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集中讨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议题以及中国社会变迁对于社会学发展的意义。我们认为，可持续性是指人类社会整体的可持续性，而不是个体或小群体的可持续性；是一种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可持续性；是兼顾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性；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可持续性。认识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需要用辨证的观点、动态的观点，应当避免结构主义倾向，不能把中国与世界割裂开来。当前中国社会中同时并存着不可持续因素与可持续性因素，科学发展观则是中国政府追求可持续性的新战略。中国社会的巨变要求中国社会学深入反思其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位置，反思社会学者与其所研究的对象——社会之间的关系，拓展对于其研究对象的理解，同时要求中国社会学者保持理论自觉，致力于发展出整合的社会学，不断创新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中国社会；可持续性；社会学
洪大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一直延续的、最为重要的文明之一，中国社会有着数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是不容质疑的。但是，自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西方世界，包括中国内部，对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总是有着不同的声音。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了30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同时也积累和暴露了一些风险。鉴于此，国内外对于中国发展一直有着两种相互对立的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发展是可持续的，一种认为是不可持续的。前者强调了中国良好稳定的投资环境、训练有素的工人、幅员辽阔的国土、中国的创造精神以及中国的综合实力等等，后者则是基于中国严重的贫富差距、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公权腐败、犯罪剧增以及制度的形式化等等风险。因此，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准确把握中国的未来发展，是目前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
本文集中讨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议题以及中国社会变迁对于社会学发展的意义。这里将从五个方面进行阐释。一是笔者对可持续性的一些理解；二是讨论认识中国社会可持续性的方法论；三是分析中国社会中可持续与不可持续的主要方面；四是简要介绍中国政府促进可持续性的新战略；五是讨论中国社会变迁对于社会学发展的意义。
一、我们讨论的是何种可持续性？
20世纪80年代，人们提出可持续性主要是针对全球发展模式而言的，这种发展模式不具有环境方面的可持续性。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是指一种满足当代人需要但是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条件与能力的发展模式。但是，从那时以来，人们对于可持续性的理解仍然存在着分歧，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也进展甚缓。
在笔者的理解中，可持续性首先是指人类社会整体的可持续性，而不是个体或小群体的可持续性。从可持续发展关注后代人的生存条件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实际上，个体自身是不可持续的，每个个体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同时，仅仅关注特定群体的可持续性，可能会损害整体的可持续性，甚至导致不公正的可持续性。
在此意义上，可持续性必须是在整体层次上、为了整体利益的一种追求，各种利益相关者都需要自觉作出调整，以满足整体可持续的需要。
其次，可持续性应该是一种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可持续性。简单地将可持续性理解为保持现状，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一方面，并非现实社会中的所有方面都需要持续下去，比如说贫困、压迫以及各种不平等，这些实际上制约着整个社会的持续发展，是不应该持续下去的。我们需要通过动态的发展和变革来改变这种现状，以促进社会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人类自身的历史表明，在不断的变革和发展过程中，人类增强了其适应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人类社会可持续的重要保障。
再次，可持续性应该是兼顾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性。我们深知地球资源与环境的有限性，我们需要着重考虑环境系统自身的承载能力，强调环境保护，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但是，如果片面强调环境的可持续性，而忽视社会自身的可持续性，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环境与社会的双重不可持续。反过来，如果过分强调社会自身的可持续性，忽视环境系统的支撑能力，最终社会也将面临崩溃。因此，我们需要将环境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考虑可持续性问题，要致力于环境与社会的双赢。
最后，可持续性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可持续性，实际上没有绝对的可持续性。相比地球演化的历史，人类社会存在的时间是很短暂的。生命在地球上的存亡取决于很多复杂的因素，其中有些因素还没有为人类自身所掌握。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演变遵循着自然规律。我们讨论的可持续性是在可预见的时空中的可持续性。
二、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
笔者认为，在本文一开始提到的两种关于中国社会未来的观点都看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方面，但是，他们同时也都是不够全面的。中国当下的发展进程既有可持续的一面，也有不可持续的一面。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需要有更加科学合理的方法论。
首先，我们需要用辨证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任何社会其实都存在着多面性：既有进步的趋势，也有倒退的趋势；既有好的、人皆所欲的一面，也有坏的、人皆欲弃的一面；既有可持续的因素，也有不可持续的因素。在此，中国传统的强调辨证、演化的思维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源于中国古代文献《周易》的太极图，就展示了事物的阴阳、消长、动变、灵性等等，值得我们揣摩领会。
