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说过一件事，让人们记住了陈少敏的名字：“１９６８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开除刘少奇同志的党籍，表决决议的时候，坐在我前面一排的陈少敏突然喊哎哟，说是肚子痛，用双手捂着肚子硬是没有举手。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需要很大的勇气。我当时就么大的勇气，违心地举了手。”

按照常理，既然是表决，就有权表达不同的意见，赞成、反对、还是弃权，由参与表决者来选择。在常态下，不同的选择是正当的权利，并应当带来政治风险。但在１９６８年的党内形势却不是这样。当时标榜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其实连原有的不完善的党内民主也不复存在。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原有９７人，当时有一半处于被打倒的状态，能到会的只有４０人，只好补选１０名候补中委，代替已经去世１０名中央委员，才凑够５０人，刚刚超过半数。陈少敏６月下旬还曾被批斗，１０月中旬能够以中央委员身份与会，已是万幸，如果在会上公开表达不同意见，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其巨大政治风险可想而知。况且，刘少奇被打倒已是大势所趋，陈少敏就是不同意开除刘少奇，也改变不了墙倒众人推的局面。

但陈少敏还是做出了非同寻常的选择。她并不是真的肚子痛。会后老朋友刘毓兰以为她病了，去看望她，她认真地说：“开除刘少奇同志出党，我没举手。康生非常恼怒，向我呵斥：‘陈少敏，你干什么！为什么不举手？’”刘毓兰问：“那你后来举手了没有？”陈少敏说“我没有。”她还问刘毓兰：“说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你相信吗？”

陈少敏在文革中同情刘少奇不止这一次。１９６６年８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刘少奇失势的开始，当时毛泽东已经“炮打司令部”，陈少敏却在会议休息期间当着众人说：“少奇同志，我要找时间向您汇报女工工作！”但在历史上，陈少敏和刘少奇却并不完全一致，早在１９３７年白区工作会议上，她就和张霖之一起向刘少奇提出过不同意见。

陈少敏在党内资格很老，领过兵，打过仗。１９４５年中共召开七大，选出４４名中央委员和３３名中央候补委员，其中女性中央委员只有一名，为建党时期的老革命蔡畅，候补中央委员两名，一名是邓颖超，另一名就是陈少敏。１９５６年召开的中共八大，女性中央委员只有四名，即蔡畅、邓颖超、陈少敏、钱瑛。但陈少敏不愿意做妇女工作，于是建国后一直担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兼全国纺织工会主席。

陈少敏的老战友张霖之的儿子张光渝，写过一篇《巾帼英豪：陈少敏》，讲述了她一贯敢说敢言敢做敢当的故事。陈少敏解放初期去纺纱厂调查研究，发现工人们的劳动条件很差，待遇很低，她对政府迟迟不公布劳动保险条例很不满，就给毛泽东、刘少奇写信：“工人们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不断地捐献，义务劳动、劳军、救灾，政府也应该照顾工人的生活，使工人从切身生活中感到政府是自己的。但我们的政府则爱把粉擦在屁股上，费了一年功夫，起草一个劳动保险条例，人民眼巴巴等中央人民政府公布，至今不见公布。”大跃进时期，她又给毛泽东写信：“去年一年中，我们卖了很多狗皮膏药，狗皮膏药被我们卖完了。如果再不解决此问题，只好卖西北风（这个不要成本）。”“粉擦在屁股上”，“卖狗皮膏药”，敢于这样直言不讳地向最高领导表达意见的工会领导干部乃至各种领导干部，恐怕不但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

工会的职能本来应当是维护工人权益，为工人利益代言。但在现实生活中，发挥这种职能却是一道难题。由于许多地方的工会在维护广大工人权益方面不作为，或者不到位，工会已经成了一种摆设。一般工人遇到需要维权的事，也想不到去找工会，更不敢依赖工会。在工人、老板、政府三角关系中，工会目前是最软、最短的一条腿。造成这种局面固然有很多深层的体制原因，也与缺少陈少敏这样敢说敢言敢做敢当的领导人不无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