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长姓王，名任远，不知是否出自“革命任重而道远”？但要说明的是此院长非医院院长更不是大学院长法院院长等，因为他没有多少文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西瓜大的字认不到一箩。他是一个敬老院院长并任职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大约任职时间久加上他又是那一带大名鼎鼎的老革命，大家都称其官职，久而久之他的姓名除了身边人外一般人不知道了。即便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揪上台来批斗，台下群众仍“院长院长”叫着。他是个一生充满传奇和坎坷，却总给人带来快活的老头。
•轶事1•
听这位老革命讲故事
第一次见到他是1965年念小学三年级时，学校组织我们到丰甸公社远足。游览参观完一个大溶洞后，第二个节目就是听老革命讲故事。在师生热烈掌声中一个黑矮小老头一脚高一脚低走了进来，足下解放鞋又旧又破，一只大脚趾探头探脑，胸前衣襟有些油渍。与那位穿着军呢大衣威风凛凛常来学校讲传统作报告的老革命相比，显得猥琐。老头的故事挺动人的，讲着讲着就扯到杀AB团，他指着河滩说，当年杀AB团就在这个地方，一排排用刀砍，刽子手手起刀落，人的头在鹅卵石上滚。刽子手后面有两个后生跟着，其中一人拿着铁箍，等到刽子手杀完最后一人后便赶快用铁箍罩下去，套牢刽子手双手，拖他游走清醒——因为杀人多了会杀红眼不分青红皂白地乱砍人。讲到这里老头呜咽了：真是冤枉啊！都是自己人，今天我杀你，明天你杀他，有的一家人杀得绝了户，逼得一些人反了水。造孽呀，我说了几句公道话，他们就要杀我。幸好有人给我通风报信，我连夜躲进山才保了命。什么，革命怎么会……对我们这群从来把革命看得无比神圣纯洁的孩子来说闻所未闻，一个个瞪大了眼睛，从此在我的知识词典中有了杀AB团这至今仍谜团重重的东西。更让我们瞠目结舌的还在后头，他居然讲他指挥的游击队打过败仗，有一次被国民党军队追得光着屁股跑进山（大清早敌人偷袭，衣裤洗了晾在外，来不及穿），有个年轻的女游击队员还被国民党军官抢去做了老婆。天啊！我们的队伍不是战无不胜吗？电影里，书本中我们的官兵英勇无比，而敌人都是草包脓包啊。我小时最企盼的就是打仗，常梦见冲锋号一响，我们扑向敌人，杀得敌人鬼哭狼嚎，抱头鼠窜。可他是讲自己的亲身经历，不会骗人啊！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不上课。我回了趟老家，悄悄问当过老红军，此时被打成叛徒的爷爷，爷爷偷偷告诉我是有这样的事，红军不打败仗就不会长征，三个跟着曾山闹革命的叔公也不会全部牺牲。除了与众不同的报告，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头烟瘾极大，不停卷喇叭筒吸——用小长方形白纸包烟丝，形似喇叭，烟丝浓烈呛人。讲完后，校长讲了话，并要我们鼓掌对王院长表示感谢。我才知道他的身份。老实说这样的报告第一次听到，在我少年时的心中撒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从此小老头的形象深深扎进脑海。
•轶事2•
被这位老同志
搅得稀里哗啦的批斗会
正如一句名言所云：人生何处不相逢，没想到这小老头后来居然与我有了二十余年的交往。1968年母亲下放落户丰甸公社，我便进了丰甸中学。那天大礼堂开批斗大会，我们去看热闹。在一阵歇斯底里的“打倒”口号声中，一个眼熟的身影被架上台，胸前挂着写着“叛徒、反革命分子”的大黑牌。竟是院长！接着有人义愤填膺揭发他的罪行，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其干儿子。“文革”斗人场面见多了，这些程序司空见惯。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又让我大吃一惊，当台上造反派大声呵斥他：跪倒时，院长竟然怒目大声吼道：“跪我条卵！”架他的两个打手使劲压还踢其膝盖窝，他硬挺着，后来实在顶不住干脆躺下。毕竟过去是受人尊敬的老革命又是乡里乡亲的，加上几个老人直唤打手的小名，要他们手下留情，造反派也不敢太过分，只好由他躺着进行批斗。更绝的让所有人想不到的是他竟然睡着——发出了鼾声，众人笑声一片，连主持批斗会的革委会主任也忍俊不禁。批斗会就这样给搅得稀里哗啦的。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唯一的、搞笑的充满戏剧色彩的批斗会。