其次，如中国传统智慧所揭示的，我们看待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需要有一种动态的观点，着眼于社会趋势的发展变化。在30多年前，中国社会存在着1/3的贫困人口，这种状况明显是不可持续的。但是，今天，中国在缓解贫困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样在30年前，我们的计划经济体制暴露出了很多弊端，但是今天中国已经是一个市场经济取向的国家。中国社会中可持续的、不可持续的因素总在发生动态变化，一些不可持续的因素实际上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动力。
我们不能用静止的观点看中国，由此轻易作出的判断往往是缺乏远见的。
再次，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应当避免结构主义倾向，过分强调结构决定论，应当更加关注人的能动性，关注行动中的人，关注人们行动对于社会结构的重构和再造。中国的可持续性是一种行动中的、建构中的可持续性。中国人具有强烈的反思精神和努力求变的自觉性，善于学习，具有非常强的适应环境变迁和应对环境挑战的能力。因此，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除了看到已经发生的事情，还应更加注意倾听中国人自己的声音，观察中国人自己的行动。
最后，我们认识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不能把中国与世界割裂开来。事实上，孤立地讨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这是一个伪命题。当今世界，全球化加速推进，世界各国紧密联系，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与国际社会的可持续性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不正视并努力改变国际社会不平等的结构，不重视重构更加公正的国际规则，整个国际社会就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社会也很难外在于国际社会而保持持续性。
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不是我们孤立审视的对象，是需要我们共同建构的未来，它与世界密切相关。
三、中国社会的不可持续性与可持续性
当下中国确实是处在可持续与不可持续的十字路口。很多不可持续的因素已经暴露，还有一些不可持续因素正在积累。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也有着可持续的诸多因素以及未来图景。就中国社会中的不可持续因素而言，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是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面临着能源和资源风险。目前，中国许多重要自然资源已经开始供不应求，水、土地和能源尤其严峻。资料表明，中国水资源严重不足，几乎大半个中国都缺水；在一些丰水地区，水污染也非常严重。中国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5%，而且还遭受水土流失、荒漠化、盐碱化、废弃污染物以及开发建设的严重威胁，但还需要养活世界1/5的人口。中国的优质能源探明储量也并不丰富，多数矿产人均拥有量并不高，而且需求不断扩大，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在不断提高。
第二，中国经济增长成果的分配不够公正，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以往的经济增长是以很低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是以劳动力成本的透支为基础的，大多数社会成员没有从经济增长中获得自己应有的份额，资本所得与劳动所得严重失衡，财富过分集中于少数人手中。10%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1].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均不仅削弱了人们对于经济增长的整体认同，还导致了部分群体的相对贫困化和内需不足，从而制约了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是，这种状况的持续存在会导致社会成员的分裂，加剧社会成员之间的对立，危害社会稳定，破坏社会的可持续性。
第三，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改善严重失衡。中国利用市场机制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但过度的市场化和政府职能发挥不足、公民社会成长缓慢，使得中国社会福利的改善与经济总量增长不成比例。如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公共服务提供不足，且过分依赖市场机制又加剧了社会不平等。中下收入层的社会福利水平提升缓慢，甚至出现下降，再加上市场经济、现代化对生活世界的侵蚀，人们生活中的无意义感增强，生活满意度降低。
第四，中国经济增长伴随着严重的环境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建立在无偿或低成本使用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基础上的。这种状况导致了我国环境容量被过量使用，环境自我恢复能力大大下降，甚至不可修复。
一些地区在富裕起来的同时变成了生态灾区，甚至还没有富裕起来，环境状况就极度恶化了。近年来，中国废水排放量持续上升，水体污染非常严重。城市污染向农村转移，农村工矿污染凸显，农村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由于环境破坏所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纠纷也迅速增多。与全球气候异常相关，中国各种气象灾害也很严重，更面临着沉重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压力。
但是，从另外的方面看，中国社会也存在着明显的可持续的因素。
首先，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等手段，单位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在不断下降。
中国是近年来节能减排力度最大的国家。2006至2008年共淘汰低能效的炼铁产能6059万吨、炼钢产能4347万吨、水泥产能1.4亿吨、焦炭产能6445万吨。截至2009年上半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降低13％，相当于少排放8亿吨二氧化碳。与此同时，中国还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
2005年至2008年，可再生能源增长51％，年均增长14.7％。2008年可再生能源利用量达到2.5亿吨标准煤。农村有3050万户用上沼气，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4900多万吨。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目前人工造林面积达5400万公顷[2].
