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阅读和思考的内在脉络，文章之间也往往密切相关。例如，上篇是“社会交往与数学直觉”，下篇就应当是“常识与社会交往”。

在社会交往能力的培养中，婴儿和母亲的关系最关键。在母腹里，胎儿和母亲的关系，依赖于生物本能。我们相信，此时，母亲的行为对胎儿有主导性的影响。一旦出生，脑和心理世界的迅速扩张就开始影响婴儿与母亲的关系。根据乔治.赫伯特.米德的阐述，婴儿学习语言的阶段也就是确立“主我”和“客我”之间关系的阶段。主我，即主格的我，它是行动者，它不是行动的鉴赏者。客我，即宾格的我，它是鉴赏者，它评价主我的各种行动。基于婴儿极强的模仿能力，社会通过客我对婴儿的行为产生影响。我们观察这时的儿童，如果他们已掌握了一些简单的语汇，他们常会自言自语地模仿母亲或父亲的口吻，告诉自己这些是可以做的，那些是不可以做的。

现代观察，对米德的观察有所补充。最重要的补充是：婴儿甚至在学会说话之前已经有了主动认知的能力。事实上，获得最早发展的，不是语言能力而是控制身体和注意的能力。对于三岁儿童而言，使用语言，成为最重要的社会交往活动。但是，我在前一篇文章介绍过，三岁之前，婴儿与母亲的关系直接影响婴儿学习语言的热情和效果。母亲对婴儿的关切是无法模仿的，这是因为我们的爬行动物脑和哺乳动物脑的许多功能，例如嗅觉、触觉、味觉、视觉和听觉，以及杏仁核系统，在语言发育之前已经形成了敏锐的面部表情认知能力。

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于是最常见地，通过母亲使用语言的方式及情感，潜移默化地但迅速地被婴儿模仿和习得。在三岁以上儿童的社会活动中，最初的核心价值观通过儿童的习惯行为获得表达，他们习惯了的衣食住行，他们的话语和表情，都是核心价值观获得表达的途径。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必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当这些价值观通过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表达出来时，我们称之为“常识”。换句话说，常识，就是我们的情感方式早已习惯了的“正确”行为。常识的重要功能，是在日常生活的各种场合自发提醒我们回避那些让我们感觉不舒服的事情。所以，常识是教养的重要内容。一个人的教养，在远离常识的场合很难不表现出来，因为这些场合引发的情感冲突十分强烈。人的行为，习惯性地，与情境相适应。所以，带着孩子去他们应当去的场合，是最好的教养方式。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小时候随父母去教堂的人，长大之后很自然地会去教堂，当然也可以不去。不像我们这些来自无神文化的人，去教堂往往出于好奇，如果不是出于更糟糕的理由的话。无怪乎，古人“小学”教育的内容，是洒扫、应对、进退。今天我们读《论语》，记录了许多这样的场景。刚入庙门的出家人，每日功课是挑水砍柴。坚持这些日常功课，性情可以达到“担水砍柴皆妙道”的境界。这与小学和论语的教养道理是一样的，不妨称为“情境教养”假说。

以往一百多年转型期中国教育的困难在于，文化的激烈转型，往往意味着核心价值观的瓦解和消失。因此，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常识被遮蔽的时代，虽然在西方，它被称为“知识爆炸的时代”。大学教育，这是我的感受，最重要的内容已经不是传授知识了。在当代中国，教师最重要的职能是引导学生从他们“应试教育”的课堂里每天带回宿舍的一书包一书包的概念里挣脱出来，回到常识。我真心希望每一名教师，从幼儿教育到大学教育，都意识到中国当代教育的痼疾是以概念代替常识。须知：概念而抽空了常识，就完全不再成为知识。古往今来，应试教育导致官僚化。另一方面，寻求风险和努力最小的官僚化过程，也强化了应试教育。但是，教育的官僚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破坏性。我在另外几篇文章里解释过，在我们所处的文化传统激烈转型的时期，大部分家庭不再有能力承担儿童早期教养的职能。所以，相当普遍地，我们的学校实际上承担着公立学校（而不是私塾）因缺乏情感交流而根本无法承担的儿童从出生到成人的全部教育职能。所以，那些植根于常识的教育者，或可弥补家庭职能失灵而造成的教养不足。但应试教育，尤其是应试教育的官僚化，彻底摧毁了这样的努力。今天，可以见到的情形是，中国教育的失败，使接收中国留学生的那些外国学校有意无意地承担了弥补这一失败的社会职能。当然，教养因文化传统而有所不同。所幸，中国和外国的传统文化（不是当代中国文化），尚有许多共同的优良教养。

简短的结语是：一方面，从无穷深远的历史……母亲的母亲的母亲-母亲的母亲-母亲-常识。另一方面，在儿童的脑内，抽象概念（左脑）和社会常识（右脑）保持密切交流，这样的脑就是健康的——我不愿意使用“成功”或“优秀”这些早已被严重污染了的语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