•轶事3•
叫板干儿子
几天后我又看了他一场精彩表演。他那个干儿子和我们住在同一个村，任大队出纳兼赤脚医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从外省逃荒来到丰甸，十来岁一身疥疮又干又瘦，院长见他可怜便收留下来，认作干儿子。院长本来结了婚，还没等生孩子老婆被抓了，死在国民党的班房里。后来有不少人给他做媒，均被他以怀念妻子而拒绝。干儿子聪明伶俐，院长视为已出，全心全意地待他，所有的工资补贴几乎全用在他身上，给他治好了病，供他读了高中，娶了媳妇，盖了新房，干儿子也信誓旦旦要为他养老送终。没想到这家伙恩将仇报，往他心上捅刀，把他描绘成死有余辜的反革命，连他讳言如深的男人根被炸残，不敢结婚的事也兜出来，还黑白颠倒说他如何如何虐待他，并口口声声表明要与他彻底划清界限、断绝往来！使他在众人面前丢尽了脸！如今已成身无分文（工资早停发）不齿人类的臭狗屎，从昨天起没有东西下肚了，饥肠辘辘……他越想越伤心，越想越绝望，便喝了几口农药，躺着等死。忽然想：死也要做个饱死鬼！便奔到干儿子家一屁股坐下，凶神恶煞地拍着桌子喝道：“我要到阎王那里去报到，赶快端菜打酒来，老子吃了上路！犯人枪毙前还要好好吃一顿哩！晚了就死在你家里。”干儿子毕竟心虚赶紧溜了，儿媳心善，连忙炒菜温酒。吃了几口，院长捂着肚子叫唤起来，听他说喝了农药，儿媳吓得瘫倒在地。正好我母亲骑自行车回来，当即用自行车推他上医院，儿媳眼泪婆娑地扶着他。幸亏是过期农药，毒性弱，他捡回了命。“文革”后院长平了反补发了工资恢复了待遇，干儿子又来黏他，他视若陌人，但对儿媳另眼相看。干儿子有求于他的事只有走媳妇的曲线救国之路。
•轶事4•
觅这位老先生的独门草药
送他上医院后，彼此之间有了交往。我母亲是国家干部被公社借用，有些事能帮帮他。我姐姐是下放知青，见老头可怜常为他洗洗缝缝。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使我们与他的感情一下子提升了许多。我姐姐不知是吃坏了什么东西还是受了热气，患了痢疾，吃了许多西药没效果，弄得人肌肤销铄。有人便要我们去找院长，说他有办法。老头到田间地头转了转采了一味草药（弄得稀烂怕人识出），嘱咐熬水喝，拉红痢放红糖，挂白痢放白糖。果然如仙丹妙药，当即止住。后来他告诉我这草药是他打游击时学来的，当年被围困于山中食物奇缺，不少队员胡乱填肚子还患了痢疾，为救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从一个老郎中那里获此草药，因为答应人家秘不外传故不能泄露。我年轻时曾为此写过一短篇小说《红军草》，曾被本省一文艺刊物列为备用稿，可惜一直没见发表。若干年后院长年迈体弱，知自己不久于人世才告诉我们这种草药。
•尾声•
他是一个“透明人”
1971年母亲调回县城，我们离开了丰甸公社。院长每年要来我们家住几天，当亲戚走。我知他嗜好吸烟，在烤烟厂工作时曾买了些特级金黄的烟叶孝敬他，他却说太淡不过瘾，对那些劣等黑褐色烟叶反倒喜欢。大学毕业后我去了部队，当我穿着军装出现在他面前时，老头喜笑颜开，连声说：好！队伍里又有我们家的人。1998年8月院长驾鹤西去，当时我正在九江长江抗洪大堤上，听到消息泪如雨下。
院长全家为革命做出了很大牺牲，除了老婆还有他的亲兄弟和叔伯兄弟等献出了生命。他告诉我他们那个村到解放时只活下六个人全是寡妇，到七十年代仅剩他一人。别人都说：本来院长会当大官的，大革命时就官至大队长，他过去的部下省、地（市）级干部都有了，唯有他不识时务，口太快、心太直：脾气太倔又认死理。到死仍是个入不了品的股级。可我却尊重他，在我接触的人中他是第一个实话实说，敢放言、敢抗争，善恶分明的透明人，他身上所折射的一些东西正是现代我们很多人不具备却是这个时代需要的！
（该文发表于《北京晨报》 2009-04-26 早茶•情感，此处略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