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季的“民主革命”（“宪政革命”）中，被革命的，是专制制度，而革命的，则既包括以孙中山为首的主张民主共和的革命派，也包括主张英式君主立宪的立宪派，还包括主张日式君主立宪的清政府。也就是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不是当时中国“民主革命”（或曰“宪政革命”）的唯一推进力量。
任何一场革命，肯定都是有破有立。辛亥革命在政治体制层面破的是什么，立的又是什么？这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仔细想来，却颇费思量。
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辛亥革命推翻的是“封建君主专制”，建立的是“民主共和”。
但是，近来，可能是受到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一书的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原来，中国自秦汉以来，基本上就不存在“封建制”，被辛亥革命推翻的清王朝，并不是什么“封建制”。因此，有人提出，辛亥革命推翻的，不是“封建君主专制”，而是“君主专制”。至于“立”的一面，则大家基本上仍然认为是“民主共和”。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建立起民主共和，这就是那场革命在制度层面上的破与立。
然而，侯旭东先生在发表于2008年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中提出的一个观点又深深地刺激了我们的大脑。据他的研究，中国古代是一个专制社会的问题，其实只是19世纪末的中国人，在受了西方一些带有偏见的言论的影响之后才得出的看法。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未必“专制”。
如果侯先生的立论完全正确，我们还能说辛亥革命推翻的是“君主专制”吗？这不得不令人深思。不过，在侯先生的大作问世之后，就有好几位学者撰文商榷，其中尤其是黄敏兰女士的《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与侯旭东先生商榷》一文，言之甚长，最有分量。
我个人也觉得，即使中国古代的一些朝代，如两汉，如唐宋，君主不那么专制，但是，明与清呢？明代自洪武废除宰相制度，皇帝既当国家元首又当政府首脑，难道还不专制吗？尤其是清代，在明代制度的基础上，又发明出军机处制度和奏折制度等，加上清代的君主大都勤勉有加，难道说清代的皇帝也不是专制君主？清代的制度不是君主专制？因此，在我看来，对于“古代”，恐怕也要区别了来看，而不要把几千年的历史都贴上一个“古代”的标签，就认定“古代”的君主“专制”或“不专制”。鄙意还是比较认可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所说，明清两代可称君主专制。
既然清代的制度是君主专制的，那么，说辛亥革命推翻的是“君主专制”，应该是可以成立的吧？
但是，恐怕还是有问题。
当我们说清代是君主专制，其实是把清代的制度看成了一个一成不变的体系。这样看问题，恐怕比把几千年历史贴一个“古代”的标签还要危险。因为，清代虽然在建立军机处和实行奏折制度之后，君主专制空前强化，但到了清末，受到西方政治的影响，加上内忧外患的时局的刺激，在政治体制方面进行了重大的变革。这一变革的本质，就是以君主立宪制度取代君主专制制度。这一变革的肇端，曾经被认为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经孔祥吉等学者的考证，证明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等并没有提出颁宪法、开国会等君主立宪主张。因此，宪政改革的启动，还是要推1906年开启的预备立宪。
在预备立宪期间，清廷在政治体制方面做了大量改革，行政系统正朝着责任政府的方向发展，立法系统方面建立了省一级的咨议局和国家一级的资政院，司法系统方面确立了四级三审的司法审判体制，整个国家的政治系统，正朝着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的方向发展。
既然清代的政治体制在其季年已经偏离了君主专制的传统轨道，而开始朝着君主立宪的宪政民主的轨道转弯，我们确实不太好将辛亥革命推翻的制度称为“君主专制”。
当我们说辛亥革命推翻的是“君主专制”，建立的是“民主共和”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中有两个预设。一个是，被革命的一方是专制的。另一个是，革命的一方，也只有革命的一方，是民主的，只有革命的一方在进行民主革命。关于第一个预设的不正确，一如前述。关于第二个预设的不正确，我们也稍作分析。
革命，其实不仅仅指暴力革命。在自然科学界，经常把一种范式对另一种范式的取代，称为“科学革命”。在人文领域，也有类似的现象。就在辛亥革命期间，在文学领域，有过把文学领域的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也称为革命的，因此有所谓“诗界革命”、“小说革命”；在史学领域，则有过把研究主体从政治精英转向社会大众的变化称为“史界革命”的行为。因此，在辛亥革命时代，确实有将各个领域中在短期内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称为“革命”的习惯。
就是在政治领域，当时对革命的理解，其实也不仅仅是暴力革命。在论战期间，革命派提出，他们所进行的，既包括政治革命，也包括种族革命，还包括社会革命。其中的社会革命，是以收买的方式实现土地国有，显然就是一场和平的革命，而不是暴力革命。
梁启超在与革命派论战的时候提出，在当时的中国，种族革命和社会革命都不可行，唯一要搞的，是政治革命。所谓政治革命，就是以宪政取代专制。而要以宪政取代专制，搞君主立宪即可，不必付诸暴力去推翻君主。
在论战中，革命派虽然不赞成君主立宪，但并未否定过以宪政取代专制是一场革命。而现代民主，基本上是一种“宪政民主”，只要实行宪政，肯定是有民主的，而各国所搞的民主，也基本上都是宪政民主。即是说，在辛亥革命时代，宪政取代专制的“政治革命”，在本质上也是一场民主革命。
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发现，在这场民主革命（或称宪政革命）中，革命派不是唯一的“革命者”。被我们称为“立宪派”那些人，其实是主张以“君主立宪”的宪政制度革“君主专制”的命，主持预备立宪的清政府，其实也是在以“君主立宪”的宪政制度去革“君主专制”的命。不过立宪派比较倾向于英式的君主立宪，而清政府则只能接受日式的君主立宪。至于革命派，则不赞成任何形式的君主立宪，而主张彻底推翻君主制，实行民主共和的宪政体制。
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说，在清季的“民主革命”（“宪政革命”）中，被革命的，是专制制度，而革命的，则既包括以孙中山为首的主张民主共和的革命派，也包括主张英式君主立宪的立宪派，还包括主张日式君主立宪的清政府。也就是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不是当时中国“民主革命”（或曰“宪政革命”）的唯一推进力量。
因此，我们看到，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 Reynolds）撰写的《新政革命与日本》一书，其所说的新政革命，就主要是清政府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主导的变革。而中国学者郭世佑的著作《晚清政治革命新论》中，也就既讨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推进的以民主共和为目标的革命，也研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主张的君主立宪，还研究清政府在20世纪初所主导的各项改革。他们可以说已经意识到在辛亥期间，推进中国民主革命的，不仅仅是革命派，立宪派、清廷同样属于这场革命的推进者。我们认为，要准确理解辛亥革命那段历史，必须具有这样的眼光。这样去看问题，才不至于在理解那一段历史的时候，只看到革命派的历史功绩，而看不到立宪派和清政府等政治力量的历史功绩，甚至将他们贴上“反革命”的标签，任意贬斥。
从这个角度去看辛亥革命在制度层面上的破与立，我觉得，可以表述为：辛亥革命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制。
这一提法，包含了这样的朴素认识：在晚清，本有两种政治革命的方案。一种是以君主立宪制革君主专制之命，一种是以民主共和制革君主专制的命。两种方案竞争的结果，是立宪派和清政府的君主立宪方案都未能行得通。但是，在革命派方面，虽然既有民主的目标，也有共和的目标，革命的结果，却只是实现了共和的目标，民主的目标则没有能够实现。
在共和国建立之后5年，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写道：“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这一声浩叹，可以作为辛亥革命建立了共和制而没有实现民主政治的一个小小的注脚。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图书评论》杂志2011年3月号（新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