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资源稀缺，就必须有“歧视”。不过，艾智仁（A.A.Alchian）指出，不同的歧视标准导致不同的资源配置效率。物竞天择，若资源配置效率太低，物种就会消亡，剩下的物种表现出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就人类社会而言，具有更高资源配置效率的资源配置制度，被认为是更加“理性化”的制度。贫困意味着资源的极度稀缺，一个贫困社会，长期而言，要么消亡，要么接受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制度。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为了消除贫困。 　　

以市场为基本的物质生活情境，在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人类社会演变出了许多不同的市场制度，它们当中有一些表现出更高的效率，有一些表现出更大的公正，有一些表现出更多的自由。但是，若把所有这些市场社会归入同一个集合，我们会看到，在任何一位无偏的观察者感受中的“效率—公正—自由”这三个维度所生成的空间里，这一集合之内总会有一些社会，它们在效率、公正、自由这三方面同时表现出比其他社会更糟糕的情形。换句话说，存在着一些市场制度，采纳了它们的社会，既不能享有较高的效率，也不能享有较大的公正，同时，还不能享有较多的自由。 　　

美利坚合众国的第二十任总统，詹姆士·加菲尔德先生，一位古典语言学者，一位贫民区教堂的牧师，一位内战时期的英雄，于1881年7月2日遇刺，9月19日死亡，第二天，副总统阿瑟宣誓就任美国第二十一任总统。令人生疑的是，被捕之前，那位刺客高呼：“从现在开始，切斯特尔·阿瑟就是美国总统了！”这位可疑的阿瑟，在担任总统期间，因其所作所为，给美国的政治学语汇增加了一个新的单词——“cronyism”，它的含义是：偏爱裙带关系，任用亲信，结党营私。借助于这一术语，西方学者把日本和印度尼西亚的资本主义称为“裙带资本主义”，特指广泛存在的商业利益与政治特权的结合。 　　

1992年，美籍加拿大女性作家和都市政治活动家，琼·贾柯比斯，发表了她的第五部引发公众注意的著作，《生存系统》（Systems of Survival）。以柏拉图式的语言和理念，她把人类社会的种种病理现象概括为两种永恒不变的“德性综合征”并发的结果。其一称为“商业德性综合征”——它导致了商人、农民、企业家和科学家等人群的病态行为，其二称为“卫士德性综合征”——它导致了政府、慈善组织、宗教机构、根块采集和狩猎人群的病态行为。当一个社会受到这两种综合征的并发的影响时，该社会要么“黑帮化”——为了改善效率，要么“集权化”——为了捍卫某种价值观。1997年，多伦多市赞助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题为“琼·贾柯比斯：观念决定生存”，并设立了“琼·贾柯比斯奖”，专门授予对多伦多市的生存做出贡献的“无名英雄”。 　　

人类最原始的社会分工（对“肢体分工”的超越），几乎可以肯定是基于血缘关系的，即两性分工，故而有了“家庭”。当人类试图把合作范围扩展到血缘关系之外时，就产生了“市场”。哈耶克曾指出，在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的不同阶段演变出来的各种制度及其道德观念，它们之间往往发生冲突。例如，在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传统的“家庭”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与现代“市场”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冲突。根据哈耶克的判断，这些道德观念之间的冲突及其解决路径，最终决定一个社会是否能够实现“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参阅《致命的自负》）。 　　

亚洲，特别是东亚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在“任用亲信”与“经济效率”之间的冲突，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增长而日益尖锐。如果我们不能摆脱“裙带资本主义”的肮脏束缚，我们就几乎注定了要放弃几乎全部的“公正”，并且放弃相当大部分的“效率”，最后，也将令人心痛地放弃我们多数人已经享有的“自由”。 　　

可是，即便我们都赞同上述道理并且都要求摆脱“裙带资本主义”的肮脏束缚，我们却未必能够实现我们大家都已经赞同的社会选择（也可以称为“公共选择”）。究其原因，是由于我们需要一种能够落实我们大家共同选择了的制度的制度，后者被称为“宪法”。对哈耶克来说，这样的宪法，源自全体公民的道德诉求。对布坎南来说，这样的宪法，可以而且必须被落实为全体公民对“立宪参量”的公共选择。 　　

2004年，琼·贾柯比斯发表了她的第七部引起了公众注意的著作，《黑暗时代即将降临》（Dark Age Ahead）。仍然以柏拉图式的语言和理念，她把守护人类社会的力量概括为五项价值观——社区与家庭，教育改善，科技进步，旨在满足公民需求的税收与政府，专家们的道德自律。她警告我们，目前正蔓延着的一种“大众健忘症”——即大众对于失去了的东西的不断遗忘，最终，由于对普遍失去了的有价值的事物的普遍遗忘，将把人类社会再度带入黑暗时代。