其次，中国辽阔的幅员，巨大的城乡、地区和阶层差距，虽然对整个社会整合而言是一种风险，但差距的存在也使得中国社会存在着不竭的追求改革与发展的动力，这种动力推动着中国不断深化改革和高速增长。同时，在日益扩大的国际和国内差距的刺激下，中国人民争取发展的愿望是持续而迫切的。目前的关键是转变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
再次，中国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同时，一直关注环境保护，这也体现了追求可持续性的努力。中国的环境保护是与世界同步的。将近40年来，中国在环境保护的机构建设、制度建设、人员配备、技术创新以及资金投入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进展。1981年，国家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只有25亿元，2008年增加到4490.3亿元，其占GDP 的比重也由1981年的0.51%增至2006年的1.49%[3].更重要的是，中国公众的环境意识在持续觉醒，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并积极投入环境保护或自觉维护环境权益，还有数以万计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在积极活动。
第四，从中国传统文化看，虽然它有种种局限性，但是其基本精神是追求持续和永生的，特别体现在对于后代人发展的强烈关注，如把“吃子孙饭，断子孙路”的行为视为是可耻的等。这样一些文化信念对于促进社会的可持续性而言，明显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尽管他们也有着潜在的消极意义。
事实上，中国政府的社会动员和治理能力依然是非常强大的，并有着深厚的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基础。依靠这种政府，中国社会保持了必要的整合和稳定，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防范和化解了一些危机，强化了大国地位，赢得了自己的尊严。笔者相信人们对于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成功应对巨大自然灾害、成功化解国际金融危机等，都有着深刻的印象。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政府是这些成功的保障，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可持续性的保障。
四、中国政府追求可持续性的新战略
中国政府追求可持续性的新战略，在中国被称为“科学发展观”。这里所谓“科学的”，实际上就是更好的、更加合理的意思，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4].这些宣言被看成是中共领导下的中国政府转变发展观的重要标志。
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政府致力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尽管政府依然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但是同时强调要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做到发展依靠人、为了人，发展成果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追求发展的全面性和可持续性，要在发展战略层面加强统筹协调。
在科学发展的战略中，能源安全受到高度重视。政府不仅提升了国家能源管理机构的层级，而且制定了明确的能源发展战略。正如2007年12月，《中国的能源状况与政策》白皮书，对中国能源生产与消费状况、面临的问题、可持续的能源发展战略进行了阐述，明确了中国将首先立足于国内能源资源、着重优化能源结构、努力提高供应能力的能源政策方向。此外，政府在推行能源节约、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增加能源供应、发展替代能源等方面都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在环境保护方面，政府不仅将环境保护行政部门的层级进一步提高了，而且明确提出了要推行整体性变革，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到2020年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政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作出的自觉努力。1990至2005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了46％。在此基础上，政府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5]，并将此减排目标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保证承诺的执行受到法律和舆论的监督。
科学发展观还提出加强社会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的任务，明确地提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社会福利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和改进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同时强调加强文化建设，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重建人民生活的意义体系。
有效协调利益分配，缩小贫富差距也是巨大挑战。从2010年5月17日到6月7日，官方的《人民日报》连续发表文章聚焦收入分配议题，指出要大力培育中等收入者占主体的社会，主要方法是通过促进社会流动，支持劳资谈判，加大劳动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所得，然后通过税收等杠杆来调节收入分配[6].
