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犹如置身于黑暗的旷野/陷入混乱的进军和撤退之中/在那里，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混战。”

这是著名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IDENTITY AND VIOLENCE The Illusion of Destiny）的引言中特别提到的一首诗。这样的场景足够可怕，茫茫黑夜，就像行走于《大逃杀》里的荒岛之上，到处都是虎视眈眈的敌人，暴力无所不在。

“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混战”，听起来很让人痛心--痛心于“混战”，也痛心于“无知”。而后者往往是诸世纪发生于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的根源。人类也许是世界上唯一会为观念而战的物种，而很多观念无异于人类自取灭亡的捷径。

在该书中，阿马蒂亚·森提到单一身份认同可能带来的社会冲突。据阿马蒂亚·森的理解，全球范围内潜在冲突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基于如下假设，即可以根据宗教或者文化对人类进行单一的划分，而这也是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的致命伤，它不是发现了冲突，而是助长了冲突。

“世界上的大多数冲突与暴行都是由某一看似唯一的、没有选择的身份认同而得以持续。煽动仇恨之火总是乞灵于某种支配性身份的精神力量，似乎它可以取代一个人的所有其他关系，并以一种很自然的好战方式压倒我们通常具有的人道同情和自然恻隐之心，其结果或是朴素的原始暴力，或是在全球范围内精心策划的暴行与恐怖主义。”（《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

“没有选择的身份认同”阿马蒂亚·森论述的关键，这种单一身份认同不仅削减了人类的丰富性，而且制造了大量族群对立。笔者要强调的是，“没有选择的身份认同”本身便暗藏着一种暴力。而这种隐性暴力有的是外界强加的，有的则是自我施加的。

先说外界强加的单一身份认同。比如“犹太人”概念之于纳粹分子，“图西人”概念之于手举砍刀的胡图族种族主义者。同样，在中国盛行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当“地主”成为单一的身份认同，它同样制造了许多悲剧。当一个人被强力标签为“地主”，成为被批斗的对象，他身上所有其他关系或者身份便消失了。他不再是一位父亲、儿子或者丈夫，不再是乡亲邻里，甚至也不再是劳动者。他只是“寄生虫”、“剥削者”等污名的集合体，其他归属关系的消失使他失去了本该属于他的一切救济渠道与同情心。在那些极端的年代里，相关的简化还包括“黑五类”“汉奸”“卖国贼”等等。通常它们都具有一种道德上的排他性或者对立性，成为被驱逐的对象。要想在一个人身上施加暴力，没有比赋予他一个单一的身份，一个与众不同的标签，比如“敌人”更容易做到的了。

即使在今天，这种“没有选择的身份认同”仍然大有市场，或者至少令人担忧。比如若干风尘女子被抓，当她被警察拉去游街示众的时候，她们的身份便只剩下了“小姐”。同样，对于有些作奸犯科的官员、“为富不仁”的商人，如果有暴烈的社会运动，除了“贪官”“奸商”他们是否还有其他身份？

至于自我施加的单一身份认同，我们常会见到这样一种场面：一个人在慷慨陈词之后，以“因为我是中国人”结尾，便会获得台下如雷的掌声。有时候也会构成一种强迫，如“你什么也不是，但你必须是一个中国人”。单一身份认同的观念往往将世界简化为两个国家，一是中国，二是外国，而外国不是中国之外的其余地方，而是与中国对立的另一半。所以，当郎平执教美国排球队与中国队竞赛的时候，有人会问她“你为什么背叛自己的祖国？”对于世界上允许双重国籍的国家，许多人更是不解。他们会设想一个尴尬的局面--如果两国开战，你到底忠诚于哪一方？

事实上，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在人的“多重归属”的基础上，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中提到了“多重忠诚”的问题。除了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忠诚于本国的亲友，你还可能因为忠诚于异国的恋人，忠诚于自己乃至人类的良知美善而努力阻止一场发生于两国之间的战争。

“无知的军队在黑夜中混战”。这个世界已经承受了太多的惨烈与混乱。为什么强调我们是公民，乃至世界公民？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公民身份之价值，不只在于强调身份的平等性，为社会划一道底线，也在于通过建立并强调这种统一的身份认同使每一个个体拥有尽可能多的身份认同与救济渠道。

和垄断一样，别无选择是一种暴力，当我们只能选择别无选择的时候，我们也在选择一种暴力。正如阿马蒂亚·森所看到的，坚持人类身份毫无选择的单一性，哪怕只是一种下意识的观念，不仅会大大削减我们丰富的人性，而且也使这个世界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进一步说，单一的身份认同是我们施加于自己或者他者身上的一种暴力，它不仅使人类变得渺小，而且一盘散沙，甚至互相为敌；而承认我们身份的多重性，并非不现实地说我们都是一样的，回归于一种单一性，而是像诗人多恩所承认的那样“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小至一城一池，大至东南西北，最大程度感受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以开放而宽容的心怀体味自己与他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