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就是有名的“五七指示”。而这封信的起因，却少见提及。近日，读到《邱会作回忆录》，才窥见事情的来龙去脉。

毛泽东这封信是对林彪送上的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这个报告就是邱会作主持起草的。邱为什么要起草这个报告？得从部队为什么要搞农副业生产说起。

此事要追溯到三年困难时期。当时食品供应紧张已经殃及部队，地方不能保证粮食供应，个别地方无粮供应，凭证买不到肉食和食油，有钱买不到蔬菜。邱会作讲了三个例子：１９６１年夏天驻山东的部队，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干，有时一星期也领不到一颗粮食。地瓜干又是１９５８年、１９５９年存下来的，原来根本不是当口粮的，而是做猪饲料，多数都是有霉点的，吃这种地瓜干苦得难以下嚥：１９６１年秋驻河南周口的部队吃的面粉，有百分之二十以上都有杂质，树叶、草、麦杆等都有，这种面就像麦麸子拌干草喂牲口吃的细料差不多；１９６１年驻四川绵阳部队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壳、砂子、泥土等。他说，这是我亲自在部队看到的，同部队一起吃过这种粮食做的饭。这样做是粮食不够充数而为的，部队的粮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东西，每人每天真正下肚的粮食也就是一斤多一点，战士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青人，见天吃这种饭能行吗？粮不够。瓜菜代，当然是出路，但部队哪有瓜菜？蔬菜、肉食、食油都没有，多数部队一年也尝不到几次肉味。凭票证领不到东西，这种生活不能长期下去。

当时，部队固然吃不饱，地方挨饿的现象更严重。周恩来让邱会作参与过几件救灾的事。１９６０年５月，广西横县驻军给邱发了一个电报，称政府机关因饥饿不能工作了，要求借军粮。周恩来让邱去秘密调查。邱到横县一看，县委书记躺到床上起不来了，有气无力，作揖流泪，伸出四个手指，意思是四五天没吃饭了。原来这个县为了保“卫星县”的名誉，断粮也不敢报灾情，已经饿死一千多人，每天还在死人。１９６１年冬，玉门、酒泉灾情严重，甘肃省委不报告，周恩来只好让邱会作拨出军粮调汽车星夜兼程送到村里，早一天送到，就少死好多人。１９６２年夏天，吉林农民因为没有口粮，必须上山下河采野食度荒，不能锄第二遍草。有人提出，如果能供给一千万斤粮食，全省主要产量区锄第二遍草，当年可增产十亿斤以上。为此，周恩来又让邱会作借出一千万斤军粮，秋后归还。

当时，来部队的家属猛增。家属极大多数是专门到军队吃饭的，而且不打算再走。他们说：“横直是饿死，死在家里，还不如在部队死在自己的亲人面前。”

军队困难，国家更困难。军队向国务院多要粮食也张不开口。于是，在１９６０年冬天由贺龙主持的军委常委会上，邱会作提出“自己动手搞生产，别无他法。”当时总政领导人提出异议，主要是怕影响突出政治。罗瑞卿向贺龙提议，由邱会作起草一个军委给中央的报告。于是，邱到北京周边部队调研，在１９６１年２月起草了一个军队动手搞农副业生产保证自己供应的电文，上报罗瑞卿，一周没得到答复，又直接报给林彪，才得到支持。有了这个文件，全军开始种菜，养猪，生产粮食和副食，大多数连队都有了一块菜地，一个猪圈，一个作坊，当年就解决了吃不饱的问题，部队再没有人得浮肿病。

从此，军队开展农副业生产不但合法化，而且成为长期方针固定下来，并影响到阿尔巴尼亚、古巴、阿尔及利亚等国家的军队，《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副业生产的报告》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毛泽东的信传达到中央军委，总政主任萧华对邱会作说：“恭喜你得了大奖。”

“五七指示”的内容远远超出了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的范围。其主要影响有二：一是体现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借重，对军队的借重，全国人民学解放军成为一时之风。二是勾划了一幅新的社会蓝图。军队要成为亦工、亦农、亦学、亦民的大学校，工、农、学、商和党政机关也要以本业为主，兼学别样。各行各业都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文革中，干部下放劳动的机构称为“五七干校”，其他职业的人到农村劳动称为“五七”道路。后人研究毛泽东的社会理想，都不能回避“五七指示”。军队从事农副业生产度荒的起因，反而无人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