五、中国社会变迁对于社会学发展的意义
中国社会迅速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的变迁，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出了挑战。笔者非常赞同2010年世界社会学大会的主题：“Sociol－ogyon the move ”（前进中的社会学）。的确，如果社会学这门学科要证明它是有用的，它就需要贡献其对于社会变迁的理解，由此就必须改变其自己不断前进。
就笔者个人的观点而言，首先，笔者认为中国社会学需要反思其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位置与作用，反思社会学者与其所研究的对象——社会之间的关系。
我们作为社会学者，生活在一个快速变迁的社会中，而不是外在于这个社会。我们的研究和发现实际上引导着社会变迁。当下中国社会变迁是一个多主体共同建构的过程。社会变迁对于社会学知识的需求非常迫切，同时也对社会学知识的生产与供给提出了更加严肃的要求。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我们既不能保持超然物外的所谓“价值无涉”（Value Free），也不能对社会变迁的进程秉持一种完全拒斥与批判的态度。中国社会学需要一种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7]，中国社会学者作为推动社会变迁的重要主体，需要更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其次，中国社会学需要拓展对其研究对象——社会的理解。长期以来，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概念实际上暗含着四个预设：（1）社会存在于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2）社会存在某种普遍化、一般化的形式，各种地域性社会都朝着某种趋同的方向演化；（3）社会是与地理环境分离的，存在着极大的自主性；（4）社会是外在于个人的真实的存在，有其自身的自主性，个人受制于社会结构。
但是，社会变迁的实践告诉我们，以上预设是值得怀疑的，甚至是需要重新改造的。（1）全球化以及全球范围内的团体革命和全球风险社会的诞生，使得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社会”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一个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的全球社会正在兴起；（2）在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不同社会虽然表现出某种趋同的一面，但是并未消除差异，甚至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文化自觉还在强化和扩大差异，简单的社会趋同论是不成立的；（3）生态危机的日益严重，已经严重挑战了社会与环境二分的预设，社会不可能独立于环境。环境危机正在全方位地重塑现代社会的价值主张、生活方式以及各种组织制度安排。如果不把环境因素结合到传统的“社会”概念中，我们甚至已经无法真正理解现代社会；（4）尽管社会结构对于个人有着制约作用，但是我们日益意识到人类并不完全为其所主宰，这个世界在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的行动和想象。
由此，未来的社会学发展必须充分关注全球化、文化、环境以及社会建构。
相应地，全球社会学、文化社会学、环境社会学和行动社会学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更快的发展。
第三，面对中国独特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学者需要保持理论的自觉[8]，需要审慎地对待西方社会学的各种理论。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学有三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没有理论思维的社会调查研究比较多；二是利用中国数据和资料检验西方社会学理论命题的研究比较多；三是简单介绍西方社会学理论流派的研究比较多。这些工作对于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都是很有价值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中国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是，中国社会学要走向成熟，必须要结合中国社会变迁的实际，发展出自己的理论话语和理论模式，这样既有助于增进对于中国社会变迁的完整理解，也有助于更好地开展国际对话，让西方学者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变迁，而不是简单带着西方文化的眼镜来看中国。
第四，要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我们需要发展出整合的社会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学学科内部的分化过快，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也不够紧密，而其与自然科学的联系则更为肤浅。这样一种状况严重限制了社会学的视野，限制了社会学对社会现象复杂性的认识，限制了社会学对于当代快速社会变迁的理论回应能力。当下的中国社会学，不仅需要重视社会学、人口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社会政策学、社会工作学等学科的整合，而且要与其他社会科学开展有效的对话和交流，也包括建立与自然科学的必要联系。
第五，要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我们还需要创新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当下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受着定量研究的深刻影响，限制了社会学者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我们需要更多的参与性、解释性研究，需要更加关注人们变化着的价值观以及人们行动背后的意义世界。为此，我们需要更多地重视和发展各种定性研究方法，更加重视参与性、建构性研究，以此丰富我们对社会变迁过程的认识，增加我们对社会变迁方向的预测性，并自觉推动社会变迁。
最后，就中国社会变迁而言，笔者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中国关注世界，世界也关注中国。中国需要赞扬，但是不需要溢美；中国需要建议，但是不需要指责；中国需要规则，但是不需要遏制。
中国的可持续性与世界的可持续性是密切相关的。追求社会的可持续性，是我们共同的愿望，需要大家共同行动。
本文基于笔者在第17届世界社会学大会（瑞典，哥德堡，2010年7月11-17日）“可持续性与环境”主题会议上的大会发言稿修改而成，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8年度重点项目“生态文明的环境社会学研究”（08ASH001）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度项目“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社会学研究”（07JJD84019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中国财富向少数人集中，1%家庭掌握全国近半财富》，来源：中国网2010年06月08日。但是，后来数据提供者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作出澄清，说是10%家庭掌握全国近半财富。
[2][5]温家宝：《凝聚共识，加强合作，推进应对气候变化历史进程——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2009年12月18日，哥本哈根），新华网哥本哈根12月18日电。
[3《]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0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网站：http://zls.mep.gov.cn/hjtj/qghjtjgb/200909/t20090928_161740.htm
[4]《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页。
[6]参见《人民日报》2010年5月17日18版《劳动收入占比为何持续下降》，5月24日18版《收入差距为何不断扩大》，5月31日18版《工资共决，工企双赢才是真》，6月7日18版《壮大中等收入者队伍》等文章。
[7]参见郑杭生：《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8]最近两年，郑杭生先生就曾经多次提到社会学的理论自觉问题。参见郑杭生：《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载〔北京〕《光明日报》2009年10月20日；《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载〔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