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白雪猪头》（《钟山》2002/1）

苏童在这里沉入了对于过去的匮乏时代的回忆，他的描写异常细致和琐碎，却仍然饶有风趣。

他表现了那个时代的另外一种真实，一种被今天有关那个时代的泾渭分明、南辕北辙的争吵所忽略的真实。匮乏使得人们的对于生存的追求格外强烈。为了一只猪头而发生的激烈争执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却是那个时代的具体而细微的真实，有关肉店"走后门"的事情，也曾经是我童年时代记忆的一部分，由此而起的纷争非常频繁。但苏童的小说中却依然有一种人与人的相互信赖的关系，一种相互承诺的信任存在。

肉店的张云兰掌握稀缺资源"猪头"，她受到人们的畏惧和尊重。为了得到猪头，"我母亲"为她的孩子和丈夫做了裤子，但意外的是张云兰竟然突然调动，使得猪头没有了着落，但小说结尾处却有诗意的一笔，张云兰在除夕的雪中送来了猪头和难得的尼龙袜。这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中有了明亮的色彩。

《白雪猪头》让我们的回忆在黯淡的色彩中抹上了一点明亮。一种信任和温厚超越了时间的界限仍然感动了我们。苏童没有将那个时代简单化，他异常逼真地表现了匮乏和匮乏引起的纷争，但他也发现了匮乏中的某种坚实的感觉。苏童没有对于那个时代的大潮流做任何表现，但在这种细微和琐碎之中仍然投射了一种难得的时代感。苏童表现了那个时代的那种密切的邻里关系，那种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交往方式。苏童回到那个匮乏时代的回忆之中，回到那种特殊的日常生活之中的表达，这对于我们这个激变的时代而言，无疑是一种有趣的参照。

梁晓声：《贵人》（《上海文学》2002/1）

梁晓声仍然延续了他对于平民的关切，但这次是面对一个大学生。

他写的是城市内部不为人知的隐秘的故事，是一个有关实实在在的经济困难的压力的故事。当然，故事似乎过分戏剧化了，但却非常残酷。女学生素的渴望经济支持有一点疯狂的意味，她竟然依靠一个诗人的供养。而这个诗人竟然也是有点疯狂的，这使得小说如同一部黑色幽默的喜剧。但喜剧背后却仍然有一种别扭而黯淡的真实感。让你无法不关切这篇小说的世界。

梁晓声的写作相对简单朴实，但他把生活的压力写得格外具体和琐碎，让人根本无法逃避。在一个高速成长、面临众多挑战的社会，人们往往过分急于向前赶，却可能忽略许多生活的暗角。这个"贵人"的说法多少带有尖刻的讽刺的意味，但它却将一种在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的具体的经济压力凸显了出来。

梁晓声戏剧化了大学生活的经济压力，但其实未必大学生活有这样严峻，但它的确投射了社会生活之中无法回避的严峻性。但梁晓声有一种执着的对于困难的关切，但他也写到了友谊、信任和感情的作用，提供了一种寻找社群的团结的可能。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写作并不仅仅有中产阶级的消费趣味，尽管这种趣味也体现了一种活力，但同样也有对于这个时代的另外的追问和思考。这种思考的基点来自于对于社群的承诺，对于社会团结和共同发展的期待。这不是对于全球化的消极的反抗，也不是对于全球化的被动的迎合，而是在其中发出的独特的中国的声音，这正是中国的在百年悲情之后的新的民族性格塑造的起点。我们从这些小说中可以感到重返社群后小说展示的活力和生机。

白连春：《我爱北京》（《人民文学》2001/10）

白连春的《我爱北京》是最近发表的一篇让人震撼的作品。它用如诗的叙述表达了一种来自底层的情感。

《我爱北京》表现了为了儿子的死来到北京的农村老人李多粮和在北京写作的穷困潦倒的"我"之间的相濡以沫的感情，这种感情建立在共同的乡土的纽带之中，但又将它变成了一种新的生活的力量。李多粮的儿子李栋在北京被卡车撞死了，李多粮来到北京，他仍然幻想他的儿子仍然活着，他遇到了叙事者"我"，一个同样来自四川的潦倒的诗人。他们建立了一种父子般的关系。他们在北京的边缘生存，依靠捡破烂和卖菜生活，他们被欺负、无依无靠而且遭蔑视，但他们保持着一种美好的情感，他们去看天安门前的日出，他们共同回忆自己在长江边的生活，分享关切和爱。在那些有关垃圾场和卖菜摊的描述中也无法掩盖小说中贯流的诗意。

