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长黄奇帆先生披露，重庆卫视将有重大变化：不再刊登其他媒体视为血液的广告，而在某种程度上向国外的公共广播电视看齐。原本每年3亿多元的广告收入部分将由重庆广播电视集团其他11个频道接济，部分将由政府掌握的财政来补贴。

这一举动已经引发业内和社会的关注，因为中国媒体自上世纪80年代走向市场，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运作的新制，给媒体带来了空前的活力，当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如广告过多过滥，喧宾夺主，导致了媒体片面追逐利润的冲动和取向，因而引发各类观众的反感。甚至造成广告客户对媒体内容的控制，产生了一种新的审查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重庆的做法有其充分理由，也回应了人们对媒体健康内容的期盼。黄市长说得在理：“大家有时候把国际惯例给忘了。”西方国家还有公共电视，如英国BBC和日本NHK，它们至少有一个值得肯定之处，那就是免播广告。西方能做到，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到。

当然，考察以BBC为代表的公共电视，我们不难发现，不播或少播广告洁净了荧屏。但是更关键之处是，在基本摆脱了行政当局干预的前提下，尽量免遭商业社会中十分强大的巨型企业的影响，这是BBC在1927年作为世界上第一家公共广播公司的独创性，某种程度上也是英国左翼力量在媒体领域的一个贡献。

但是，BBC不是黄市长所说的“各国政府都有那么一个公益类的媒体”中的一个，它的独创性体现在国家所有制之下的公共管理：由一个具有较广泛社会代表性的理事会来具体管理，以保障新闻和评论自主权。政府不参与其日常运作，更不会规定它是一个“红色频道”。

而在实践中，人们看到的经常是BBC批评政府，即使批评有误，即使政府十分恼火，一般也奈何它不得。BBC在2004年对布莱尔政府伊拉克战争决策的批评就出现过差错，结果不了了之。因为公众认为，监督政府乃媒体天职，而政府在战争期间过于神秘，新闻界难以掌握确切消息，差错在所难免。

当然，欧美的公共广播电视也有差别，大致有以下类型：第一类是专业模式，以BBC为代表，还包括加拿大、爱尔兰、美国和一些北欧国家的公共广播电视。这类广播电视在很大程度上摆脱政治控制，而由广播电视专业人士运作。

第二类是国会模式，公共广播电视是各政党依据比例代表制加以控制的，典型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的意大利广播电视台（RAI），不仅理事会根据比例代表制任命，而且三个频道由各政党瓜分：RAI-1由基督教民主党控制，RAI-2由各“世俗”政党控制，RAI-3由共产党控制。

第三类是公民或法团主义模式，类似国会模式之处在于公共广播电视的控制权是在不同社会或政治团体中分配的，但这种代表性超越政党，扩展到工会、商业协会、宗教组织、族裔社团等其他各种“社会相关团体”，荷兰为其代表，组建成一个代表不同亚文化的支柱化广播电视组织体制。

第四类是政府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广播电视接近国家广播电视，直接受到政府或政治多数派的控制。经典案例是从戴高乐治下到上世纪80年代的法国广播电视，但如今已经改制，而靠拢专业模式或法团主义模式。

根据权威人士的看法，专业模式和法团主义模式较优，专业模式的特征不是由多数党主宰公共广播电视，而是广播电视与政治的分离。法团主义模式的特征是广泛的社会代表性，与民主的理念相当吻合。在这两种模式中，新闻专业主义得以成长，媒体自主而负责的报道和评论产生了相较其他模式更高的公信力。但是除了欧美已经作古的政府模式，其他三种模式中都不存在行政当局对媒体的直接指挥。

形成对照的另一种组织形式是与政治依侍主义相联系的媒体模式，媒体资源由庇护人控制，并输送给依侍人以换取服从或各种形式的支持；正式规则不如个人关系或者经过社会组织中介的关系那么重要，对于特定利益集团的承诺较强，而真正的“公共利益”观念较弱，结果往往是媒体的工具化。

所以，重庆卫视要真正成为黄市长所说的“公益频道”、“公益电视台”，关键要看这个频道或电视台迈出的改革步伐是否能尊重新闻规律和实现编辑权自主。果如是，即使是像今日欧洲的公共广播电视有了一些广告，似也无碍其公共服务职能。反言之，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广播电视不播广告，我们周边也还有拒绝广告的国度，也不见得值得回溯和效仿。

原载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