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和南斯拉夫的关系经过了由冷而热，由热而冷，再由冷而热的戏剧性变化。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独立夺取政权的。二战结束后，苏联在与南斯拉夫的交往中，企图以经济合作的方式占对方的便宜，控制对方，遭到铁托的抵制。斯大林一怒之下，于1948年把南共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中断了两国外交关系。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处于夺取政权的关键时候，需要斯大林的支持。而斯大林也曾怀疑毛泽东是不是铁托式的人物。毛泽东为了让斯大林消除疑虑，便要格外表明中国向苏联“一边倒”。1949年10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才五天，南斯拉夫就致电中国政府，愿意与中国建交，而中国却没有积极回应。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南关系开始解冻。1954年秋，苏联又派员来华，向毛泽东说明1948年情报局的决议是不公正的，建议中国也改善与南关系。这样，中国对南斯拉夫才作出迟到的回应，1955年1月与南建交，派武修权为第一任大使。

伍修权出使期间，中南关系曾相当友好，双方高级代表团互访。铁托还邀请武修权到多瑙河畔打猎。武修权对“南斯拉夫道路”进行了认真的调研，了解了党政分开、干部退休、工人自治等方面的情况，写成报告发回国内，当时受到国内的通报表扬。

然而，好景不长。1957年11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南共不同意“社会主义阵营必须以苏联为首”的观点，拒绝在《莫斯科宣言》上签字，和苏共关系再次恶化。中共当时支持苏共。1958年初，南共准备召开七大，在南共纲领（草案）中，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兄弟党的平等原则，反对垄断和霸权。伍修权得到《草案》后，草拟了《对南党纲领草案的初步意见》，认为《草案》的许多部分反映了正确的观点，“虽然我们与南共同志在一些问题上，在看法上有所不同，但是南拉斯夫人民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渴望和相当的干劲也是事实，而且这是最本质的问题，几乎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苏共要求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不派代表出席南共七大，只派观察员旁听。南共七大开幕后，一些报告和发言谴责苏联干涉别国党内事务。苏联大使退出会场表示抗议，身为观察员的伍修权也随之退席。显然，这个举动是中央的安排。即使如此，南共七大闭幕后，伍修权还是被召回国。有中央领导人看了他发回的《意见》，认为他同修正主义唱一个调子，要求他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检讨。他只好违心地检讨，并离开大使岗位。两国关系随后降格到代办一级。当时，中国和苏联站在一边，展开了对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

然而两年之后，中苏关系也恶化了。在同苏共的论战中，中共高举的仍然是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旗帜，并且把南斯拉夫和苏联捆在一起批判。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之中的第三篇，就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批判赫鲁晓夫以铁托为师，步南斯拉夫后尘，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

伍修权时任中联部副部长，代表中共出席东欧数国党代会，与苏共一方唇枪舌剑，直接交锋，也曾风光一时。然而文革当中，他同情南斯拉夫还是被当成“罪状”，连同其他问题，被关进北京卫戍区，“监护”了六年。这时，毛泽东已经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反苏比反美更优先，作为不结盟国家的南斯拉夫，已经属于毛泽东心目中的第三世界，中南关系开始回暖。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和铁托互访，修复了两党关系。

此时，伍修权在南斯拉夫成了倍受欢迎的人。他在回忆录中说明了其中的原委：文革中“把我怎样如实反映南斯拉夫的情况等问题都写成大字报上了街，公之于众了。听说南斯拉夫大使馆把这些材料都搜集了去。他们原来看到中国批判南共，总以为我这个大使没起好作用，回来汇报了不真实的情况，看了这些大字报，才知道了真相。他们说，原来伍修权大使还是如实反映了南斯拉夫的情况。所以我重新工作以后，几次去南斯拉夫都受到热情的接待，南斯拉夫有代表团来中国，也常来看望我，表示一番友好之情。1977年铁托访问我国，还送我一支猎枪，表明他一直记得曾同我一起打过猎的事。”

可谓因祸得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