李多粮和"我"，两个底层的中国人之间的感情和他们对于这个国家的感情并没有因为艰难的生活而有所变化，寻找儿子的李多粮和寻找诗歌的"我"共同的对于社群的认同感让人感动，"我"对于李多粮的关切正是这种社群情感的最为有力的表现。他们仍然有所期望，仍然期望实现梦想，正是这一切体现了中国的力量。白连春把这种力量表现得格外打动人心。"我"与李多粮的感情不是来自血缘，而是来自一种对于社群的情感，一种新的社群的关系，它既依托于乡土情感，同情心和善良，但更依托于一种社会责任。白连春列出了在他的书包中放置的许多西方作品的名字，但他的感情却依然属于李多粮。小说的表现异常激动人心：

"你再看看李多粮的眼睛。那是一个七十一岁的老头儿的眼睛吗?那春水流经青草地的温柔，那秋阳下成熟的粮食的纯朴，那净无云翳的天空的晴朗，以及那一点点的忙碌得不遑喘息的菲薄的满足和幸福。这些东西呈现在他眼睛里，是如此的真实、深笃和亲切。没有一丁点儿卑鄙的机谋和诡计，有的只是艰苦的奋斗和挣扎、光明的激情和痛楚。这就是一个四川老农民在北京的生存原则。这也是我，一个对美好的精神世界怀有教徒般虔诚的作家的永恒追求。所以我们两个人能够在北京这么容易就碰到一起完全是神的安排，是奇迹。"

"我这里所说的神，既不是什么上帝耶和华，也不是什么佛主释迦牟尼，是我们身体里长江的腥甜气息，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就是长江。长江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亲母亲：我和李多粮都是长江里长大的孩子。"

这里深切地表现了来自底层的认同，这种认同对于那种个人力争上游的价值观是一种另类的反思，它召唤共同的对于中国和社群的感情。它来自底层，却又超越底层，成为一种跨越社会界限的新的力量的展现。

阿 成：《东北的吉普赛》（《佛山文艺》2001/12上）

这种社群的激情也同样表现在阿成的《东北的吉普赛》。

《东北的吉普赛》表现了一个在北京奋斗失败的东北青年在依兰的"二人转"班子中获得的温暖，表达了被全球化抛在外面的"输家"的尊严和力量。他们历尽艰辛，却有一种坚韧的生存能力，也依然有对于生活的信念。这些都展现了一种来自底层的对于社群生活的渴望。这个在北京的失败者鱼标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作者对于这些挫折的描写格外的细腻和逼真。这个东北青年的"明星梦"的幻灭是不断失败的结果，女友对于爱情的背离、北京文化生产的边缘的那种竞争的残酷等等都变成了梦想幻灭的前提。

在这里，阿成发现在这样的生存竞争式的你死我活的奋斗中，总会有人被抛在外边，而这些人的生存在那种丛林式的法则中变得毫无意义。这个青年如同无根的浮木，失掉了认同和生活的勇气。于是，在边城依兰的那个"大雁剧社"的意义就变成了一种在急剧的变化之中的不变的承诺。这个来自民间的剧社是充满了活力的。小说提及了公家剧团和民间戏班子之间的差异，刻意表现了民间戏班子和本地社群之间相互依赖，水乳交融的关系。

小说描写戏班子演出的段落是最为感人的，这里的演出并不仅仅是传统的，而是也有一种对于流行文化的本地化的重写，一方面融合了传统二人转的剧目和表演，，一方面也"模仿"当下的大众文化，好像是一种文化大杂烩，却使得这一切完全融入了社群生活的具体情境之中，使得表演足以投射社群的欲望。这就在文化与社群之间建构了一种新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得戏班子的生存和本地社群之间有一种"有机"的关系。而这个青年也最终发现了一种新的支持自己生活的能力和自身的价值。

小说的结尾是戏剧性的，在他演出的过程中，他昔日的女友，电视台的主持人在台下观看，这是一个类似情节剧的片断。但这里的表现是异常微妙的，一面是昔日女友无动于衷的淡漠，一面是鱼标热切的演出。这里的表现凸显了一种真正的复杂的情感，也是阿成留给我们的意味深长的表达，显示了他的困惑和游移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