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国际形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动荡加剧、乱象纷呈。这是大家的共识。但这个“乱”是一种局部的、短时期的或是震荡程度有限的乱，还是全局性、长时段的和剧烈震荡的乱呢？笔者的看法是后者。
也就是说，世界的大变局将要经历一场大动乱。这个判断直接关系到中国对国际形势总体趋势的把握，关系到中国根本性的战略应对。
2011年的国际形势已经显露出了强烈的征兆。
第一个征兆，全球持续恶化的经济危机与国际格局的深刻变动叠加发生，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基本盘面严重不稳。世界陷入乱局第一位的原因是经济。
美国和西方在国际格局中的支配性地位下落、国际权责体系的调整加快、欧洲一体化进程严重受挫、中东地缘结构发生重大变局、美国重返亚洲迈出实质性步伐、欧盟在西亚北非事变的国际干涉和治理中走到前台、俄罗斯推出自己的欧亚联盟构想。
第二个征兆，国际力量对比旧的平衡被打破，权力政治博弈影响大国关系走向的确定性。国际力量对比在原有平衡被打破的形势下，美国全球战略将以修复失衡的面貌出现。
美国今后的主导作用就体现为它要当国际政治的平衡手。为此，美国的战略目标现在是重振美国国力、重拾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
第三个征兆，全球性的贫富两极分化加剧，中间层分化，政治极化导致对抗因素显著上升。全球性的贫富两极严重分化和对立是贯穿于从“阿拉伯之春”到“伦敦之夏”再到“华尔街之秋”的整个危机链条的一个核心因素。
第四个征兆，西方国家陷入多重危机，面临体制和结构变革的震荡，并把危机转嫁到发展中地区。现在看得很清楚，西方国家的这场危机不是周期性和政策性层面出了问题，而是结构性、体制性、制度性的危机。
第五个征兆，伊斯兰国家对社会现代性的诉求出现无序化状态，正在酿成地区规模级的持续动乱并严重外溢。
2011年爆发的西亚北非事件正在整个大中东地区扩大蔓延。形成从北非、经西亚一直延伸到南亚的伊斯兰动荡带，并有可能使中东和平进程遭致严重阻滞、发生严重倒退。
第六个征兆，全球普遍工业化进程推动海洋工业文明时代开启，基于物质资源利益的海上争夺与对抗凸起。
随着全球化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卷入现代化和工业化的潮流，对物质资源的需求空前增长，世界正面临承受两个地球和三个美国的需求压力。
而人类陆地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和陆地资源的几尽枯竭。导致全球工业化向海洋方向寻找出路，标志着海洋工业文明时代的来临。
第七个征兆，地球生态持续恶化，各国对自然灾难的社会负荷几近极限，自然危机正向社会危机演化。
2011年全球性大规模的自然灾难和生态灾难比往年有增无减。自然生态屡遭破坏给人类安全带来威胁的比重显著上升。呈现出常态化、加剧化和向社会危机转化的趋势。自然生态危机强化无疑给麻烦丛生的世界雪上加霜。
第八个征兆，网络传媒的消极作用发酵，网络安全的脆弱性暴露，公民社会利用网络劫持和挑战国家权力的危险性陡增，网络战争与核扩散危险双双升级，并列成为最现实的大规模杀伤性威胁。
互联网同时成为一种新型的作战平台、攻击性武器和打击目标，具有了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特质，网络空间日益成为有关国家安全的主战场。
第九个征兆，美国霸权稳定体系严重动摇，影响国际公共物品供给缩减，缺乏管理的国际权力真空地带增多。
美国领导力的收缩不可避免地为现有国际秩序留下真空半真空地带，使得世界的混乱局面加剧。在现阶段还没有任何一个国际力量有能力取代美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管理或领导。
第十个征兆，国际公共认知能力严重滞后，国际社会对全球化治理的新情况、新需求准备不足，反应不力，举措失当。
第十一个征兆，非常态下的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国际社会的诸多矛盾在非常态氛围中存在激化失控的危险。
从上述列举的11个征兆中可以看出，2011年世界所显现的动乱不是局部地区的或单一领域的，而是全球多地域综合性的动乱；
造成这些动乱的因子，很多都具有普遍的内生性，从根本上讲，是全球化时代的生产力要求，与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现行的国家政治制度和国际关系体系发生严重不适应所致，是全球化时代深刻矛盾累积汇聚的结果；
在这种深刻动荡面前，国际社会的有效治理能力严重缺失，理念陈旧，政治管控力严重不足。由此可见，保持国际社会总体稳定的众多条件已经严重恶化。
世界正在被拖入到一场旷日持久的大动乱之中，危机的局面可能要持续相当长一个时段。
这场大动乱在内外两个方面同样会给中国带来深刻的影响和冲击，而中国渡过国际动乱期、最终实现和平崛起的出路和机遇恐怕也蕴涵在其中。
未来中国的大战略，应当着眼于如何在这场大动乱到来之际保持中国的相对稳定，以及在大动乱中如何因势利导地引领国际社会的变革朝着进步与稳定的方向前进。
康德在他的《论永久和平》一文中说，世界最终会以下列两种途径之一实现永久和平：通过人类的大彻大悟或通过巨大的冲突和灾难，其巨大程度已经让人类再无其他选择。
基辛格博士在他2011年面世的新著《ON CHINA》中意味深长地引用了这句话。现在看来，人类在全球化时代的不自觉正把自己推向康德所预言的第二种途径。
作者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摘编自《当代世界》2012年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