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在《晁错论》中讲了一个道理，大意是：一个国家的最大患难在于表面上太平，而实际潜伏着危机，如果坐视不管，以后可能难以收拾，如果现在就改，很多人都认为现在不是很太平吗？不相信危机，结果改的人必定招致横祸（晁错就是这样的）。

宋朝王安石变法，他耿耿孤忠，一心为国为民，最后却遭来天怒人怨。（司马迁很早说过，变古乱常，不死则亡）。他晚年被贬，至死都想不通，青苗、免役之法何以得不到百姓的认可，从理论上讲，那绝对是互利双赢之事。好在历史给了他一个清白，哲宗不仅给他平了反，还得享孔庙，也算是圣人。更为讽刺的是，那些骂他的保守党最后却成了“元祐奸党”。易中天在分析这段历史的时候，大发感慨，认为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是光明磊落的君子，虽有不同的政见，但道德人品都是一流。司马光、苏东坡作为保守派阵营的悍将，那可是彪炳千秋的人物。为什么他们极力反对改革呢？是改革好还是不改革好呢？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改还是不改，都是错误的。其原因是，根本性的政治体制不变，仅仅是经济体制的变化，改也好，不改也好，都成为现有政治体制中既得利益者（腐败分子）利用工具，不改，他们坐享其成，改，他们利用自己身份、权力去攫取更多的财富。王安石再能干，他也改变不了皇权专制下那些王公贵族、政府官吏对百姓（包括对一些地主，司马光其实地主阶层的代表）的盘剥与克扣。政策有时是好的，但下面的人在执行起来有多少会按照政策执行？百姓可以通过青苗法向政府去借贷，但经办人员的刁难与从中获得好处，会让百姓从政府获得贷款的成本高于向地主借贷，那些社会中稳定的力量（地主）也就没有任何动力去支持变法了。

所以，既定的政府构架或者说政治制度才是人们应该去特别关注的，只是在现有不合理的制度下去做修补的工作，哪怕你改革的意志与能力超过王安石，终不免落下身败名裂的下场。另外，构建政府的制度对一个国家而言，应该是元制度，是最基础的制度，那绝对马虎不得。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的大陆会议，才是真正把美国带向民主与繁荣的基础，因为那是对元制度的构建。

当今中国，如果依然拒绝宪政（这是元制度构建的基石），如果从来不去厘清政府的合法性，我相信，我们政府做的一切，哪怕全是为百姓做的好事，都将不会带来好的结果。因为人性肯定不是善的，那些标榜为人民服务的人，其实也就是人，既然是人，就会有人类的一切毛病。为什么我们不首先想点办法，制定制度去限制那些可能会出现的恶呢？

改还是不改，这是一个伪问题。只有当元制度已经建立，只有政府首先是真正的人民政府，那么选择什么样的体制，具体需要哪些政策，要改变哪些、保留哪些，才会是个问题。

所以，无论我国的左派还是右派，其实都是错的，搞不搞市场经济，怎么能够由政府说了算呢？左派批评那些市场经济中的富人（为富不仁），右派批评那些不思进取的穷人（吃大锅饭、国有经济），却很少人去质问，凭什么政府让我们在那里互掐？真要互掐，可以，先设定好元制度，在宪政议会的框架下，我们再来PK。因此，当今的左派右派应该团结起来，先去质问政府的合法性。不要像过去一样，斗争的目标被人为地转移，穷人以为自己穷是因为地主的贪婪。殊不知，地主本身也是交粮纳税的主。

在一个元制度就是错误的国家，没有一样会是正确的。价格是扭曲的，市场是不健全的，人民是苦难的，即使物质好一点，精神也是病态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一个很奇特的现象，这个国度似乎没有赢家，连官员都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我听过警察说过，听过法官说过，听过学者说过，也听过学生说过，那些农民、工人、拾荒者、乞丐就更不用说了。那谁是胜利者呢？真的没有。大家看看古代的皇帝，有几个是善终的，有几个是快乐的？不是搞别人就是被别人搞，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能快乐吗？

可为什么不去变化呢？变化的代价大，机会主义者又多，大家都得过且过。等到过不下去了，才会有些许的动力，这样的国度，只能是日落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