问题”，在文革后的新时期依然“成问题”，而且成的是大问题，大到对其当下的生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甚至令其简直“无法重新生活”。
对潘晓而言，“照耀万物”式的个人主义宏大叙事一方面固然显示出强大的精神召唤力，一方面却又没有强大到足以让潘晓从此能够坦然直面一切的地步。
首先，虽然“处处想表现出自己是强者”，但性别（女）、性格（一方面鄙视“庸俗”，一方面又“随波逐流”，敏感，缺乏足够的意志力和自信心）、年龄（已经23岁，年龄优势正在迅速丧失）、职业（普通职工）、学历（中学生以下）、家族条件（至少目前没有什么可供调动的较大资源，且处于分裂状态）等等因素又合力决定了潘晓在当时社会结构中的相对弱势地位，而那种弱者不得不经受的日常生活（“我工资很低，还要买大量的书和稿纸，这使我不得不几角钱几分钱地去算计……”）的反复磨损难免会让潘晓产生悲观情绪。
其次，潘晓对自己的文学创作能力乃至文学本身的社会影响力也一直心存怀疑：“再说，我真能写出什么来吗？就算是写出来了，几张纸片就能搅动生活，影响社会？我根本不相信。”这样一来，个人主义宏大叙事在潘晓这里就遇到了重大的障碍：“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最后，似乎还有什么未被说出的东西在《窄》中影影绰绰地波动着。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经由某种精神上的幻象与误认机制，在“潘晓”及赵林等人的个人主义宏大叙事之内，恰恰残留了集体主义宏大叙事的诸多身影，而具体到“潘晓”这里，便是在其当下的“照耀万物”同其以前的“人活着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这两种愿望之间，存在着某种个人试图将过去和现在、想象与事实予以统一或者缝合的隐秘冲动。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教育与逼迫下，那种内在于个人主义话语的人与人的对峙性终究会像一柄尖刀捅入以往共同体想象的心脏——在“潘晓”当时的集体主义信仰当中，“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乃获得个人幸福生活与存在价值的根本方式，因而自我总是怀揣着想要与他者融为一体、同获自由解放的美好愿景；而在其1980年的个人主义宏大叙事当中，个人本位观念的绝对前置必然会将自我与他人割裂开来，此时自我要想想抵达某种与他人同在的心理效果，就只能选择自我无限扩张的路径，以启蒙、引导、帮助、改造等等自以为是的名目去征服他者、殖民他者，使他者在其表征上统一于自我，然而由于缺乏真正的爱和牺牲精神的升华与浸润，自我与他人终究不可能实现全方位的契应与交融。
因此“潘晓”所发出的“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焦灼之问，就至少裹挟了以下几层意思：
1．集体主义信仰的崩溃使文革后的潘晓从此丧失了一个巨大的精神想象空间和灵魂寄寓之所，一种曾经可以被期待、被感受的生活共同体正在不断隐没，而留给潘晓的只是孤独、失望和哀悼式的怀想；
2．个人主义观念的确认使他人首先在经验层面成为与“我”格格不入的异己之物，成为横亘在“我”与世界之间的无数堵石墙，甚至成为无数座正在不断扩张的建筑，不仅挡住“我”的去路，而且蚕食“我”的生存空间，而“我”所能选择的就只有冷冰冰的竞争或者退缩；
3．个人主义宏大叙事的种种困难不断朝“我”砸来，个人似乎只剩下个人主义小叙事这一条道可以选择，而这恰恰是“我”最不甘心接受的。
在为《潘晓讨论——一代中国青年的思想初恋》写的一则短评里，张颐武尝作如此反思：“现在看来，那时的‘潘晓’的想法当然是矛盾的，一方面，她对于人生中的种种世俗的经验有深切的失望和抨击，并不认可那种个人的现实利益。但另一方面，她提及的有关‘个人’的争取成功和奋斗的愿望却变成了后来的普遍的社会愿望。在这里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现代性’的矛盾交织、冲突断裂的复杂与微妙，也打开了后来种种巨变的闸门。”
从文学史角度看，正是以上所述构成了“潘晓”与《烦恼人生》中的“印加厚”、《一地鸡毛》中的“小林”、朱文笔下的“小丁”或陈染笔下的“黛二”等个人主义者形象大不一样的地方。在所有这些文学人物里面，尽管每个人于其生活当中都成问题，都有着各自的生存焦虑或精神焦虑，但稍加辨别我们就会发现，踩在1980年这个大的时代临界点上的“潘晓”所成的问题无疑是最为辽阔、最为幽深的。她的问题是一个当代个人被扣押在集体主义叙事与个人主义叙事、宏大叙事与小叙事之临界点上的问题，因此其中不仅仅有某个既定叙事形态内部的问题，更有各个叙事形态之间彼此冲突与缝合的问题。就此而言，潘晓就是一根界桩，一座没有确切指向的路标。在《窄》这个小小的文本里面，始终包含着一些后来的文本所无法传递甚至无法想象的东西，并且越是远离1980年代，这些东西就越是难以直接显现自身。因此，当近在咫尺的《奋斗改变命运》一书以“解密‘潘晓讨论’始末”开篇，却以逢迎当下主流时代意识形态的所谓“个人奋斗”终局时，这种对历史的简化与改写就会因其太过明显的蓄意性和投机性而叫人生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